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的原因

秦統一的原因

 

秦國是春秋時比較後起的國家。據《史記》記載，秦人祖先曾助帝舜馴獸，故賜其姓嬴。夏朝末年，秦族叛夏歸商。周孝王時更封秦為附庸，周平王時被封諸候，獲賜岐西之地，成為秦國發跡的起源。

 

秦穆公時，使秦能稱霸西戎。秦孝公時任用商鞅推行變法，國勢強盛，因受齊及魏的阻撓而未能東進，南面又為楚國擋隔，秦人被逼處於雍州，未能參與中原爭逐，但是卻有助積聚國力，成為統一中原的資本。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了中國。而秦能統一中國的原因與當時中國的客觀環境，秦國的長期經營及國外形勢變化有關。

 

首先是客觀環境，春秋以來，諸侯兼併頻繁，百姓民不聊生，部族離散，淪為奴隷，故此人民都渴望和平。

 

戰國年間，兼併日益嚴重，大部份人民都被徵召入伍，既影響生產，又會加速農民的破產。諸侯為了致勝，經常破壞別國的水利建設，他們甚至決堤淹敵，平民的生命和財產得不到保障。另外，外族趁著中原大亂，乘時入侵，沿邊的國家受到威脅。以上情形令人民希望出現中央集權國家，以求平息戰亂，制止外族入侵。渴求統一已成為時代趨勢。

 

戰國末期，文化上出現了天下一統的期望，當時社會諸子百家並出理論雖然不同，但「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著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同時，當時諸子經典，都為各國認同。至於荀子則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的觀念，支配著當時的思想界。秦之統一正好合符這思想趨勢。

 

商業發展亦都會影響了秦國的統一，戰國時代，經濟蓬勃，商業活動非常頻繁，但當時列國分立，國與國之間遍設關卡，對別國商品徵收重稅，官員對商人大肆勒索，因而阻礙商業發展，其後由於商業發達的緣故，統一需求相應增加，故秦統一完全迎合此趨勢。

 

其次就是秦國本身的有利條件，秦國地處西方，因為很少被中原的戰亂影響，得以休養生息，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具有優良的地理形勢：形勢方面，有崤山﹑函谷關之固，閉關可自守，開關利進攻。財力方面，據《漢書·食貨志》所載：「關中之地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財富卻十分之六。」

物資方面，巴蜀地區出產木材，而戎狄地區則盛產牛馬，資源極為豐富。秦惠王奪得楚國西面領土後，遂成為了七國中版圖最遼闊的國家。秦國具有此威勢，其他六國都難以匹敵。

 

君主與客卿亦是成功統一的關鍵。秦國的君主都深明知人善任及策略得宜。故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厲行法治，倡導生產，獎勵從軍及集權於君主，令到國政走上軌道，走向富強的方向。但是六國貴族則剛好相反，他們權力仍大，可惜君主的權力相對低落。故中央集權遂成為秦國統一的有利條件。

 

此外，秦惠文王﹑昭襄王及秦王嬴政，都是雄才偉略的君主，善用人才。惠文王於戰國時運用張儀的「連橫」外交政策，破六國合縱之策；昭襄王用范睢的「遠交近攻」，只攻佔鄰近土地，不作耗費的跨國遠征；秦王政任用李斯，李氏提出「離間政策」，派遣辯士游說，賄賂，甚至暗殺各國的政要，以求破壞六國的內政，以便日後進攻六國。

 

商鞅﹑張儀等人都是秦國的外來謀士，即是所說的客卿。他們對秦國是非常重要的，秦之富強是獲得東方游士之助，如商鞅﹑張儀﹑范睢﹑呂不韋等。他們皆是東方人，若果東方貴族﹑平民學者及游士都不出頭，秦國便缺乏足夠力量去吞併東方了。可以看出客卿對秦統一中國是十分重要的。

 

商鞅變法，使秦的國力驟強，是統一的重要因素。戰國時，東面各國雖有改革，但是因文化傳統的束縳，因此沒有多大實效。秦國文化雖較東方落後，各種創新的措施，反而較易實施。變法期間，廢井田，開阡陌，令到農業迅速發展；開發山林使到物產豐盛；厲行法治，整頓國政。變法令到貴族權力大大降低，改變了「公室卑」，即王室力量薄弱的現象，促使秦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

 

當時出現了兩種學風，包括「齊魯學」﹑「三晉學」，東方各國都崇尚齊魯學，喜愛聚眾講學，追求典雅。但自商鞅變法後便引入三晉學，主張謀富強﹑尚功利及務實務，秦在短時間得以成為新興軍國，與此有莫大關係。

 

秦國土地富庶，商鞅變法，又開阡陌，獎勵耕織；並吞併巴蜀，招攬三晉人民開墾，使國力充實。《史記·貨殖列傳》載關中，巴蜀地區的情況：「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經濟富庶，為秦國造成統一基礎。

此外，秦國在戰爭中，亦不忘開發經濟，如將罪犯赦免，遷到新土地耕作，以補充人力；攻佔大城市後，又驅逐城中的商人及貴族，旨在奪取土地和農民。隨著戰爭不斷進行，秦經濟便漸趨雄厚。

 

戰國時代，工商業發達，商賈地位日重，足以左右時局，秦政府亦爭取富商的支持。如招攬巨商呂不韋為丞相，策劃在趙國為質子的子楚回國，並由他招納不少人才，《史記·呂不韋列傳》說：「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齊有孟嘗君，皆天下，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由此可見，秦國富強與商人不無關係。

 

民風強悍，秦國地處西戎，民風悍尚武。就當時的經濟﹑社會而言，越東越富庶，越西越貧窮；而民風卻剛好相反，東方的越怯弱，西方則較勇敢強悍。學者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生與生計〉云：「是則當時兵戎，秦最強悍，三晉次之，齊人最怯，越西越勇又地越東，民越富，地越西，民越貧也。」秦人民風強悍，配合戰馬更是如虎添翼。

 

另外，商鞅變法中，提倡軍功爵制度，以斬敵人首級多寡論功行賞，使人民得以在戰爭中致富；加上嚴禁私鬥，令到秦國人民將尚武精神集中於對外戰爭當中。

 

還有秦國為免強悍民風減退，都盡量減少秦民與東方的諸國接觸，如在公元前323年取陝後，便即時把當地人民遣回魏國來保存秦人的強悍尚武，民風強悍亦是秦得以戰勝六國的關鍵因素。

 

最後就是列國不穩，六國農民破產，據學者杜正勝〈戰亂中的編戶齊民〉指出，春秋時封制度崩潰，六國社會都以編戶齊民作基礎。編戶齊民則是編入國家戶籍的農民為主，他們負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是全國的經濟支柱。但是其後六國都陷入一片戰亂當中，編戶因無支付開支及徵發而紛紛破產，然而政府卻不斷壓榨，導致了山東地區的編戶破產，六國亦因此而敗亡。

 

加上六國本身的內亂，戰國時，東方內亂頻仍，政局動盪。故趙國宗室勢力強大，在新君即位前，每每出現諸子爭位；楚國自從吳起變法失敗之後，昭﹑景﹑屈二大貴族掌握大權，政治腐敗，盜賊公行而不能禁止。比較下，秦國的內政則較安穩，便乘六國內亂攻佔領土，如楚的漢中﹑洞庭湖﹑上庸﹑巫郡等便是趁內亂時被秦國逐一攻佔。可見列國內亂對秦國統一極為有利。

各諸侯國的力量分散，燕國地處東北，與中原的距離及關係都較疏遠：韓國領土狹小，國力薄弱；趙﹑魏及齊﹑楚則各自相攻。同時六國貴族墮落，無復戰國時的軍事強勢，難以與強勢的秦匹敵，最後被秦逐一滅亡。

 

加上六國缺乏合作，各自為政，蘇洵在《六國論》曾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六國為怕被攻擊，紛紛向秦國獻媚將祖先辛苦經營的土地雙手奉送，終導致實力削弱，加速秦國的野心，尤如抱薪救火一般。

 

總括而言，秦國的長期經營非一朝一夕所得，兼且其具有有利的先天下條件，加上時勢趨勢及人民渴望一統中央的出現，終在公元221年，由秦王政建立了首個統一皇朝。

 

 

 

秦速亡之原因

 

試分析秦代速亡之原因

 

秦始皇為了鞏固政權，實行了一系列嶄新的政策，然而，卻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始皇死後不久，帝國便立即崩潰，僅歷十五年。

 

首先是徭役過重，南征北討。秦統一之後政治漸上軌道，秦人以耕戰立國，令國民眾皆充兵役，名曰「黔首」，在戰國時，秦民力戰於外歸猶得功賞。就兵役而言，如五嶺駐軍五十萬，長城戊三十萬，阿房宮戍七十萬。除此之外，內則築長城，闢馳道，建陵墓，對外則征伐﹑戊守等，皆為苦役，古代封國，四境農民行程相距最遠不出三四月每冬農隙。為貴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過旬月。而且對外戰爭的關係，十年間先後征匈奴﹑平百越，損失軍隊數十萬，秦得天下，尚沿用舊制，力役得古代的三十倍，所以引起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

 

其次是肆意大興土木，窮奢極侈。秦統一期間，窮奢極侈，每攻陷一國便把其宮殿之圖樣描繪下來，在咸陽仿造，又在二百里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座宮殿。如營建阿房宮便役民七十萬，至於始皇生前為自己建造的驪山陵墓，興建時已役死大量民工，建成後為免墓中秘密外洩，更將參與興建墓的民工盡數活埋。另外，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刻石，建兵馬俑，役民程度可想而知。當時，中原己飽歷戰亂，民力困乏，負擔便顯得更沉重。

 

此外便是力役繁重。中國統一，版圖擴大，始皇沿用舊有的力役制度，人民須輪番服役，路途遙遠的，整年皆為服役而奔波。董仲舒就指斥秦代「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使「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始皇不珍惜民力，終激起民憤，迅速滅亡。

 

破壞經濟，中國以農立國，若無天災，農民的收入大致穩定。但戰國以來，戰爭連年，不斷損害勞動力，山東六國的編戶因而破落。秦統一後本應與民休息，重整經濟，然秦廷連串征伐﹑徭役，對勞動力的破壞更甚於戰國，經濟更無法恢復，成為秦代速亡的主因。

 

秦自商鞅以嚴法為法，始皇即位後專任刑法來鎮壓人民，秦法死刑有很多種，如棄市﹑腰斬﹑車裂﹑坑﹑磔﹑鑊烹﹑族﹑夷三族等，肉刑有劓﹑刖﹑宮墨﹑笞，又有所謂具五刑者，徒刑有鬼薪﹑白粲﹑城旦等，又有謫遣戌和徒謫之法，即把犯罪的人民編成軍隊派到邊境防守，凡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一戶違禁，比鄰連坐，刑罰嚴酷，又如偶語《詩》﹑《書》者和赴役過期者都要處死，人民動輒受罰，陳涉﹑吳廣就因而逼反的。此外，人民也普遍對新的法制存有反感，開始懷念舊制度，六國貴族又加以煽動，一夫發難，全國便隨即嚮應。始皇雄才偉略，尚可駕馭人民，但秦二世昏庸無能，局面便一發不可收拾。

 

遺民思教，文化衝突，始皇兼併了六國，廢封建，行郡縣，但封建思想仍未泯滅，六國沒落之貴族時刻妄想東山再起，礙於始皇之威權，未敢發難，但秦始皇駕崩後，趙高專權，天下解體，人民對統制思想和生的新法制仍未能適應。秦國文化低落，戰國以來，積極從中原移殖文化。當時，中原學術分齊魯學與三晉學商鞅﹑李斯﹑呂不韋等學者引入秦國，但主要是三晉學。

 

秦統一後，天下學者薈於一國，諸家學說的衝突逐漸明顯。李斯得君行道，持其師荀子的學說，強調「法後王」﹙屬三晉學﹚，與中原固有的齊魯學風截然不同，而齊魯與三晉學最激烈的衝突便是焚書坑儒，結果溍學派得到勝利。這事具有兩個意義：第一是秦與中原有不同文化；第二是秦人絕不屈服於中原文化之下，而是對其加以禁制。文化分歧加深了秦人與中原人的衝突﹑矛盾，也是秦被推翻的一個原因也。

 

不用客卿也是導致秦速亡的原因。秦統一六國之後，客卿對秦的統一極大的幫助。然而，始皇在統一前已意圖逐客，可是遭到李斯著的《諫逐客書》所阻撓。統一後，始皇任法不任人，認為只要有完善的制度便足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官吏是否賢能，皆屬次要，更甚至輕視知識分子。

 

始皇不重視知識人才，使知識分子周遊列國﹑散佈各地，正常情況下，他們唯有老死田畝，但秦末之時，卻起了重大的作用。蘇軾於〈游士失職之禍〉中指出：游士流散各地,猶如森林放出百萬狼虎，對政權極為不利。從史實而論，自陳涉起義，客卿即極力替其出謀劃策，可見游士對亡有著推動作用。

 

焚書坑儒，士人反感，秦人本身的文化傳統極低，至秦統一天下，諸眾學者薈萃一國，彼此間衝突明顯，李斯得君行道本其師說﹙荀卿學說﹚以法家相尚，對東土的文化不懂得珍惜。故有焚書坑儒以古非今之禁，目的是禁絕私學，強制人民學習法令﹑以吏為師，定國家法令於一尊。

此舉證明了秦人極鄙視東方文化，除了史官所藏秦史記以外，別國史﹑諸子百家的經典，一律都要焚毁。後來又因盧生及侯生等方士非議始皇，始皇便下令御史偵查首都。首都的儒生方士，逮捕其中四百六十餘人，坑埋於咸陽，史稱「焚書坑儒」。加上秦人對東方人仍以奴隷視之，不稍加體恤，這種做法不免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的支持，導致政權傾覆。

 

總而言之，始皇汲取西周滅亡的教訓，推行中央集權制，認為這樣做便能長治久安；卻不明白歷史潮流是在變化當中，平民勢力逐漸崛起，除貴族代替貴族的更迭之外，平民都可以威脅政權。秦政府任意役使人民，激起民憤，終使民變傾覆秦祚。可說始皇錯誤解釋歷史教訓，為秦朝亡國埋下伏線。

 

集權政策過急，二世昏庸，始皇本有建立萬世不亡政權之野心，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事皆決於亡，為強榦弱枝之政策，地方政權集於中央，又實行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並集權於中央。但集權中央政策及統一後各項措施，推行過急，使人民一時未能適應，變亂一觸即發。

 

始皇是一位雄才大略之君主，在位時尚可駕馭人民，可惜始皇三十七年病死於沙丘，命宦官趙高召太子扶蘇繼位，但是趙高與扶蘇親信蒙恬的弟弟不和,恐扶蘇即位後對自己不利，因此與李斯合謀，擅自改詔立胡亥為帝﹙秦二世﹚，並賜死扶蘇，稱為「沙丘之變」。此後，趙高恃住擁立有功，總攬朝政，指鹿為馬，政治黑暗。當二世皇位穩固之後, 便立即縱情於聲色犬馬，在這方面趙高又是他的得力助手。他繼續修建始皇時未完成的阿房宮，宮的位置在渭水以南。原定的規制廣闊達三百餘里，南抵終南山，北通咸陽；其上可坐萬人。至此，其父親未完之志他要完成之，工程浩大和役使的人可想而知。另外，他養了不少的狗馬禽獸，徵取民間的豆粟以為飼料，弄得咸陽附近三百里內的人民，都沒有糧食吃。

 

二世把始皇的奢侈殘暴加以發揚光大，獨居深宮之中，公卿大臣難得見到他，一切由趙高把持；趙高的能事則是欺瞞上下，專權自恣；結果只有加速叛亂的形成。

 

貴族習氣，秦國是周代封賜的諸侯國，國君因而具有封建時代的貴族習氣，始皇不恤民力，興建阿房宮，將人民名為「黔首」等措施，充分表現了這種特質。然而，這些措施卻違反了戰國以來平階層崛興的潮流，終致亡國。

 

偏重法治，秦統一前，以法家理論治國，有利大刀闊斧的改革，如商鞅便以法家精神，積極破舊，使變法空前成功，秦國逐步富強。然而，秦統一之後，時移勢易，卻仍堅持法治，不講人性，重視集體，忽略個人，積極提高君權，施行嚴刑峻法。這種強制手段，終難取得人民認同，埋下亡國伏線。

 

軍人當政，秦自商鞅變法開始，實行軍功爵制，斬首立功成為任官賞爵的捷徑，例如斬敵首一個，賜爵一級，如果希望做官的，可以做俸祿五十石的官，長此下去，便由殺敵立功者控制了政權，後果就如《韓非子·定法篇》說：「今法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於是由軍功者建立的帝國，轉眼又在軍功者的統治下傾覆。

 

引起秦亡導火線–大澤鄉起事，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率士卒，北赴漁陽,行經蘄縣大澤鄉，遇雨阻滯，估計無法如期到達，按照秦律「失期當斬」，兩人遂合謀率眾殺死軍尉。結果山東豪傑紛紛響應，平民朱雞石﹑鄭布﹑劉邦和英布；官吏陳嬰；六國貴族魏咎﹑張良﹑項梁和項羽，先後起兵反秦。

戰國以來，歷史發展有兩大趨勢；一是由分裂到統一；二是由貴族政治走向平民政治。秦代承第一種趨勢統一天下，卻因違反第二種趨勢而亡國。

 

秦代覆亡，在始皇治下已見端倪，只是二世時才激烈爆發而已。綜觀秦末起事，有兩個根本動力：一是人民無法忍受嚴刑峻法，二是六國貴族欲恢復舊有勢力。既然各階層都以推翻秦政權為目標，所以一經陳勝起事，各方都立即響應。總計由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至秦滅亡。僅歷時十五年。秦治期間，正是古代封建政府，轉移到平民政府。

 

焚書坑儒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原因﹑經過及影響：

 

秦始皇採用李斯建議，下令焚書坑儒，因而導致秦代迅速滅國祚僅正十五年。

 

首先是焚書，焚書之起源，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僕射周青臣與博士齊人湻干越，辨廢除封建的得失。當時湻干越稱說殷周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但丞相李斯所說是：「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事，何足法。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教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斦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此為當時李斯建議焚書理論，可以分析為兩端，一是深恨當時愚儒不明朝廷措施精意，不達時變，妾援古昔，飾言亂實。二是鑒於戰國游士囂張，希復古代民力農工，仕學法律，政務官師不分之舊制。

 

當時秦推行郡縣制，不復封建舊出規，故無世襲之貴族，欲尊王學於一統，以禁絕民間私人之學，始皇李斯的建議，亦與其所斥當時的儒者。而且政治家過於自信，欲以一己的意見，強制天下服從他，而未曾考慮到流弊之深及為禍之烈。然此等議論，自荀卿韓非著書以來，早已高唱論調，偏狹峻刻，早為秦廷焚書埋下種子。

 

至於禁書的辦法，李斯所奏亦有擬定。云：臣請一，更官非秦紀，皆燒之。二，非博士官所戠，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而秦廷當時焚書，實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史官書，除秦記外全部只需燒毁。第二類是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全燒。第三是秦史及秦廷博士官書皆得以保存。而且更擬定一些刑罰來促使人民遵守，一共有五項：第一項是敢偶語詩書，棄市。第二項是以古非今者族。若官吏得知不舉者，需與犯罪者同罪。第三項是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黥為城旦。第四項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第五項是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其實焚書並要，而最要所禁制者，實為以古非今，其罪乃至於滅族。次則偶語詩書亦罪亦棄市。然則秦廷此次焚書，其最重堵為六國的史記，此殆屬春秋以下舊傳官書。以其多譏刺及秦，且多涉及現實政治也。其次為詩書，此即為古代官書之流傳民間者，以其每為師古議政者所憑藉也。首禁議論當代政治；次禁研討古代的文籍；第三始禁家藏書本。

 

秦廷焚書，而民間書籍蕩然遽盡，絕少留存，決非事實。惟詩書古文，流傳本狹。

 

而坑儒，事件則發生於焚書的次年，即始皇三十五年，這事件雖是偶然激起的，但足以看出始皇對儒生的日益厭惡。始皇曾派遣許多方士入海尋求神仙及不死藥，耗費許多金錢，但大都一去不返。這一年，方士侯盧二生，因不滿始皇的行為，背地譏評了番，相率逃去。始皇聞之大怒，又聽說其他儒生也有不敬之言，因此把咸城中所有的儒生都召來審訊。諸儒士不肯認罪，而且互相指攀，一共牽連了四百六十餘人，始皇下令把他們一起活埋。從焚書坑儒這兩件事，可知始皇晚年，對人民除了軍事政治的嚴密控制外，更努力推行著思想的控制。

 

據此，則此次諸生見坑之罪，總有兩點。一曰誹謗上，一曰訞言以亂黔首，所謂自除犯禁者，即犯誹謗上及訞言亂黔首之禁，決非謂興太平及鍊求藥為犯禁也。誹上之禁，即於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秦請焚書所謂以古非今偶語詩書之類矣。說苑卷二十詳載盧生批評始皇語，故曰『使天下知之以懲』，使皆懲於誹上與訞言決不懲其望星氣，練奇藥，為方術，及以文學興太平也。

 

秦始皇為了拑制思想，實行了焚書坑儒的政策。但是在背後卻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始皇死後不久，帝國便立即迅速崩潰，焚書坑儒的影響：

士人反感，秦始皇為了統制思想，不惜摧殘文化，禁絕私學，除史官所藏秦史記外，別國史﹑諸子百家經典，一律焚毀，強制人民「學法令，以吏為師」，使國法令定於一尊。後來因方士求神仙不遂，坑殺四百多名儒生。這種做法，不免失去知識分子支持，導致政權傾覆，秦始皇焚書，使知識分子失去功業憑藉，故此後世學者多批評秦始皇箝制思想。

 

而且焚書之行動，亦間接促成了西漢以來今古文經之爭，當時漢室因經歷了秦代焚書﹑項羽燒阿房宮歷史事件後，盡燒當時之書籍一些秦代的儒士便以自己的記憶及平生所學，筆錄口傳，而且由是以漢代流行的隷書寫作而成，所以便稱為今文經。

 

但是於成帝時命劉向﹑劉歆父子校對群書，劉氏父子在校書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在壞孔子壁時而得到的古文經，因這些古藉是以秦時的篆體而寫成的，所以稱為古文經。

 

當時劉歆發現古文經與今文經師所憑藉的今文經有所不同，例如字體﹑篇章﹑內容等的不同，而劉氏更請政府將此立為學官，但得不到今文經學家及某些儒士所支持，終演變成漢代四次的今古文經之爭，雖只是意氣之爭，但卻影響了漢代政治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