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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思旧赋》并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一 《思旧赋》的核心内容是哀悼嵇康之死 《思旧赋》的核心内容，是哀悼嵇康之死，首先是揭示嵇康之死的真相。在司马昭集团的血腥统治下，为避免触及时忌，向秀自不能明言，而不能不采用微言。
《思旧赋》揭示嵇康之死的真相，是采用了用典暨比喻这一微言手法。这即是：“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梁刘勰《文心雕龙·指瑕》篇批评《思旧赋》此四句，云：“君子拟人，必于其伦，……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不类甚矣。”刘彦和认为《思旧赋》以李斯之死比嵇康之死，是拟人不伦。 近人黄侃曰：“此言叔夜胜于李相，所谓志远。非以叹黄犬，偶顾影弹琴。刘舍人《指瑕》之篇，讥其不类，殆未详绎其旨。”黄季刚先生认为《思旧赋》以李斯之死比嵇康之死，是言叔夜志远，胜于李斯，并批评刘勰未能了解《思旧赋》此四句的意旨。 按《史记·李斯列传》：“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复按《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临终，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足见其视死如归，志趣高洁。嵇康之死，可说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体现。《思旧赋》“昔李斯”四句，实以对比修辞手法，以李斯之贪生怕死、趣味低下，对比嵇康之视死如归、志趣高洁。由此可见，黄侃对《思旧赋》此四句的见解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对《文心雕龙》的批评亦是对的。
但是黄侃只解释了《思旧赋》此四句的一半意义，而未及另一半意义。 《思旧赋》此四句的另一半意义，含藏于李斯的典故之中。按《史记·李斯列传》：“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由此可见，第一，李斯之死故事的实质，是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第二，《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受罪”二字，实际是言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第三，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四句，以李斯古典与嵇康今典相提并论，乃是构成一比喻，用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喻示嵇康之死的情况，与李斯相似。 《文选》卷十六《思旧赋》唐李善注于“昔李斯”二句下，详引《史记·李斯列传》，自李斯少年事叙述至斯死后之事，其中大体引出李斯之死的故事，但是李善注并没有引出 “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这一关键的原文，而且引文枝蔓颇多，遂使此一故事淹没于枝蔓过多的叙事之中。这表明，李善并没有了解《思旧赋》此四句微言的深意。 由此当提出两个问题：嵇康为什么被害？罪名又是什么？ 1．嵇康为什么被害？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刘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锺会为大将军［司马昭］所昵，闻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大将军尝欲辟康，……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晋书·嵇康传》：“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及是，［锺会］言于文帝［司马昭］曰：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按：由以上文献可知， 第一，嵇康被司马昭集团杀害的主因，是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与司马昭合作，尤其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等语揭露、反对司马昭阴谋篡魏，触犯了司马昭的忌讳。其次因，则是嵇康曾得罪锺会、会进谮言。至于吕安一案的牵连，仅是嵇康被害的契机而已。 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年）；以吕安一案的牵连而被害，是在景元四年。司马昭之子炎篡魏，在咸熙二年（265年）。 第二，由《魏氏春秋》载“康答书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知司马昭忌讳触及其阴谋篡魏。职此之故，司马昭集团决不会以嵇康反对其阴谋篡魏，作为杀害嵇康的公开罪名。
第三，由《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晋书·嵇康传》所载锺会谮言“宜因衅除之”，可知司马昭集团是借嵇康与吕安一案的牵连为某种口实而杀害嵇康。
2．嵇康被害的罪名是什么？ 晋干宝《晋纪》云：“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巽善于太祖［司马昭］，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其中［云］‘顾影中原……’，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 南朝齐臧荣绪《晋书》云：“徙安远郡，即路，与康书，太祖见而恶之，收安付廷尉，与康俱死。” 《文选》卷四十三旧题赵至《与嵇茂齐书》题下李善注：“《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书曰安，指书起云“安白”。 《与嵇茂齐书》：“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 《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与嵇茂齐书》“斯亦吾之鄙愿也”句下，唐张铣注：“昆仑、太山，喻权臣也。” 《文选钞》：“寻其至实，则干宝说吕安书为是。何者？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极，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吕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若说是景真为书，……景真为辽东从事，于理何苦，而云‘愤气云踊，哀物悼世’乎？实是吕安见枉，非理徙边之言也。但为此言，与康相知，所以得使锺会构成其罪。若真为杀安遣妻，引康为证，未足以加刑也。干宝见绍说之非，故于修史，陈其正义。今《文选》所撰，以为亲不过子，故从绍言以尽之，其实非也。”
唐李周翰注：“且《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何者？时绍以太祖恶安之书，又父与安同诛，惧时所疾，故移此书于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为定也。”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附录《与嵇茂齐书之作者》：“当日之情，安被告后，即以不孝之罪而死，嵇康为证，即以不孝之党而死，虽曰奸人玩法，恐亦不至如此奇横。吕安纵可诛，嵇康正不必判死，此则《文选钞》固已论之矣。意者，司马奸党，初唯诬以不孝，投诸四裔，后得见吕安此书，觉二人终为可虑，乃追收下狱。此番讯词，直是谋为不轨，而非不孝之罪矣。” 又云：“《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得祸之远因，吕安此书，始速其死者也。” 又云：“［嵇康］《幽愤诗》‘实耻讼免’之言，亦正可疑吕安既非不孝非谤兄，嵇康更属旁证之人，于情于理，自当讼免，何乃反云耻之，岂竟默认不孝谤兄等罪乎？盖嵇、吕原有声讨司马之心，唯尚未见于实行，今狱吏以此书词相讯，彼本可置辩，而又义不出此，故云‘实耻讼免，时不我与’，否则此言难于索解矣。” 按：由干宝《晋纪》及臧荣绪《晋书》之记载，《文选钞》及戴明扬之考证可知，旧题赵至《与嵇茂齐书》，实为吕安徙边途中所作《与嵇叔夜书》；吕安《与嵇叔夜书》“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之语，实指剪除权奸司马昭而言；吕安此书被司马昭集团发现，司马昭恶之，遂杀害吕安、嵇康。
由此即应当进一步追问：司马昭杀害吕安、嵇康公开所定罪名是什么？戴明扬先生认为是“谋为不轨”，此言大致不差，只是不够精准。今按吕安《与嵇叔夜书》“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等语，是指剪除权臣司马昭；复按《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悼嵇生之永辞兮”四句，以李斯被害与嵇康被害相提并论，而李斯是死于“谋反”罪名；由是可知，司马昭杀害嵇康、吕安的罪名，是所谓“谋反”。在当时，司马氏尚未篡魏，其诬陷嵇康的谋反罪名，当然是指谋反魏朝。 李斯反对赵高，对秦朝“实无反心”。嵇康反对司马昭，自是忠于魏朝。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此是李斯、嵇康的唯一相似之处。《思旧赋》用李斯古典比喻嵇康今典，乃是用以确切地揭示嵇康忠于魏朝、被诬谋反魏朝、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的真相。 嵇康忠于魏朝、反对司马昭，而被司马昭集团诬陷为谋反魏朝。司马昭集团所谓审判，无异贼喊捉贼，嵇康无从与之讲理；嵇康一身傲骨，亦不屑与之讲理。故《幽愤诗》自言“实耻讼免”。 完整地说，《思旧赋》“昔李斯”四句，表达了两层意微意，
第一，嵇康如同李斯，同是被诬谋反、蒙冤而死。并潜在地将司马昭比作权奸赵高。 第二，李斯贪生怕死，趣味低下；嵇康视死如归，志趣高尚。 二 《思旧赋》充分地表达了向秀的真实思想情感 《思旧赋》的内容藏量究竟如何？是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文选·向子期思旧赋》：“不容太露，故为词止此。晋人文尤不易及也。”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年青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奇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按鲁迅此言或另有寓意，但却被后人当作对《思旧赋》的一种定论，似乎《思旧赋》欲言又止，未能充分表达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 马积高《赋史》：“从此赋对嵇康的死因并无评论，而只用‘黍离’、‘麦秀’两个象征殷、周衰亡的典故暗示历史环境来看，鲁迅的分析是很正确的。” 王晓毅《嵇康评传》：“自东晋到现代，纪念嵇康的赞美诗文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写得最好的，还是最早的那篇写得模模糊糊的文章，即向秀所著《思旧赋》。” 陈庆元、林女超《龙性难驯―嵇康传》亦说：“《思旧赋》就这么寥寥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 由上所述可见，历来论者认为向秀《思旧赋》“不容太露”，“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对嵇康的死因并无评论”，“写得模模糊糊”，未能充分表达作者的真实思想情感。今人著述，此类说法甚多，不必备举。
但是，细读《思旧赋》，可知作者实际已经全面、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 《思旧赋》云：“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按上文言“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则此二句是写洛阳之行， 抒发亡国之悲。 魏元帝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司马昭进九锡，篡魏已迫在眉睫；《思旧赋》作于景元五年即咸熙元年；咸熙二年，司马昭卒，其子司马炎篡魏立晋。向秀作《思旧赋》时，魏已名存实亡。 上句典出《毛诗·王风·黍离·序》：“《黍离》，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宗周之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下句典出《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作者借周大夫过至宗周作《黍离》以悯周之倾覆，箕子过故殷墟咏《麦秀》以悲殷之灭亡，反覆地隐喻自己至洛阳作此赋以伤曹魏名存实亡的悲慨。“悲《麦秀》于殷墟”之句，并含藏《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的上下文，实贴切自己面对司马氏恐怖统治，欲哭而不可的当下处境与心情。 唐代杜甫《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之句，表示在占领长安的安史叛军的恐怖统治下，不敢为唐朝亡国放声恸哭，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与向秀此情此境相似。
同情曹魏，痛恨司马氏阴谋篡魏，是嵇康吕安向秀以及当时正直士人的共同心情。《思旧赋》抒写出此时代之真实心声，遂使此赋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 《思旧赋》揭示嵇康是蒙冤而死，嵇康视死如归、志趣高尚，已详上文。 《思旧赋》序云：“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赋云：“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此两写琴声、笛声“妙声绝而复寻”，实象喻嵇康虽死犹生，其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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