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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了，有人跟得上，追捧之；有人跟不上，咒骂之。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原先那种铁板一块的伦理政治格局就出现了一些裂缝。经济生活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不仅仅只是政治的附属品。
经济意识觉醒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经济活动的地位和重要性作了一次严肃且深入的大辩论。 社会变了，有人跟得上，追捧之；有人跟不上，咒骂之。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原先那种铁板一块的伦理政治格局就出现了一些裂缝。经济生活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不仅仅只是政治的附属品。 思想家是一群很敏感的人，新生的经济生活居民自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墨子就提出了很多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比如，他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则富、不强则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非命》）这一段告白，墨子认为经济生活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若没了这个，那么其他的一切社会活动就是空中楼阁，纯属扯淡了。根据这个前提，墨子进一步推定：任何社会或者国家动向的影响力高下都得根据它与经济准绳的关系才能确定。 尽管如此，墨子看起来是个钻到钱眼里的家伙，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反对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根据现有的记载，可以说，他是这个时期研究经济议题的第一人。 我们已经知道，孔夫子对于经济这个东西是很不屑一顾的，甚至极为鄙视。孟子对待经济就不同于他的老师，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放现在来看，这就是承认私有财产且立法保护私人财产。有了这个保障，人民才有劳动的积极性。要不然，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什么都无所谓，或者有条件的直接出国混日子。秦国自从颁布了抑商政策后，不少商人就跑到其他国家经商去了。 基于此，孟子甚至把自由的经济活动空间视为实现王道的必经之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个可爱的人，那么早就搞明白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关键因素。 经济意识就这么在战国慢慢确立起来，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则是出现了一批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出现了商业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计然和白圭，乃其中翘楚。钱都投到哪儿去了 等大伙都想通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的道理后，就大举杀入商业活动当中。大浪淘沙，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社会性活动的主人翁——商人的数量开始不断上升，而且在他们长时间的摸索中，商业资本得到了极大的聚合。那么，如何利用这些商业资本来扩大再生产，就是商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经商是最主要的一个发财致富的渠道，自然就成了资本最大的流动空间。经商就像滚雪球，不能让它停下来，俗话说不进则退。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停下来，你的财富就只有越来越少的可能。此外，别无其他可能性。为了这个目的，有钱人就不能不把挣到的钱再一次投入到下一轮的经营当中去。 那会儿，商业经济才刚刚开始，垄断型大商人并不是很多。一般而言，基本上是一些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板是整个商业活动的主体人员。很明显，他们的创业其实很不容易，且不论风险投资，就连启动资本都拿不出手。怎么办？只能搞些小买卖。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多数仍重复着简单再生产。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些人的活动很容易威胁到国家的统治。所以，高层对这些企业通常采用一些政策进行压制。这样一来，商业活动就充满了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破产。你的企业越大，这种风险越高。所以，为了不因得罪“上头”而导致自己的努力打水漂，大商人通常会在挣到一大笔钱之后，把厂子的规模控制在“上头”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拜金主义的社会风尚出现后，追逐暴富就有了很强的吸引力。对于商人来说，小买卖虽然也能养家糊口，甚至能有不少余钱，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多么希望赚钱能来得“更高、更快、更强”。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产业如果搞大了的话，弄不好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实在不划算。可是，赚钱的欲望又没法自动消失，这就逼迫商人不得不擦亮眼睛，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投资途径。 经过一番考察研究和对时政的分析，商人行动了，他们把大量资本投向土地。土地是好东西，任何时候，这都是值得人们往里头砸钱的。在当时，土地除了本身具有的生产生活资料这个特质而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外，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坐享其利。你拥有了土地，农民要种地就得向你租地，当时有“见税什五”的说法，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绝对是利好的政策。要是手里的土地能种植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土地就在那儿搁着，谁也拿不走，不怕火烧不怕水淹，小偷强盗来了都得空手而归。即便战乱四起，它也还在那儿候着，这就是不动产所具有的魅力。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么多农民，没有土地，他们可活不下去。人对于土地的依附程度相当高，即便商业经济来势汹汹，使人们的财富观念发生变化，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理解仍旧根植于土地之上。有土地就有财富。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前面我们提到，为了延长统治期限，高层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这无形中鼓励了民众向土地投资的欲望。在政府号召下，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把资本投向土地。而且，战国时期，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政府有时候虽然会颁布一些限制商人买地的禁令，但实际上没有多少约束力。当统治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得益于尽可能多的人将眼光投向土地时，他就已经失去了对土地政策的控制。 对于那些没钱又想经商的人来讲，去哪儿筹集资金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有钱的商人发现了这个机会，开始发放高利贷。高利贷挣钱比别的方法容易得多，这吸引了一些政府官员的眼球，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这个庞大的队伍之中。 然而，这些对于真正有钱的巨商来说，还是显得空间狭小。但是，官方的太多限制一时间又无法消除，且不时的征战，使得社会经济很不稳定。乱局之中，商人为了让资本保值，于是就把金银财宝藏起来。但是，这种偏离商业经济的活动使得假币盛行，出现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钱不能用来投资，那只有把它花掉，不然挣钱干吗？在种种限制下，商人们的奢侈浪费之风日渐强盛。 统治者看到社会上流动着那么多资金，他们想，如果都能收归国有，那不是很妙的一件事吗！拥有权力的好处就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说收就收。 第一招：卖官，这是个很大的诱饵。此政策一出台就吸引了大批商人主动投怀送抱，纷纷把自己的资产送入国库。 第二招：有钱能使鬼推磨，“赎罪”自然不在话下。只要你肯向国家交钱，就可以免除一系列刑罚。范蠡的一个亲戚犯了杀人罪，他不能见死不救啊，正好国家有这个政策，他又是大富豪，于是拿出一车黄金用来换人。 腐败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线索，战国时期同样如此。这一阶段，很多商业资产跑到了各级官员的腰包里头。一种情况是，商人主动把财物送到官员手里，这些官员觉悟不高，一时间辜负了君主的栽培和信任，从而大量受贿。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官员秉持着“当官不贪污，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思想，强行向商人索要“保护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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