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摄于1981年10月。我上大学时照相很少，有一张便物以稀为贵，让人端详良久，而这一张又格外不同。这（可能）是大学时我和父亲唯一的合影，照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接见1981年武大考取李政道物理研究生招生的13个学生的瞬间。
照片里谁是我，不用看相就知道，那个斜着眼睛打野的便是。几天前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条微博，让我关注父亲最近出版的新作，『高校之殇』。当时我就想起了这张照片 — 父亲诲人不倦的教育家风范，和我拒绝改造、我行我素的前半生。
49年后中国知识阶层的喜剧和悲剧，交叉体现在我父亲身上，最后是悲剧成分居多，但多少有些喜剧成分掺和，故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我看了父亲的『高校之殇』，和之前有关高校改革的『十建议书』，意见很尖锐，方法颇“激进“。我不是教育家，天性不喜欢教育人或被教育，加上82年就出国，中国教育上的事能说的很少，说了也免不了肤浅。但我能体会父亲的迫切：不管是从建国的60年算，还是改革开放的30年算，中国还远没有成为科技强国，这一现实不可接受！
有人问， 中国为啥一定要成为科技强国？例如，中国的无线通讯和网络技术可说毫无自主创新，但在普及程度和技术换代上比很多发达国家还强。美国喜欢创新让它去花钱折腾好了，等技术成熟，市场确立了，咱们『百度』、『QQ』一下，岂不更好，省了大量研发经费？
从纯粹商业角度，以上战略可说是个妙计，但代价是另外一个纯粹的丧失，纯粹的追求。所谓纯粹的科学追求，就是毫无杂念地把智慧发挥到极致，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不是有多少个大学真正达到世界一流，也不是为了造高性能的歼击机去威慑假想的敌人…这些都是功利性的考虑，就像给一个运动员奥运奖金，可能有激励，但不如真正战胜自己极限的喜悦真实。没有纯粹追求的民族，最后会以追星为己任，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应该努力成为科技强国的主因 – 不要荒废了大好头颅。
我不是教育家，但是被教育家教育。这位教育家常针砭中国的教育体系，常说我是这个体系的非正常产品。我该说什么呢？
其实，中国创新的障碍不是大学，而是社会。我们可以想象把欧美最好的大学搬到中国，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一样会在社会上碰壁发疯。社会是个粗暴的动物。它酒足饭饱时，半眯着眼，屈着爪牙，随便让人拍摸，产生可以用教育感化它的错觉。但它饥饿时，连爷爷都不认，更何况孔夫子。所以教育救国，要让这只动物温顺，使之『河蟹』。它不是吃素的，象牙塔里的理论，它茅塞未开时听不懂，所以要潜移默化，不可耳提面命。
教育改革之前社会要变革。社会变革的前提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来源于对更好价值的认知和接受。
三十年来，至少两代中国青年『被美国』，漂洋过海地去『被民主』，那张照片的几个人是这一行列中的『革命先驱』。这么多年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被美国价值观念彻底缴械。为此我试图找了很多『丰满』的原因，然后用奥卡姆剃刀刮干，只剩筋骨：一个中国人原来很难被别的文化同化。这是一个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八年，各种西方杂学无不涉猎的人说的真心话。中国变革的方案还需要我们自己寻找。
我有个说法，就是在积极乐观中寻找比在痛苦中寻找好，这两种方式多少也染在找到的答案上，这可能是美国和中国文化的一大差异。中国人懂得历史纵深，因为饱经忧患，容易痛心疾首。一般美国人是史盲、世界盲，这固然是他们的弱点，但也少给了他们包袱，做起事来利落，不被历史『沉淀』。所以，我们只要从历史中铭记一点，就是中华文明持续了这么长，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一定是适合中国特定生态的，想改变也是枉然，空惹社会动物狂暴。那么我能对中国未来教育改革说些什么积极乐观的话呢？我想说：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包含对知识的尊重，这就是一个好的起点。让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过去的历史都忘掉，让不满成为内心的动力，而不是外部的发泄。
我父亲听力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但他面对权威的倔强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上，就是不去安助听器。如果我们劝多了，他便高呼：“你们这是迫害歧视残废人！”所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不安还是不安。他喜欢体育竞赛，一个人凑在电视机前，也不关心比分，更不关心是塞尔维亚还是埃塞俄比亚，只是让心和场上的人一起，尽情地奔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的这篇『龟虽寿』，小时候我以为是讲老马的，现在知道，它是讲心是如何可以不老。
今天是父亲77岁的生日，我不想大肆祝贺，只是让以下小诗，曲径通幽处地去在禅房中，表述白话说不出的感情和道理吧：
秋兮我欲问山苔，几朵闲花对月开？
玉色方观初日动，笛音频弄晚星垂。
多闻倾覆筹天策，或忘潜伏避暗锥。
又见蛟龙侵好梦，沛公唱罢泪纷飞。
201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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