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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剂量是方药的灵魂，医者遣方配药能否获得良效、速效，除切中病机、配伍精当外，还在于剂量的选择，对于急危重症、疑难沉疴尤为突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及其同道编著的《重剂起沉疴》一书，总结其多年应用大剂量中药治疗疑难重症的探索与经验。作者认为，仲景方多为急危重症而设，其效如桴鼓的关键在于其本源剂量。《伤寒论》中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5克左右，此应为其本源剂量，并将用此标准配制的方剂称为大剂量用药，而按“一两为3克”标准形成的方剂则属目前通行的经方常用剂量。作者强调，经方大剂量适用于急危重症的特定阶段，当随证施量，中病即减，应止则止，随后即转为常用量治疗。本版将节选该书部分内容予以刊载介绍。 大学时，曾读名医医案，有前医不效者，方和药不变，仅用量一调，病即起色，心疑惑之。后以医案求教笔者内科老师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他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传方传药不传量，等于不传。及读硕士，国医大师李济仁导师的岳父，有“张一帖”之美誉，根由就是其用药准而狠，一帖见效，这使笔者对大剂量开始关注。 1983年，笔者在《上海中医药杂志》看到柯雪帆教授发表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文中提出东汉之一两约等于现今15克，较现代教科书认定的汉代一两等于3克之定论竟大4倍，令笔者吃惊不小。难怪笔者初出茅庐，试用经方，很少见效，遂改用时方、大方。1985年，笔者考取南京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师从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主要从事急症研究，得以有机会深入苏北、连云港等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做临床研究。由此笔者接触了大量流行性出血热病人，观其病机及病程演变过程，很类似张仲景所论之伤寒。发病之初，多见恶寒发热、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之麻黄汤证。因其有少尿期、多尿期及出血表现，所以膀胱蓄血之桃核承气汤证及膀胱蓄水之猪苓汤证等太阳经变证每每可见。及至恶寒消失，转为大热，则见阳明经证之白虎汤证及阳明腑证之承气汤证。若病由气入营，亦可见气营两燔之清营汤证。多脏器衰竭时，大面积出血，又可见血分之犀角地黄汤证。休克早期多为四逆散证，休克后期多为四逆汤证、通脉四逆汤证。其后或向愈或死亡。由是方知，寒温本为一统，气分阳明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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