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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把宪兵连一排排长罗明理叫来，同他商量一下如何办理李云峰这件事。罗明理是四川人，比王耀武小两岁，人很机灵，也很较真，有时候免不了跟王耀武顶牛，可越顶牛，王耀武越喜欢他。王耀武让罗明理派人监视李云峰，密切注意他的动向，特别是搞清楚“小红宝”的藏身之地。罗明理说：“连长，不行就把小红宝给偷出来再说。”王耀武摇摇头：“我也想过偷的办法，但那不是宪兵营的派头，这件事说到底要讨上面一个口风。”
过了两天，王耀武去见王文彦，王文彦当然知道王耀武是干什么来的，笑着打哈哈：“你别跟我讨什么尚方宝剑，我是第一没有，第二也不会给。”王耀武说：“我不要尚方宝剑，我就要你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开拔？”王文彦又笑了：“这比尚方宝剑还厉害呢。但我可以告诉你，层峰已经来了专电，催促总指挥马上赶往浙江。”王耀武咧嘴乐了：“那我就明白了。”王文彦拉住王耀武坐下：“李云峰那件事你让下面人先办着，我这里有个要紧的事情请你马上去抓一下。”王耀武问什么事？王文彦压低了声音说：“给我挑选十名精干的人过来。要会双手打枪的那种”王耀武：“能问为什么吗？”王文彦：“回头告诉你，你先去准备一下。” 王耀武准备停当以后，告知王文彦，王文彦这才道出原曲。原来，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各路军阀已经蠢蠢欲动，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像曹万顺那样先行结纳北伐军，给自己留几条后路出来，这里面就包括曾经与何应钦闹翻了天的黔军头子袁祖铭。袁祖铭派他的亲信策士袁筱南专门南下到福州与何应钦密谈。何应钦也答应了，问题出在准备工作上，王文彦的姐姐王文湘私下里找到王文彦，让他务必保证何应钦的安全。最好是暗中埋伏几个骁勇善战的警卫人员。王文彦：“佐民，你别以为我姐这是草木皆兵，女人见识，这里面有段故事你是不知道的。”接着，王文彦就把何应钦当年遇刺的往事给说了出来。 1921 年12月15日，何应钦与副官到昆明三牌坊华丰茶楼喝茶聊天。刚一进茶楼大门，就有两名青年站起身来向何应钦敬礼、立正。何应钦不认识他们，这两位自报家门：“一个是原来在何应钦手下当过班长的，一个是曾经受过何应钦教授的学生，如今都在昆明经商”。自称当过班长的人尤其谦恭，他让何应钦的“学生”扶着何应钦上楼，自己跟在何应钦后面说话。忽然，“班长”对何应钦说：“旅座，请稍候片刻。”（何应钦曾任黔军旅长一职）何应钦扶着扶梯上楼，左手里拿着一个小紫砂壶，猛然间，觉察到后面动静有异，本能将左手拿着的紫砂壶向后心使劲一掩，也就是这一“掩”救了何应钦一条性命。自称“班长”的人掏出手枪照着何应钦后心就是一枪，紫砂壶挡住了这一发要命的子弹，后面陆续射来的子弹虽然也击中了何应钦，但到底没有这第一发来得要害。 刺客是刘显世、袁祖铭派来的，这一年的春天，他们在上海已经成功的杀掉了王文华，所以，眼下的唯一肉中刺就是何应钦，只要剔了这一根，他们便可以彻底安稳了。何应钦倒在血泊中，多亏顾品珍、范石生、王柏龄等人的多方救治，何应钦才得以不死，但有一颗弹头落在腹腔中，终身未能取出，只有在何应钦遗体火化后才重现出来。给何应钦手术的法国医生对何应钦说：“手术只能保证五到八年之间无恙，以后恐怕就要听天由命了。”何应钦遇刺是1921年，按照法国医生的说法是1926年以后，不敢保证是否还能继续存活。所以，何应钦晚年弥留之际，回光返照，对家里人幽默的说道：“我白捡了六十年的性命。” 何应钦捡回这条命，自然要感谢顾品珍、范石生和王柏龄。但更多的是要感谢他自己的那把紫砂壶。而这关键一招的得益处却是来自日后被中国人切齿痛恨的日本战犯冈村宁茨。何应钦在日本留学期间很听过一些冈村宁茨的“宏篇大论”，这位个头不高，未老先衰的日本人竟然对中国太平天国史有着不俗的研究，特别是对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的兵法——千里回马枪特别青睐。冈村宁茨说：“作为武人，背后要长眼睛。贵国太平军革命首领陈玉成被曾国藩等人蔑称‘四眼狗’，鄙人倒是觉得这是对陈君的美誉，因为陈君在与满清较量时，多数时间背后都是长着两只眼睛的，他的千里回马枪也是背后生睛的意思。”（陈玉成因为眼窝处各有两道印痕，所以，清军污蔑他为“四眼狗”）“背后生睛”是冈村宁茨发明的半生不熟的“成语”，犹如今天网上流行的诸如“杯具”、“雷人”一类半通不通的货色一样。但这段话却引起何应钦的关注。
还是这位冈村宁茨，在1919年驻华使馆武官的任上同后来被誉为中国“兵家泰斗”的同学蒋百里议论闲聊中又迸出一句惊人之语：“上海港汊纵横，水网密布，在此，水路即为陆路，行军作战断然离不开浅水汽艇。此物一出，不论登陆还是水战，都可纵横无间。”蒋百里不意冈村宁茨竟有这样的观察，深感日人的可怖。1932年，蒋百里以在野之身向国府上书要求监造汽艇竟无人应答。而此刻的日军却在秘密将这一武器大量投入生产。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军藉此工具横行江淮河汉，蒋百里每与人谈及至此，都不免顿足连连。 有了这一层的刺杀的死结，说到底何应钦与袁祖铭早已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了。可政治这东西本来就没有恩人和仇人一说的。袁祖铭要另立山头，就要寻找新的靠山；蒋介石要北伐胜利就要减少阻力。两者一拍即合。不过，蒋介石还是很够意思，专门跟何应钦说：“敬之，你要是不容袁祖铭，我也绝不接纳他。”老蒋的这话等于把何应钦逼到了墙角，可嘴角分明流淌着蜜意。何应钦当然不敢接茬，只是说不能因私废公，从革命大局着眼云云。这样，蒋介石正式发表袁祖铭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何应钦看着这样的任命，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
偏巧这位袁祖铭不知道是活糊涂了还是喝高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突然发表了一番高论，认为“三民主义”并不完整，而是要“四民主义”。应该说袁祖铭说的是实话，但这样的实话在某些时候其实等于屁话，昏话。鲁迅举过一个例子，说是平常人家生了小孩，大家去道贺，有人却说这孩子一定要死的，因而遭到大家的哄骂。鲁迅由此感叹说实话的不易。可是，居家过日子，大年初一要是有人登门说这类的实话，我想即便是鲁迅自己也未必会欣然笑纳的。国民党此刻正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大旗倡言北伐，袁祖铭不香不臭的这一屁让国民党高层半天缓不过劲来。所以，当袁祖铭派出亲信邓汉祥等人到汉口与先期到达的国民政府接洽时，老于世故的邓汉祥居然连码头都不登，直接开溜。袁祖铭这一回的把戏得罪的人太多，也太狠。 但是，“放屁”的屁主儿袁祖铭自己还不觉悟，他在湖南呆久了，静极思动，就让袁筱南去找蒋介石，准备请蒋介石给他重新安排一块地盘，蒋介石顺手推舟说去找敬之商量吧。于是乎，袁筱南就跑到福州来找何应钦。刺杀王文华的预谋，袁筱南是参了股份的，但暗杀何应钦，袁筱南则不以为然。在袁筱南看来，王文华一死，敢于同袁祖铭叫板的新派势力已经群龙无首，何应钦并非狠忍的角色，并不具备坐第一把交椅的素质，所以，完全可以不为已甚。倒是周西成值得顾虑。但刺杀何应钦的事情，刘显世、袁祖铭都在兴头上，听不进去袁筱南的劝告。而在何应钦、王文湘、王文彦他们看来，不论袁祖铭还是袁筱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特别是王文湘、王文彦姐弟俩最恨袁祖铭、袁筱南，杀兄之仇想起来都是咬牙切齿的。这次，因为老蒋发话，何应钦不得不接待一下袁筱南，王文湘提醒王文彦务必做好警卫，不能让何应钦再出任何差池，宁可草木皆兵，也不能大意失荆州。 王文彦还特别嘱咐王耀武说：“这次袁筱南带了一个人来，也是来者不善，这个随员的情况你要去给我排查清楚。”王耀武郑重的点点头。这时，王文彦又说道： “佐民，李云峰的事，只好由你出面，这个雷不好踩，辛苦你了。你也知道我的苦衷。”说完，王文彦在王耀武的肩膀上不轻不重的压了一下。王耀武笑笑：“我明白。我让罗明理盯着呢。”王文彦：“罗明理？一颗烟？”王耀武说是。
“一颗烟”是罗明理的外号，这还是在第二次东征时落下的话柄。当时，王文彦所在的连队接到任务，要及时赶到指定地点，罗明理那时在王耀武手下当班长。与王文彦他们分进合击的四连也在紧急行动，出发前，四连的一个排长问罗明理：“果松坡有多远？”罗明理说：“一颗烟的功夫。”战后，四连落慢于王文彦连，四连的那个排长气哼哼的找罗明理问话：“你小子抽一颗烟有多长？”罗明理认认真真的用他们四川家乡话解释说：“要半个多时辰。”罗明理是四川“通南巴”的人，这里抽烟的烟叶卷起来有一尺多长，放在烟袋锅里，一抽就是一个小时，约有十华里的路程。罗明理放了这一道“水”让四连他们白跑了不少辛苦路，却让王耀武他们抢了先。以后，这“一颗烟”的外号就传开了。 王耀武：“说起‘一颗烟’来，我还有个事要请营长帮忙呢。”王文彦：“你佐民老弟也学会讲价钱了？”王耀武：“罗明理这小子得罪了一个人，我想请营长给排解一下。”王文彦问得罪谁了，王耀武说出一个名字来，王文彦皱了皱眉头。 罗明理得罪的这个人大名叫做戴笠，浙江江山人，小名春风。在黄埔军校知道此人的都叫他“戴抽风”，一则是此人喜怒不定，不好琢磨；二则是“贼不走空”，经常 “打抽丰”。1925年的戴笠还是个无名小卒，但这个无名小卒已经不甘寂寞了，他经常游走于黄埔军校相关联的各路关系网的下层，收集情报，刺探人情。也经常以此作为晋见蒋介石的敲门砖，可惜的是，蒋介石并不特别重视这些小纸条，蒋校长的“门房”们更加不待见“戴抽风”，时常冷嘲热讽，戴笠心里怒骂，嘴上却是仍旧甘言厚币。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戴笠的行动或多或少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安排他进了黄埔六期入伍生队。成了“黄埔生”的戴笠对“本职工作”更加狂热，以经常密探某某学生或者某某教官思想是否左倾为能事，一段时间里，军校半夜经常有小汽车进出，带走被“密告”的人证。这些被带走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罗明理的同乡兼好友，这让罗明理就此恨上了戴笠。时刻找茬口准备整治戴笠一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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