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揭秘

种族灭绝揭秘 图片：种族灭绝和科学证据 文/Lewis M. Simons 照片/Jane Evelyn Atwood, Contact Press Images 在过去一百年间，超过5千万人被有组织的谋杀了——这是个大屠杀的世纪：从1915年到1923年，奥特曼土耳其屠杀了多达150万亚美尼亚人。上世纪中期，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其中300万苏联人、200万波兰人和40万其他所谓“不良分子”。毛泽东杀掉了3千万中国人，而苏联政府则谋杀了2千万它自己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红色高棉”政权杀掉了170万他们的伙伴柬埔寨人。80年代到90年代初，萨达姆•侯赛因掌权的伊拉克复兴党杀害了10万库尔德人。90年代，卢旺达由胡图人领导的军队消灭了80万图西族人。现在，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正在进行一场种族灭绝屠杀。 这些惊人的数字，这里或那里发生的屠杀，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时期。1944年，拉法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一位在纳粹屠杀中失去了几乎整个家庭的波兰裔犹太学者，创造了新词“genocide”（种族灭绝），“genos”来源于希腊语的“部落或家庭”，而后缀“-cide”，则来自拉丁文的“杀害”。四年后的纽伦堡审判，使联合国认识到种族灭绝的罪行，将其定义为“经慎重考虑的、针对种族、宗教或族群的毁灭行为。”今天，许多国家也把大规模的政治杀戮归入这个定义。 Paul Rubenstein在纳粹屠杀中失去了他大部分家庭。“后来人们说：‘再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了’。”当我们驱车穿过美军位于巴格达的一处军事基地时，他轻声对我说。“而现在我致力于帮助发展对这类事情的持续科学研究，”他顿了顿说，“很难想像我身处于大规模屠杀和葬礼的科学研究前沿。这在今天本不应发生。” Rubenstein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也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平民雇员。他也是巴格达近郊Slayer营地法医实验室的副主任。两年来，即便是在伊拉克暴乱愈演愈烈的情形下，Rubenstein和一队科学家小组一直在大量坟墓中发掘受难者遗体，这些科学家大部分来自美国，但也有少数来自联盟国家。通过运用法医学技术——把骨骼、衣物残余、身份证明、珠宝首饰和写有名字的照片，与获得的政府死亡证明相联系——他们从死亡陷阱里挖掘出被隐藏的秘密，确定那些受害者的身份、来自哪里、谁杀害了他们，以及方式、时间和原因。美军官员说，2004年以来，已挖掘出数百具骨架，并送往这个法医检定小组。 尽管这个数字与伊拉克被杀害的人数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但这项努力是科学力量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其目标在于建立无懈可击的法律案例。 Slayer营地的法医检定工作由美国司法部发起和计划，他们意在证明，萨达姆•侯赛因已经成为大规模杀戮的制造者，而如布什政府声称进攻伊拉克的原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11事件有关）是错误的。而且，尽管死亡数字与日俱增——估计至2005年底，有26000伊拉克人和2000美国人及其盟军被杀——这项调查将带来比战争和政治更大的价值。如果这些法医学专家的证明能成功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他大规模杀戮者诉诸法律，那么，他们将给将来的种族灭绝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预防措施。至少这点，是理想中的目标。 法医学设备占据了萨达姆•侯赛因前宫殿的部分地方，这个以前曾有游泳池和游船池塘的游乐场，现在布满了服务于CIA、FBI和美军情报部门的天线和卫星发射器。Rubenstein带我穿过与周围不协调的古怪白色防护栅栏，走到一个帐篷群，有着很好的照明和空调。在那些帐篷里，我看见了专业检测设备，X光仪器、给骨架拍照留档，以及研究衣物和诸如珠宝、钱包和政府身份证明等人工制品。用于弹道测试的布满弹孔的头骨和衣物模型，许多是库尔德男性特有的那种宽大的裤子。用塑料袋装起来的头骨和骨架装满了卡纸盒子。看着整齐排列在钢制盖尼式床上的盒子，闻着奇怪而刺鼻的死亡的气味，我眼前突然闪现出美国最近流行的电视法医罪案剧，像《犯罪现场调查》和《遇见乔丹》。真实的场景并不那么有趣。 Rubenstein几乎管理所有的事务，我想这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而也是使自己能忘却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梦魇。然而有一次，他放下了心理的防卫。“当你检定这些受害者，尤其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的衣物、婴儿瓶、小鞋子，就像若干年前我们买给自己女儿的那些，他们的小手，在死后仍具有震撼力，你必须尽量不去想是哪些恶魔做了这些，否则你会过于沉重的。当你看到一顶编制精巧的童帽上有两个弹孔时，你会想到这些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 这些凶手有时对男人、女人和儿童有不同的手段。“男人身上有受酷刑的痕迹，被绑起来并戴着手铐，”Rubenstein说，“女人则通常和孩子在一起，有时是遭受近距离枪击。所有这些都有清晰的证据证明，并非猜测。” 法医分析前的第一步是在专家检查遗体前移除骨架上的衣物和私人物品。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Joan Bytheway解释说，这是确保专家不会对受害者形成偏见。Bytheway指出头骨顶端子弹进入的弹孔，和靠近左眼窝出的出弹孔，还有左脸颊上的放射状裂缝。只有在找到这些生物学证据后，她和其他共事的人类学家才把以下这些写入个人材料——“女性，35岁左右，身高5英尺4-6英寸。”然后再把骨架和个人物品放在一起。 距Bytheway工作处几尺远的地方，来自阿德莱德大学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Tim Anson给我看在盖尼式床上的一具残余骨架。这是在哈德尔附近的墓地中挖出来的，阿德尔在摩苏尔西南约55英里。这部分骨架最明显的是头骨只有后部留了下来。“整个脸都被炸没了，”Anson说。他也指出前臂上一些脱水干化了的皮肤组织，解释说是因为这个人被埋在一个12-14英尺深的墓坑中间。即便在地下埋了20年，身体底层仍含有脂肪和其他软组织，而那些埋在墓坑顶层的人早已只剩裸露的骨架了。 在一个附近的帐篷中，放射线技师Jim Kister向我解释他的微量便携式X光机，这台机器用于给骨架照X光，并辨认外伤源。他把一张男性肋骨的巨大X光片夹到灯箱前，指出一颗子弹。“这个家伙中了11枪，”他说，“他死于枪击。”Kister说，他本来料想在巴格达的审判中，被告将尽力声称那些粉碎的骨头是经解剖验尸，因此是无可争议的证据。“但这些图像讲述了不一样的故事。” 目前为止，法医小组只辨认出了经检查骨架的15%。结果将收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大型报告中。报告在审判结束前的许多年里将不会向公众公开，而这将是伊拉克自1987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后的几十年了。8年与邻居伊朗的战争正偃旗息鼓，而萨达姆•侯赛因则命令他浑身血腥的军队惩罚库尔德少数民族社区，许多库尔德人是支持伊朗的。萨达姆利用这个牵连作为借口，企图消灭长期令他烦恼的库尔德族群。（见《控制下的库尔德》，第2页。）运动结束约一年后，据估计有10万库尔德人死亡（尽管一些伊拉克利益团体把数字上升为18万2千人），其中数千人死于化学武器中毒。大部分人被埋在秘密的集体墓坑中。 尽管杀戮的报告几乎立刻曝光了，但总统里根当局和国务院选择忽略了它们。因为当局正积极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因而美国政府决定不激怒萨达姆。他也许曾是大规模杀戮者，但释义林顿•约翰逊总统称越南南部盟军的话，至少他是我方的杀手。 Rubenstein承认，他的工作专注于为审判提供证据，恢复了数千名集体墓坑中尸体的身份，并把他们还给了那些并不是当局首要关注的家庭（尽管在帮助背后也可能有一些组织）。“大部分事情都将留给伊拉克人了，”他说，“我们只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提供美国能在法庭上使用的相应证据。” 在英格兰南部海岸，一个远离伊拉克但参加死者检定的地方，我在伯恩茅斯大学绿树成荫的现代校园拜访了Margaret Cox。Cox是一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她运作着国际法医学种族灭绝调查高级中心。2004年Cox及其同事培训了33名伊拉克人，在发掘集体墓坑和辨认遗体方面的科学技术。（在萨达姆政府下，伊拉克中只有一小群法医学家服务于2600万人。）为期五个月的课程包括让他们发掘放满塑料骨架的模拟集体墓坑，之后，这只小队返回伊拉克，开始真正的挖掘，并将他们的新知识教给其他伊拉克人。在我的拜访中，12个最有前途的受训者返回伯恩茅斯大学完善他们的技能。 Cox希望她所教授的刑侦科学，以及田野法医学者的发展，能给新世纪带来承诺。“如果收集得当，法医学证据能自己说话，”她说，“而认识到法医学能揭露罪行，也许能在一场种族灭绝开始前阻止它。”那还有待验证，但如果种族灭绝发生了，将有一套旨在人类福利的、有效工作的强有力科学模式。 穿过小镇离校园几英里远的地方，是一片普通的棕色没有标记的仓库和储藏室。在一个光照充足、白色墙壁看起来像小太平间的屋子里，Cox给我介绍那些伊拉克人的其中一位，他们自愿放弃在巴格达的工作，来到英国学习这项恐怖的学科。我与之交谈的那位，我称他为X，极具同情心，他希望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能帮助数百万伊拉克人最终知晓家庭成员的命运，并至少得到一点心灵上的平静。 最初，X很乐意他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但就在文章出版前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家庭收到了死亡威胁，他还因此推迟了回家时间。基于我在伊拉克时向调查人员学到的知识，这种威胁大多来自萨达姆的逊尼派支持者，他们正努力消灭反对这位前独裁者的一切证据。 当我拜访这个小太平间时，伊拉克人正在英国讲解者旁工作，从土中筛选骨骼碎片，并用X光研究枪击证据。X告诉我他对回家后未来的看法，还有他如何计划转变美国人正在进行的工作重点。“公民社会在伊拉克是个新的概念，”他说，“对我们来说，死亡的苦难远没有结束。那些死去的人有权利吗，是的；他们必须拥有正义吗，是的；但美国人的方式，为审判收集证据，不过是个开始。我们将要做的是为了生存。” 没有人能质疑X的意愿和他目标的崇高。但由于布什政府打算在审判后撤离驻巴格达的美国专家，加上X生命遭受的威胁，X及其小队伊拉克同事在这场貌似无休止的战争中找到10万或更多杀戮受害者，并给他们的家庭以安慰的愿望，我想最好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人尽管配备有资金、专家、设备和保安，但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目标。在伊拉克，我乘坐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飞往位于穆萨纳沙漠的一处坟场，在巴格达以南约200英里，靠近沙特阿拉伯。由于对涉及萨达姆审判的信息都高度保密，陪同我前往的官员并没有透露更多关于目的地的信息。当黑鹰在空中打圈时，我向外望下那黯淡的棕色沙海，只有一个由军事帐篷、机车和拖车组成的残破圆圈。这里被称为Yankee营地，被包围在私人安全保卫的同心圆中，有礼貌的年轻人戴着反光太阳镜、部队式的发型，配备有自动武器。 在营地一边，是一个深色罩子遮蔽着如滑石粉般柔软的沙地上一道新开的凹槽。前一天，美国发掘者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纠结在一起的骨架，埋于地下约一根胫骨长的深度。我能辨认出35个人，膝关节错位、手臂不可思议的扭在旁边骨架的上方或下面。其他被害者藏在他们下面。 干燥的气候把这些遗体保存的异常完好——完整的骨架，大部分穿着鲜艳的蓝、红、黄、和橘色这些库尔德妇女的最爱。一些头骨上还有头发。一副骨架上一整套粉红和白色假牙紧紧咬在一起，恐怖的笑着。这团混乱中心的一旁，另一具骨架上还挂着长及腰的精工项链，眼窝回望着我，下巴伸向另一边。在骨头中散落着一些日常用品：用来把货物从市场运回家的白色塑料酸奶酪桶、一串装满小孩衣物的带子、耳环、政府身份证明、塑料手表、婴儿鞋和帽子。 来自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Michael “Sonny”Trimble负责这里的法医小组。回到家，他是著名的“肯纳微克人”的负责人，一个具有9200年历史的骨架，1996年发现于华盛顿靠接肯纳微克的哥伦比亚河沿岸。Trimble在他的领域里很有名气，曾监督发掘了东南亚和波斯尼亚的一些遗体。 “这些人在15-17年前被杀，”他说，“墓地是用一个装货机前叶片挖的——每个约10或11英尺宽，35英尺长——与他们军队修筑坦克路的方式一样。这个地点有10到13个墓坑。大约1500具尸体——从服装判断都是库尔德人。他们被AK-47扫射而死。我们在这些坑的边缘发现了弹壳。杀戮过程是组织有序的。” 当Trimble和其他美国专家离开这个国家以后，伊拉克人将面临一个艰巨的问题：如何带来国家和谐以及平息几十年来的种族仇恨。Kanan Makiya，一位来自Brandeis大学的中东研究教授和伊拉克作家，正迈出了第一步。他领导着一个基金，拥有堆积如山的数百万份与大屠杀有关的政府资料。许多是在萨达姆倒台后的几天里迅速从秘密警察总部弄来的。一些证据被不小心毁坏了，因为当时伊拉克人正用反铲挖土机挖掘墓坑，迫切地想找到他们失踪的挚爱的遗体。 “寻找审判的证据不过是我们必须做的事中最小的部分，”Makiya说，“主要的目标并不仅是把那10或12个最高领导人加以审判，而是整个政府系统。你必须清楚的记得，几乎所有伊拉克人都被卷入了这个系统，对彼此暗中监视及报告。我们所有人——库尔德人、什叶派、逊尼派——必须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我所称的党派陈述已经取代了个人责任，并承认我们自己的困难。否则我们将无法复原。” 由于暴乱席卷整个国家，伊拉克的未来无从知晓，因而，没人能严肃的讨论这些有关和平和调停的深刻话题。所以，伊拉克人是否能面对他们，如同南非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从穆萨纳沙漠回巴格达的直升机上，我们携带了42个塑料军用小提箱，每个箱子中都装有一具挖出的遇难者遗体，要把他们送到Slayer营地的法医小组。我脑中不断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类缺陷使得种族灭绝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呢？在我们一生中，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种族灭绝屠杀。而其中很多发生时，我们身处所谓文明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或拒绝理会。在伊拉克发生的事就是这样。 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桂冠诗人Elie Wiesel来说，那些对种族灭绝漠不关心的人，与杀人者一样有罪。“我很了解这样的悲剧，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纳粹屠杀，使那些刽子手和旁观者没有区别，”他告诉我。“你怎么能成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犹太人遭受的不仅是来自罪犯的折磨，也来自我们朋友的冷漠。如果在集中营里的我们那时得知，我们的朋友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冷漠的话，我们会绝望而死的。” 然而Wiesel，这个因写作人对人的非人性而蜚声世界的作家，认为有一个原因使他相信，那些对伊拉克集体墓坑里遇难者所做的工作，将帮助确保21世纪能比上个世纪少些杀戮。“每次你确认出一个面孔和名字，不仅是遇难者，还有杀戮者，人们都会有更深的领悟，”他说，“因此基于某种原因将限制种族灭绝现象的发生，否则那些数字和承受的重量是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Wiesel讨论生活最黑暗的一面，但他却有能力用我们每天谈话般的轻松使主题看起来乐观。但他也许是我所交谈过的人中最乐观的一个了，至少是最抱有希望的一个。 “只有人类能让我感到绝望，”他说，“但也只有人类，能将我拯救出绝望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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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最大的纳粹集中营里，一些简单的私人物品死寂的躺在玻璃后被保存。它们被从人们身上剥下来，犹太人和其他人就在这个世界所熟知的、最有组织的杀戮机器中被谋杀了。 2、        一个女孩检视着Tuol Sleng里遇难者的照片，这是一个红色高棉时期用来酷刑折磨的不为人知的中心，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Tuol Sleng现在是个博物馆（又称波布罪恶馆或监狱博物馆），它矗立着，作为170万柬埔寨人——这个国家1/5的人口——的遗言，他们在1975-1979年间死于残暴的社会主义政府。除了报道所称的酷刑和大规模屠杀，当红色高棉政权分割柬埔寨时，得到了一些强国的支持。 3、        搜寻失去的挚爱，一位妇女穿过由学校教室改成的停尸房，放满了从伊拉克中部集体墓坑中挖出的一捆捆尸骨。在萨达姆•侯赛因掌权的24年间，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被谋杀、折磨和绑架。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医学家的最新调查，发现了这些遗体，揭示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建立了一个反对侯赛因政权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