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花怒放，却开到荼糜 一邓丽君忌日又将临近。自她在1995年5月魂归离恨天，这十五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数次关于她的纪念活动。初夏并不适合追念，但她的歌却令“追念”变为甜蜜，更令早夏锦上添花。但是，有个问题，萦绕心头，始终没有解决。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唱歌的人如邓丽君，都长得那么美丽了，为什么还要唱些幽怨的歌?为什么在他们的歌里，还满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长得那么好，还不是想要谁就要谁，唱这些歌做什么?若干年后，我明白了，且不说爱情这种奢侈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人，永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得不到，是人的命运。在我们看来，邓丽君是传奇国里的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表面上看来，也的确如此。14岁，就被称作“天才女歌星”，1972年，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到日本发展，很短时间就获得成功，还有图片和影像里的她，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服，灿烂的笑容，北海道的美景，演唱会上森林一样的手臂，还有惊人的唱片销量，无数次比赛的冠军，还有，更令一个歌者骄傲的、人心所给的荣誉，被传唱，被热爱，被铭记，被纪念，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稍稍减退。但当我们真正变成她，我们看到的就是奶酪中的窟窿，不愉快的童年，一个始终哀伤的结。有了财富，却又逢美人迟暮，更加遇不到一个全无目的喜欢自己的人。还有，一次次面对落幕，其实也是面对被缩短的生与死，这些，一再经历，人很快就老了，即便是有绝代风光，也只是提前支取。谁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确是人的命运。伊丽莎白?泰勒一次一次结婚，大概只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是她想要得到的那个人，即便迈克尔?托德和理查德?伯顿，也只是貌似接近那个人，她宁可离开他们，在他们衬衣的味道里思念他们，也要去寻找下一个更接近的人;林青霞和秦祥林，上世纪最美的两个人，遇见了，相爱了，却也不能最终在一起，大概只因为，他们都心色惶惶地被对方的美吓住了，宁可转去追求别的较为实际的东西;梅艳芳，至死也没得到想要的那个人;张艾嘉，宁肯只要个孩子在身边。这些巅峰之上的人，也总是得不到，总是有什么不妥，总是有阴差阳错，总是有什么非自己所想所要。而邓丽君，她令夜晚变为甜蜜，她令手臂挥起如森林，但她或许依旧得不到她想要得到的。所谓爱，一向是，踏步走向它的那条路，也就是它的消失之路。 你看我风光，你看我要什么有什么，只因为，你不是我。白光反反复复地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像黑夜里没有光明。”得不到的，其实何止爱情!二十五年了，每过一年，邓丽君神话便会加深一分。这神话源自于，她为她所在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声音形象。一个时代的形象，得汇聚各种形象方能成就，声音形象是其中之一。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下，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有力的审美，正是这种取向，培育出了一个邓丽君，她那种干净的、甜润的、精心雕琢的声音，也是对她所在时代的最好回应。她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标准中国女性的形象，温润、明媚、柔韧。这个形象，已经嵌入了整个时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无瑕疵。经过了十五年的观察期，愈发无法撼动。然而，作家平路在《中国时报》发表题为《寻找邓丽君原貌》的文章，指出:“如果她只是那般被动而温婉，应唱不出《空港》或者《我只在乎你》里的沧桑。只依弟弟说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爱‘国’是她人生的志业，其实难以解释她为什么一次次远走，为什么会选择异国恋人，选择异乡异地，东京、香港、巴黎，终于远到清迈……”他认为，“众家媒体塑造的单一造型，除了反映我们社会愈趋保守的价值观”，应该充分还原她的人生，包括她所属的时代，至少也应该“还原给她完整的女性人生”。而细究邓丽君，探查她性格的填充料和人生经历之后，不免发现，这是一个人从饱满丰盈，到横空出世，到消耗殆尽的过程，貌似完美的画皮里，是千疮百孔的荒凉。
三贫寒是邓丽君性格的底色。她的父亲邓枢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母亲赵素桂是山东省东平县人。两人于1943年结婚。军旅的动荡，配合了时代的动荡，最终造就了一家人的动荡，直到1954年6月，邓家迁居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生活才开始慢慢稳定。  邓丽君出生在邓家开始定居生活的前一年。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兄长。邓家家境贫寒，邓枢曾拿出全部积蓄开粮店，但粮店不久就宣告倒闭，后来改做大饼沿街叫卖。邓丽君和兄长在童年时之所以信奉天主，也只因为，教会常会定期发放白米、面粉以争取信徒。生活的艰难之外，还得加上“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怨恨排挤。这种怨恨轻易地就蔓延到孩童世界里，邓丽君的读书生涯并不愉快，她在芦洲小学就读时，她家的贫寒，是孩童取笑的对象，孩子们常做的游戏之一，就是把邓丽君的头发绑在椅子上，然后躲到一边，等待下课她起立时发出惊叫。种种重压之中，恐怕还得算上邓丽君父亲的性格。在邓家人授权出版的《邓丽君画传》中，邓枢是个面目模糊的慈父。而在干立行所著的《一代歌后邓丽君》中，邓父性格暴戾，一旦发现邓丽君的歌唱天赋，立刻和酒馆饭店签下合同，取得定金，就会毫不犹豫直奔酒吧、赌场，他还主动要求邓丽君退学从艺，日本宝丽多唱片邀请邓丽君赴日发展，也是他百般阻挠。早期国语苦情片中经典父亲形象呼之欲出。孰真孰假?都是屋檐底下的事，不得不糊涂些。但两个事实却勾勒出最微妙的部分:邓丽君六岁时，就进入空军炮防所属下的第93乐队(一个挂着军队招牌的民间乐团)，开始卖唱生涯;邓枢1990年5月9日过世时，邓丽君没有立刻回台奔丧，甚至引发许多流言，其中之一，说她得了艾滋病。事后邓丽君现身辟谣，强调当时只是因为悲伤过度而病倒。贫穷是一种命运，父亲是另一种命运，两种命运加身，邓丽君本应成长为一个皱巴巴的、苦涩的人，但我们所知道的邓丽君却不是这样。为这种命运加上温暖的均衡，大概是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她始终是邓丽君回忆里的亮色，邓丽君成名后，许多场合由赵素桂陪伴，许多决策里有赵素桂的参与，她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星妈。但，底色终归是底色，终会在生命激情散尽后，幽幽地浮现。
四参与了邓丽君性格塑造的，还有哪些因素?或许，还应该算上琼瑶。琼瑶出现的196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她用她的小说、电影、歌曲，为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女性，提供了一种性格理想和女性形象理想，温雅、端庄，以及适度的浪漫。这种形象开始是假的，是前瞻性的——琼瑶写早期那些小说的时候，还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她的读者也多半是女工和中学生，但后来成了真的，她自己的生活和整个台湾社会的生活，都渐渐提升，渐渐向她的小说靠近。由假及真，是一切人塑造自我的过程。邓丽君最喜欢的读物，就是琼瑶小说，而且，她后来也进入了琼瑶帝国的形象体系之中，1972年，琼瑶把自己的小说《彩云飞》改编为电影，邓丽君演唱了其中的主题歌和插曲——《千言万语》和《我怎能离开你》，这两首歌，被认为是邓丽君事业的真正起点，1973年，邓丽君又为琼瑶电影唱了《海鸥飞处》和《把爱藏在心窝》，1975年，则是《在水一方》，后来还有《诗意》。邓丽君在审美上的追求，和琼瑶完全一致，或者说，和那个时代的女性理想完全一致，她喜欢玫瑰花，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白色和桃色，她的表演服装和家居服都以这几种颜色最多，这种审美，一直执拗地延续了下去，1989年，邓丽君打算在大陆举办户外演唱会，就曾设想以敦煌壁画和中国古典四大美女图像为背景。旁人眼里的她，也是如此，1998年，在成龙去好莱坞拍摄《尖峰时刻》(rushhour)前出版的英文自传中，他这样写:“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她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饰品……说实话，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这种性格，不只是女性性格理想，里面还藏着一个中国梦——对中国人虚设的那个性格的自觉沿袭、认真模仿。出身贫寒的邓丽君，一开始就是沿着完美女性形象而去的，那是她真正的奔头。  五在鼎盛时期的邓丽君的性格里，又有一种“巨星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她的日本经历不无关系。战后的中国，娱乐业缓慢恢复，五十年到到七十年代的娱乐业，已经有了明星形象塑造的意识，但力度还有欠缺，在方式方法上，还是温婉的、常态的，明星拥有适度的神秘感，但这神秘感绝不超出常人理解的范围，甚至还得适当地表现出家居气质，以增添亲和力，林黛、乐蒂，以及后来的林青霞、林凤娇，莫不如此。三十年时间，进展非常缓慢，直到邓丽君出现。她先是矫正了台湾流行音乐中的风尘味和江湖气，在经历了日本娱乐圈洗礼之后，又在1976年前后把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带到了香港，包括用日本20人的大乐队担任伴奏，以及专属舞群，而在没有够格的表演场地的台湾，邓丽君则使用电视专辑来维系自己的热度。从此，属于她的舞台，是大舞台、体育馆、光芒四射的电视台演播厅，而不是从前那种难免发生近距离接触的南洋夜总会的小舞台。环境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使得明星塑造的重点里，从此加上了人际理想——这种理想其实也是一种现代人的时代理想，明星得是神秘的、疏离的、遥远的，与普通人有别的，他们的世界，得干净明亮如太空舱和手术室，这样才配得上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经历了这个转折点的邓丽君，从此成为第一个“超越政治、超越性别、超越阶层的大明星”。六极盛，也往往是拐点。在她的黄金时代，她遭遇了几次重创。1979年2月14日，邓丽君前往日本时，因手中所持的印尼护照为假，被日本政府处分，一年不得入境日本。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后来解释了事件由来:“那个年代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非常不方便”，“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信任朋友，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 但当时的舆论，对邓丽君极为不利，台湾报纸称她的行为是“叛‘国’”。邓丽君选择了回避，前去美国游学。一年之后，邓丽君的台湾护照需要得到延长许可，她不得不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湾的申请”。得到的回答是，允许她返回台湾，并且可以不追究“假护照事件”的刑事责任，条件是，回到台湾后，要参加指定的劳军演出。邓丽君返台后的1981年12月，有关方面以“犯罪情节轻微”，且主动回台等理由，为她平反。护照，始终是钳制邓丽君的工具。1988年10月，邓丽君即将去日本参加一个重要的演出，但因台湾护照即将到期，她再次提出了延长有效期的申请，这个申请没有被批准，她为此向演出主办方付出巨额赔偿，而回到台湾后，等待她的，又是一系列的“劳军”和“义演”。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的清迈去世。95年6月中旬，台湾杂志《独家报道》刊出了对原国民党军队高官谷正文的采访记录，谷正文指出，邓丽君是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而邓丽君去世之后，那个政治色彩浓厚的、高规格的葬礼，也似乎在为谷正文的说法提供佐证，当时，邓丽君的老师姚厚笙先生在得知葬礼程序后，拒绝参加，只是挑选了两百枝玫瑰花派人送到灵前。消息一经披露，各方关注。1996年1月，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和自由作家渡边撰写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对邓丽君的一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书的编后记中，宇畸真这样写道:“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60年代后半期)，她所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我们所要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邓家人始终否认这些传闻。邓长禧认为，这是有人刻意放出的假消息。只是假消息么?或许，那只是大时代挟裹下，所有需要出境的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命运。谷正文曾说，1949年之后，“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有出境需要，为得到出境许可而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情报工作人员。”
 那么，为什么唯独她会被蒙上“间谍”的面纱呢，或许，只是因为邓丽君神话里，需要一抹邪异的色彩。这种待遇，这种不得不成为旋涡中人的境遇，可以解释邓丽君后来自我放逐式的出走，以及她刻意的孤绝。七最后一根稻草，来自爱情。1981年，筹备《淡淡幽情》专辑时，邓丽君认识了出身富豪之家的郭孔丞，订婚之后，郭孔丞的老祖母提出三个要求:
一、邓丽君必须完全公开其个人履历;二、必须停止一切演唱及艺术活动，专心致志地做一个贤妻良母;三、断绝与文艺界人士的一切往来，断绝与一切男性的朋友关系。多年后，邓长禧称，老祖母提出要求后，邓丽君当即决定了断这桩姻缘:“邓丽君的个性果决，决定断了就会断。”但事实上，邓丽君做了一系列努力，试图得到郭家的接纳，包括举行告别舞台的仪式，推迟出唱片的计划，以及移居英国开始学生生活，但就在1984年的8月，郭家宣布了解除婚约的决定。这次感情挫败对她的伤害极大，也是她身心走向溃败的开始。1985年邓丽君接受日本《阁楼》杂志访问时这样说:“由于年龄的关系，一下子爆发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尝试……我已经厌倦自我压抑，过去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自讨苦吃。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喜欢做什么就去做……我已经三十岁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她在此时开始淡出演艺界，随后，她与女导演麦灵芝发生断背情的传闻开始出现，1990年，她又在法国认识了年纪小她十六岁的摄影师男友保罗?史蒂文。但她更像是要找个无足轻重的、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来忍受千疮百孔的她。她从不向朋友介绍他，记者向她提问:“他是谁?”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一般朋友。”在和别人谈话的中间，如果有话和他说，邓丽君的表情和语调都会改变。有人提醒她，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被冷落?邓丽君的回答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管他不要紧。”邓丽君的日本经纪人兼监制西田裕司，对此深感震惊。  保罗和邓家的事还有后续。就在邓逝世一周年即将到来时，邓长禧带着一群记者到赤柱故居取景，当时还住在屋里的保罗却向来访者丢石头，他强调那里是他和邓丽君的地方，不容别人骚扰，包括邓家人在内。这个古怪的行为，不但映照出保罗的性情，更映照出后来那个邓丽君的心境灰败到什么地步——只有身心溃败的人，才会在那么一系列明亮的恋情之后，不加追究地选择这么一个古怪的人。再后来，就是1995年5月8日……从丰盈走向枯寒，从横空出世到溃败。这是邓丽君神话的另一面。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不能都推给时代，这或许是一个人在时间、命运的合谋下，必然要经历的溃败。唯一不同的是，她留下了一个光彩潋滟的神话，供人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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