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曹子建后期诗歌创作中的心理失衡

［内容提要]:      建安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子建适当三国丧乱之际,其在黄初,太和时期的艰难境遇更是引人注目:忧生之嗟,求生惧死;飘零无依,骨肉分离;亲友早逝.生命无常;渴望报国,怀才不遇……。所以,在曹子建后期诗歌当中反映他在当时生活失去平衡,心灵陷入矛盾痛苦的作品较多,表现了其深沉的失落感和漂泊感。这种结局由客观条件决定,带有一定的不可抗拒性和悲剧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人的主体意识,预示了这一时代的死灭气息。 [关键词]: 曹植(子建)   后期诗歌   心理失衡  压抑   曹氏父子的产生,实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伟迹。曹操四言诗独超众类,曹丕七言独创新体,而五言之集大成曹子建尤为百世大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岂非奇事?而作品之富,影响之大,则三曹中以子建为最。 钟嵘《诗品》云:“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成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之论之有周。孔,鳞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黼,俾而怀铅允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诗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世,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廓庑之间矣”［1］。钟嵘对曹子建的推崇,可谓到了极至。子建之诗,成功也有其因素:一、卓越之天才。谢灵运谓:“天下才一石,子建独得八斗”，［2］良非溢美。所以子建心敏笔快，能道人不易道之情,叙人不易叙之事，状人不易状之景。此其所以得成一伟大诗人也。二、仁侠之性格。其诗歌皆充满至情至性之句,积极牺牲的精神。三、谦虚之态度。《与吴质书》中说: “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今君子,犹亦病诸。”［3］可见,曹植对待创作之谨慎,自处之谦虚。四、恶劣之环境。尤其在黄初,太和一段子建处境之艰难,尤令人同情,忧生惧死,飘零无依,骨肉疏离,报国无门,生命无常……使其后期创作蒙上了悲剧色彩。 依我之拙见。曹子建八斗之才,在后期诗歌中表现更突出。子建不欲与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如果他所处之时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心中少些忧国忧民的情感,即使自己无法建功立业,心中的失意痛苦也不会如此的强烈。但不幸的是，子建处于三国丧乱之际,东有吴,西有蜀,内有司马氏篡夺之野心,作为一个王室宗亲,岂能袖手旁观？可是文帝嫉其才,明帝不能申其请。仅靠母亲之怜,幸存于世,报国无门,眼睁睁的目睹王室衰落,这又岂是一急一悲所能表述的,也正是在夹缝中子建的创作才显出巨大的光辉! 与“公子不及时事,但美遨游”的前期创作相比,后期创作处处表现着悲凉哀叹的情调,反映了他生活失去平衡,心灵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精神状态,更深的表现为一种无归属感。这种无根蒂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压抑不满,逃避现实的心理 在文帝七年间,子建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挣扎。怀才莫展,忠不见信,尤其使他痛心,曹操时曹丕虽忌其才,但恐其父,则未敢迫害。登位之后,便对曹植及其密友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基于环境之陡便,曹植仅在其母的怜爱下才讨得生存,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内容与情调已大异厥初。多言孤仙与夫孤妾逐妇之不幸生活,写法也转为索物寄情,引类比喻,掩抑吞吐之致。此时之作无不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如：《美女篇》。此篇曹植借美女以自况,用美女因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反映了作者被弃置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明帝时期,表面观之子建生活较文帝为优,实际上内心的痛苦,是有加无减。明帝与子建外示尊宠,内实羁縻,寂而不用,与乃父同辙。太和三年之讹言迎立,权臣司马懿拥兵自大,尤使子建含不白之冤,通社稷之危。因为趋生避死,生命无常的经历使曹植在矛盾痛苦和失衡的心理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曹植无法承受来自各方面巨大的精神压力,所有自己的主观认知,抱负水平,与现实社会都显得格格不入,这使得曹植心理上有了障碍,他把悲观的痛苦的经历和体验在无意识中避免回忆,不去思考,自己无法摆脱压抑难过的经历和事情,在挫折压抑的阴影下更不愿开启自己的心扉,而出现了逃避现实,不能正视社会的心理。由此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虚构一个世外桃源的仙界,借神仙以寄坏,缓解内心压抑而郁闷的痛苦心理,一方面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激,更多的是他无法承受社会现实的变动,这使得自己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忧虑,压抑,不满……种种消极情绪都表露了出来。 （二）寂寞无助,孤独失落的心理 曹丕以“七步诗”欲害曹植,借封地将兄弟调离京城,为斩断子建羽翼又害其亲友,短短几年里,被迫搬迁三次,建安二十五年至太和六年,他被迫迁封六次,生活想浮萍一样,东飘西泊,无法安定下来,郁郁不得志,年仅四十一岁就早逝了。其中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的忧虑,溶入了他深沉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如《杂诗六首》中的第二首：“转篷离本根,飘摇随长风。……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这是一首描写客子从戎远行,生活悲苦的诗,表现了客子的飘零流离的痛苦,揭示客子衣食不济的悲苦生活。诗中溶入了作者自己的生活影子,有自嗟贫困之意。曹子建在《迁都赋》的序文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徒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实则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作者就是借客子不幸写自己的苦痛。《赠白马王彪》是反映其生活最全面的一首诗。诗中曹植痛感任城王的暴死,又有感于归藩时,想与曹彪同路东归而遭到国监的阻挠,便愤然写下这首诗。其中表现了骨肉生死离别的悲痛和对曹丕迫害亲人的抗议,又转而联系自己的生死,忧危之感,悲叹自己性命难保。全诗感情真挚,时而高亢激愤,时而悲痛缠绵,将非常复杂的事情和心理,表现的异常明白感人。表面旷达的语言里,包含着多少勉力和抑制的人生悲伤。 当寂寞,无助,郁闷等不良情绪反应和难耐的精神空落感缠绕他时,他感受到自己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与现实的人际交往水平产生了差距。亲兄弟的威逼,使他重受打击,亲同手足,却如此冷漠无情,内心痛感失落。再加上六次迁封,以及与兄弟同行的阻挠,曹植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内心的紧张,过度的焦虑,怀疑自己的能力,自尊心的损伤,自信心的丧失,失败感,愧疚感,以及对前途的迷茫,从而使他处在了一个紧张失望,不安急躁,郁闷忧虑茫然无措的痛苦状态之中。 （三）惊慌恐惧,过度敏感的心理     对于曹丕的时时提防,处处小心,使曹植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苟延残喘的困境。对生的渴望,其实寄托了建功立业的希翼,对死的恐惧,又时刻提醒他不能平庸一生。在这生与死,希望与毁灭的矛盾中曹植做着垂死挣扎。因希望尤存之喜而产生暗淡的前途之悲,感叹时光流逝,人生短促,好景不常。盛世难再的诗作也不少。如：《苦思行》,此篇写求神仙而不可得遇一隐士教他“忘言”,即对于世事缄默少言。曹植处于忧谗畏饥的处境下,欲求神仙而又不得,所以只好守默全身远害之方。此诗表面言神仙,实际写自己避祸远害的苦心,反映了曹植在当时政治压迫下所产生的惧祸心理。又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何如？……”诗中反映了诗人深感人世间的局促狭小,四海之大,九州之广,却无可托足,羡慕仙人优游自得,快乐自由的生活。生命后期曹植成了一个非常忧郁的角色,异常苦闷使他产生强烈的解脱愿望。为此他不由自主的乞求于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那种人格。诗作中也就较多的出现求仙只类的消极之作。过度敏感是一种扭曲的心理状态,是人际关系的“绊脚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曹植处处留心,时时提防生怕有什么差错,因为他的精神长时期处于人为的高度紧张的状态,凭自己的想象,凭个人好恶来理解周围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使他恐惧害怕,这使他的体态反应和机体功能都处在高度的应激状态之下,紧张,焦虑,忧虑,内心的惊慌,使他对现实充满恐惧失望,从而变得消极悲观而自卑。 （四）自卑消极,屡受重挫的心理 前期曹植得父之恩宠,抱有一番宏图大志,但因任性而行,不自凋励,饮酒不节”,“性简易,不治威仪”[4]而失去曹操的欢心,结果在与曹丕争夺太子地位的暗斗中失败,反而陷入了一种险恶境遇之中。曹植一生的理想“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虽未在曹丕父子的迫害中衰竭,但心愿终不能达到的苦闷使其痛苦不堪。如：《杂诗六首》中的第四首,用比兴的手法借佳人空有绝世之貌而不为世俗所重,抒写了志士有才而不得施展的悲哀。“南国有佳人，融化若桃李。……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持。”《白马篇》中作者借描写游侠少年,抒发了自己的报国情怀。游侠少年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正是作者不惜牺牲,以身许国的精神写照。曹植前期怀抱鸿鹄大志,抱负希望,当这种需要持续性的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挫折感,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到最终化为泡影,他内心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感,从而抑制了自信心,产生自卑感,增加了心理负担,屡屡重挫,这种持续的压力使其处于失望压抑,沮丧忧郁,苦闷紧张的心理和情绪反应下。最终,在心里的极度失衡下,年仅四十一岁就早逝了。 由上述分析看,现实的压迫,心灵的危机,逆境的挣扎,虽然束缚了诗人向往奔放不羁的自由境界,使之与当时的文化主体隔绝,摧残了他的人生理想,但也正是这种孤绝无援,寂寞无依……等一系列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成就了曹子建俊才之争的才华。所以,政治无门,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文学。同时,他又不甘心失败。不屈从命运,一种平静的生活被颠覆,所有的事物在瞬间失去了正常的位置。这恐怕是子建后期诗歌创作中心理失衡的最终诱因了。 试想从司马门事件,太子位之争,迎立雍王植……等大事件中经历了的曹植,那时的心理变化是多么巨大,早期人格之堤已被冲跨,前行之路已被雍塞,漂泊无依的灵魂只好另筑人格之巢了。紧张,冲突,矛盾……早已激化了他已有的创伤,正常的心理发生错位：高兴时会流泪,悲伤时会发笑!他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充满了否定与无助!而对于这位情绪外露的诗人,能写出如此丰富的诗作,表达温柔敦厚的情绪,不能不归功于他有着比同时代诗人更为深刻的生活认识。此时,他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所以,在后期他在前期以孔孟思想为主的原始儒学基础上逐步向老庄思想靠拢,用庄子“以人入天,天人合一”的哲学来安慰受伤的心灵,以求得一时的解脱。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事实上所有的人格理论家,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什么样的主张,都认为人格同时容纳着可以导致相互冲突的两极倾向。”那么,在心理失衡之下,曹植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在古代中国,士——诗人面对挫折,大体会有三种不同反映：一是反抗，二是顺从,三是“顺从而不失己”,即所谓的“儒道互补人格”在一系列“挫折”之下,曹子建的人格,心灵发生了变化：他选择了顺从而不失己。首先，“顺从”表现在根植于他人性深处的一大弱点——顺从强者,屈从权威。所以,后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的带罪藩王。在他后期许多委婉抒发抛弃后的复杂心理的诗中,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丝毫没有改变。之所以这样说,一则是由于忠孝观念的束缚（曹植本性是仁厚淳朴的）,二是摄于对方手中的权势。由此可见,曹植的这一心态也反映了专制制度下士人的普遍心理。从这一方面讲,子建就有了自己不愿接受,他人无法认同的“依附型”人格。其次,“不失己”,是其人格重组后的“亮点”。一是在逆境中坚持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不减其功业意识与英雄意识。。二是“独弛于云天之迹”,追求逍遥自由精神境界。在《桂之树行》中他说“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此时曹植对于道的理解,对生死的体悟,与庄子思想极为契合。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冲撞是曹植处于一种被撕扯的状态,也决定了不能完全使二者和谐一致!所以,失衡心理的出现是难免的。 曹植作为一个欲求辅君匡世的贵族,他终生未能实现心中的报国宏愿,这显然成为影响他一生的最大因素,也成为了他终生的遗憾于失败。也正因为如此,子建才能将心中的一腔愤怒通过文学抒发出来,从这一角度看,这又是文学的一件幸事。在子建留下的近八十首诗中,件件都有生活的印记,处处都涌动着他细腻的感情,非同寻常的遭遇,两种迥异的思想的冲击,使子建产生了敏感失衡的心理,也正是它点燃了诗人心中沉寂的才情,描绘了一代才子波澜起伏的一生！   [注释]: ［1］.钟  嵘.《诗品》.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40页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139页 ［3］.殷义祥.《三曹诗文选译》. 巴蜀书社. 1990年版. 123页 ［4］.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中华书局. 1982年.  108页   [参考书目]: 1、陈  寿.《三国志?魏书》. 中华书局 .1982年  2、刘跃进.《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版 3、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 4、殷义祥.《三曹诗文选译》. 巴蜀书社. 1990年版 5、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6、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版 7、王  巍.《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8、周丽萍.《大学生学习挫折的消极表现刍议》.社会心理科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