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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某年初冬，鲁藩王朱三畏近50岁的妃子因惊风恼怒过度，出现腹胀如臌，右胁下有积块、刺痛难忍，坐卧不宁的表现，且伴有咳喘吐痰不止，大小便不利，四肢瘦弱，不能饮食，苦楚难禁。侍医多方施治都没有效果，于是张榜四方，遍求名医，一时献方赠药者无数，但均为分消利膈、除胀祛邪之法，结果越治病越剧，上下束手。有人举荐当时医生龚廷贤诊治。龚切妃子脉，六部虚浮散乱急促，脉跳难以计数，气口紧盛，认为病已垂危，乃乱用攻伐药，致脾胃元气亏损过度，且肾水枯竭，心血干耗，肺火盛，肝木太旺，湿热壅盛所致，应大补脾土，养肺金以制肝木，滋肾水以制心火，平肝木，清湿热，升提下陷之气。于是以补中益气汤重用人参、白术，加制熟地、黄芩、黄连，人参用五钱(原方三分)。处方一出，异议纷起。鲁王问龚廷贤：“向来诸医，人参都不敢轻用，恐补邪火而动痰喘，此补万一上壅，岂不引祸?”龚从容答曰：“病以脉为主，脉象散乱，用之无妨。”全府千百余人闻之无不惊骇，但病重无奈，只好试服，人参只用四钱，结果病人服后一夜安妥。次日，鲁王欣然问龚：“天时已寒，且饮食不进，芩连之凉可用乎?”龚答：“芩连之凉，冬月固不敢用，饮食不进尤不宜投，但肺火盛，非黄芩不清；肝火太旺，非黄连不平。所谓舍时而从证也。”又问：“痰嗽壅喘，人参可多用乎?”答曰：“气口脉紧，元气大亏，若不用之，何以补元气耶?此所谓舍症从脉，非有灼见不敢用也。”又问：“地黄泥膈伤胃，岂不反增胀满?”答曰：“肺金一虚，不能生水，是肾断生气之原，非地黄不补。但地黄用药制过，竟入肾经，又倍用参术，则不能犯胃泥膈也。”鲁王再问：“腹胀壅塞不通，当用分消之剂，反用补药，岂不助邪而益增病耶?”龚答，“用补药以治胀，初服则胀，久服则通。此正《内经》塞因塞用也。”至此鲁王折服，命续用原方。三十多剂后，龚复诊妃子脉，左三部弦数，右三部洪数，气口紧盛，脉来七至，病有可生之机。于是嘱每日五更进六味地黄丸，上午九时服汤药加参术膏，中午进平补气血的太和丸或健脾丸，晚间再服一剂汤药。日日如此。服至五十剂，诸症稍减，到百剂，苦楚全无。次年春，因王妃不能戒气节食慎劳，又几次犯病，但龚廷贤仍以大补脾土为主，调治半年余，人参累计服到六七斤，把妃子的病完全治愈。龚廷贤因此名声大噪，鲁王感其医术，赠匾题字：“医林状元”，并推荐其入御医院为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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