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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人心动。它要求我们直面大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以让美好的理念变成现实。
按一个法国学者的定义，“大城市就是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如果让我描述对大城市的感觉，则“个人孤独地行走于人群中”可能是贴切的。这里，城市的规模（大）显得异常重要，它提供的人际互动的规模对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感受和个性气质都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确实，大城市生活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外在景象“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与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并且也是“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如果与陌生人相遇不可避免，人们采取的往往是努力避免和陌生人的交往（比如尽量只是被看见而不要对视）。关键在于，无论陌生人说什么，都要尽力不去搭理他。因此，陌生人成了人们在生活中拒绝和他说话与交往的人。这种逃避使人的都市生活呈现出片断的、短促的、易逝的景象——“万花筒景象”，结果引起了现代人心理的紧张感，这不是在某时某地的紧张，只要身处大城市，心理和精神的紧张就如影相随。
我们真的能避免和陌生人交往吗？“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实在是离不开、躲不掉陌生人，可我们总在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的问题和困惑部分源于我们对陌生人的这种矛盾态度。
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与陌生人交往是需要学习的。纵观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发现，若要陌生人社会健康的运作，就需要全社会确立起尊重契约的理念，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往往“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把他们联接起来，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使得大多数人能较好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少有欺骗行为发生。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人陆续进入陌生人社会，这需要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变化。可“契约精神”“法律意识”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结果是：一方面，传统道德共同体的约束效力明显在减弱，如离婚率上升，遗弃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某些力量仍在隐秘地支配社会的运行，红包、后台、暧昧出格的饭局，让法律显得有气无力。观察今日之中国，熟人社会的道德运作逻辑与陌生人社会的法律运作逻辑既冲突又共存，这时时都在呼唤我们改革的深入。
上述这一切，给中国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生活——打上了特有的印记。我以为，今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某种焦虑，大多与此有关。现在我们自由抉择的余地大了，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但我们不知道罐头、火腿和奶制品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被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自己得的病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刀，甚至自己的存款放在银行里是否会以各种“服务名目”而变得越来越少……这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今天中国的家长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及你将来走上社会怎么怎么样。在这样的观念里，“走上社会”就是到一个完全是由陌生人组成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你处处都要防范，并且需要学会很多的求生技能的一个公共空间里去。这表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念中，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概念，它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的确会产生彼此间的冷漠状态。因此，怎么理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理解在家庭、血缘或地缘关系，或是比较自然的朋友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的问题。
在我看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义，不光是高楼林立、汽车奔驰，它是能够培育出严格遵守规则的人群，以使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责任和同情。如果有一天，我们谈到社会这个词时，将它看作一个好词，一个正面的词，比如说，它代表着一种正义，代表着一种集体的力量，代表着安全和帮助，它就回归到比较健康的理念了。
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在陌生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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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 作者:苏秀 日期:2010.11.15 版次:11 |
在陌生人之间
■苏秀
读了10月9日“笔会”上柳延延的《大城市，陌生人相聚之地》，非常赞同作者的观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义，不光是高楼林立，汽车奔驰，它是能够培育出严格遵守规则的人群，以使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责任和同情。”
我记得建国初期的上海，确曾有过一段堪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日子。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儿子读小学一年级，女儿在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三点女儿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跟丈夫都还没下班。周六一早，我会雇一辆经常在我家附近做生意的三轮车，预先给他来回的车费，我七岁的儿子放学回来，就坐上这辆车去接五岁的妹妹。我那时从没担心过孩子会出事，根本没去记过三轮车的车牌，也没问过蹬三轮的师傅姓甚名谁。那种欣逢盛世的欣喜，使我至今怀念不已。如果现在这样做，恐怕两个孩子早被拐跑了。
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相声段子，其中有一句歇后语：“老太太上车——有座”。十年“文革”弄乱了人们的思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鼓励的是相互揭发，为了自保甚至不惜揭发、诬陷自己的配偶、父母和兄弟姐妹，遑论他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互相戒备，更何谈信赖与同情？而今，路见有人受伤，不敢相救；造假者，飞黄腾达；“谈理想”会被人笑为迂腐……有人形容，你辛辛苦苦写一黑板的字，他们像一块破抹布三下两下就给你擦光了。
进入新世纪，我已年届古稀。偶尔乘坐公交，总会有人让座。但是我发现，让我座的多半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在“文革”中出生并长大的青年，几乎从没有人让过我。有一次，我在前门上车，对面坐的八个人，有七个是小青年，让我座的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年人。我家对面有一所中学，他们出行时，总是争抢着上车，从没见他们排过队。这种时候我总会感到很郁闷。
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坐车。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上来时，我女儿赶快站了起来，她边上的一位男士也马上站了起来，对我女儿说：“你坐吧。”我想他一定是受过“ladayfirst”的教育吧。我女儿看到他手里拎着好几个大包小包，说：“你拿了那么多东西，还是你坐吧。”这时，我心里感到了一种温暖。
确如柳延延所说，我们在车上遇到的人，“过去没有见过，今后也多半不会再见到。”但是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人类。就算是狼群，在遇到危险时，断后的狼也还懂得，为了保护群体，情愿自己牺牲。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我们，如果做不到“我为人人”又如何能享受到“人人为我”？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你怎么能放心把你的宝贝儿女交给陌生的托儿所老师？又怎么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院里陌生的医生？
“让座”是一件小事，但是它能折射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关爱，还是彼此冷漠。它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这次世博会上大家最满意的是“小白菜”的服务。这是个好兆头。但愿这是个道德回归的开始。
201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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