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词人的"国魂"文化专题讲座 2009-10-10 09:25:42 阅读9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主讲人：徐兵强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2009-5-20 国魂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崇高的思想感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可能无法真正体会这两个字的含义。宋朝是个时局动荡的朝代，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主义词人，他们作的词流传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每每读了都深有感触。读这些爱国主义诗词，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伟大的爱国情操，也能从宋词的语言艺术中激发出我们的爱国情怀。虽然宋朝距现在已经是800多年了，但我们仍可以为词人们强烈的爱国感情所感动。我们研究宋代的爱国主义诗词，通过研究宋词来体会古人是如何爱国的。研究这些宋词，一方面是增加课外知识，丰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来传承古人的爱国情怀。 北宋中叶以后，王朝的各种危机开始明显化起来。官僚机构庞大，统治阶级奢侈腐朽。辽、西夏和金先后相继侵扰，而王朝军队缺乏战斗力，常常以输金纳帛的办法去买和。土地高度集中，由于赋税、徭役、高利贷剥削严重，阶级矛盾越发尖锐。正是为解决这些矛盾，神宗才起用王安石实行了变法。当时，文人们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规范下，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具有较强的参政欲望。他们在如何解除王朝危机的问题上都有各自的想法，于是产生了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便是严重影响着北宋后期文人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党争。这种新、旧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争论持续的时间较长，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彼此排挤、互相打击的局势。最初，神宗朝王安石当政时，为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曾起用了一些新法的支持者，贬黜了一批反对派。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重新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元祐年间在朝的旧党官员中又分为以程颐为首的洛派，以苏轼为首的蜀派和以刘挚为首的朔派。他们各持己见，相互攻讦，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派别之争。到绍圣初年哲宗亲政后，任用新党章惇为相，又将元祐党人尽行窜逐岭海之外。这种“绍述”政治曾给很多文人士大夫带来了厄运。如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惠州，苏辙谪汝州，黄庭坚迁黔南，秦观贬处州，晁补之迁蕲水。绍圣四年(1097)将吕大防、刘挚等31人或贬官夺恩，或居住安置，做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清洗。元符二年(1099)再次处置旧党，据说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元符三年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又有向太后出来处理国事。向氏反对新法，于是又反过来打击变法派。这样反复折腾，正像《宋史·曾布传》所说是“流贬镌废，略无虚日”。在被牵扯的人中就有许多词作者，苏氏兄弟之外，还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之仪、张舜民、赵令畴，以及韩维、范纯仁、孔平仲、廖正一、吕希纯等人。这种反复起落的党争，严重地挫伤了宋王朝的士气，削弱了人们对王朝的向心力，一方面对来自辽和金的侵扰没有什么抵御办法，对于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也几乎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从皇帝到朝臣则更加奢侈腐败，于是北宋王朝便迅速地向着败亡的下坡滑去。 北宋后期词人们的生活环境与前期已大不相同，他们看到国家形势危殆，感到个人政治处境险恶，一种忧国忧民、忧谗畏讥的忧患意识取代了前期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思想。他们很多人曾经反复上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不被当权者采纳，反而被视为异己，遭受到各种打击、排斥。因之，他们失望愤懑，甚至消极悲观。在痛苦的贬谪生活中他们力求自我解脱，于是在愤懑、悲哀之外，一种任性逍遥、随缘委命的生活态度又在某些人的头脑中蔓延起来。如苏辙说自己“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栾城集》卷22《答黄庭坚》)，晁补之说自己“以罪贬官，偷安为幸”(《鸡肋集》56卷《毫州谢执政启》)，秦观也说自已是“衡茅之下，有以自适”(《淮30集《与苏子由著作简》》。一方面忧愁、愤懑，一方面想要“偷安”、“自适”，这就是严时政对文人精神上的震撼与困扰。这时期词的创作就其主导倾向看，不再是歌席舞筵间助欢佐乐的游戏之作，不是写来供歌妓演唱的供听众欣赏的，而是表达了他们个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感受，反映他们种种失意的遭逢。他们是用词来渲泄愤懑，缓解抑郁与悲伤，或朋友间互相唱和，彼此宽慰。总之，这时的词更重一寄托了，进一步接地表现自我了。它们虽仍不能与诗等同，但其创作态度开始严肃来，其社会功用逐渐加大了。作家情感的变化，不只促进内容的变化，也丰富了词的风格特色，在蔚为大观的婉约词之外，那种清丽婉恻、豪逸疏放的词风都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些现象正说明了北宋后期词的创作已完成了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回归。这时的词人们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变化，苏轼和秦观应该说是北宋后期词人的杰出代表。 1、苏轼: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提出“以诗为词” 的主张，并担起了全面革新宋词的重任。苏轼以他独特的词风率先挑起“豪放”的大旗，为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无可取代的。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苏轼是个一贯不合时宜的人物，初登仕途的他“奋厉有当世志”，反对因循守旧，提出过理财、练兵、择吏等改革时弊的建议。他的直言极谏虽曾受到仁宗的赏识，可惜还没有重用他，仁宗便死去了。神宗锐意改革，猛力推行新法，苏轼主张谨慎持重，反对“卒然轻发”，因而又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发生了矛盾。在众人的排挤和诬陷之下他只好自请外任，先通判杭州、后改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前后共八年。 1075年，北方边界战事频繁，宋将王韶率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的最大胜利，收复大量失地，但北宋却向辽国割地700余里。苏轼虽然因为战争的胜利而颇受鼓舞、因为割地的屈辱而倍感痛心，但在远离边关的密州却过得波澜不惊，他豪放的诗人秉性也在这鼓舞、痛心和波澜不惊中逐渐恢复.密州的天还是干旱，苏轼便在那年的冬天带领人马到常山祈雨。或许他笃信密州从此便会风调雨顺，或许因为少了蝗灾减了赋税而略感轻松，或许就是因为中国诗词的历史注定在此时得到一次变革，这一切我们都不能想象。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是：密州附近没有崇山峻岭，也就不可能有虎狼出没，只有野兔能够成为猎物。但归途中的苏轼还是突发奇想，享受了一次狩猎的乐趣，并且因为这一次简单的狩猎而产生了另一首意义深远的《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四十岁的苏轼苦于不能亲临边关，为国效力，便在词中发挥想像，借古论今，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国热情。他想像穿上汉代羽林军的服饰，牵着猎犬、架着苍鹰出猎，全城的人都来看他像孙权一样亲自弯弓射虎。然后又自比杀敌英雄魏尚，希望得到朝廷信任，愿赴边关，杀敌立功。这首词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而且它一扫传统上缠绵绮靡的风格，开创了一代词风。苏轼对自己的这种词风也相当满意，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写完后，“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颇壮观也”。 在宋词和中国诗词的史书中，从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流派——“豪放派” 。几年以后，遭陷害入狱的苏轼被贬到黄州，在长江边上又写下了他的豪放词巅峰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带着“大江东去”般磅礴气势和“千古风流”般深厚底蕴的作品也成为了整个宋词的典型代表。 苏轼的爱国情怀只能在想像中产生，也只能在词句中寄托。此时的他，还是那个因为与朝廷的变法派政见不同，躲避排挤，出京为官的保守派的才子。后来的他，也只是被陷害被摧残被放逐而后客死天涯的文豪。特殊的遭遇尴尬的处境决定了苏轼情感的波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沿着自己开拓的豪放的风格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这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却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也让密州更多地在经典的注释中被后人提及。这期间他经常饮酒赋诗，甚至听乐观妓，更多的是游山玩水。他的内心情感与北宋前期词人们的距离是很大的，他不是享乐主义者，而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本人不甘沉沦，但因壮志难酬，才借游赏、饮酒来排遣愁怨，用诗词来发泄愤懑。他主张“文贵自然”，写诗作词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东坡文集》卷10《南行前集叙》)，毫无“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成分。 2、范仲淹:面对种种危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文人是深具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拿北宋来说，范仲淹就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及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襟怀，充分显示了他心系天下、献身社会的崇高理念。此外，如幼年时代的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努力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一位清官贤吏。而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党争的领袖人物，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想要经邦济世，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却又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综观北宋的士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消翻检他们的大量奏谏文章，就可强烈地感知其“社会良心”。而在他们所写的“小词”中，也偶会流露其关注时事、经世济时的心迹。例如范仲淹在镇守西夏边界时所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就赫然出现了“燕然未勒”的惋叹；而在苏轼笔下，更出现了这样豪迈的词句：“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如梦令》)只是由于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以北宋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主要在其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而词则基本远离了这方面的内容，故直到北宋末年仍被局囿于那种莺莺燕燕、倚花傍柳的狭隘圈子中，这不能不说是北宋词的一种缺陷和遗憾。 3、李清照：她是中国文学使上伟大的女词人，她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只是文学上的成就，透过她我们可以看到宋词的变化，以及她独特的爱国方式。她的作品南渡前后发生很大变化，除自身经历外，那伤淡淡的爱国情也表现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细细体味一下她南渡后的爱国情怀！ “买花载酒长安市，又怎似家山桃李”——她多麽想家 “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花”—— —哀叹时宜境迁，家山更远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的一生可用辗转漂泊来概括，她经历过无数曲折，坎坷，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背后却藏着难以想像的坚强和对国家的热爱。 我们不可否认她在中国文学使上是个巨人，从她的“常记溪亭日暮”，再到“人比黄花瘦”，我们无不耳熟能详，可以想像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当时以男人为主的封建社会中独树一帜坚持己见，且开创了词坛一片新天地有多困难，然而她就是“她”，不会像一般女子独倚窗前，针织刺绣，唱“后庭花”。悲叹命运无济于事，她看到的是国家衰亡，风烟鹤起，她想到的是“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不然怎会有“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之举”呢？ 刘辰翁说：“颂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泣下。”读她的爱国词，没有苏轼大江东去的豪迈，没有陆游“家祭无望告乃翁”的悲苦，没有辛弃疾那种浩浩荡荡的气势，有的只是她发自内心的呐喊，她用女性特有的气质表现她对祖国，家乡的怀念。南渡前后词风的巨大转折。“归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她通常是睹物思情满眼景物中，她总能联想到故国，故都，由此联彼，而不是直抒胸臆，坦荡潇洒，隐隐的，柔柔的把她爱国之情向读者娓娓道来，感受那样平和而又那样震撼。 她迎着历史的车轮走来了，又乘着历史的云彩去了，历史的轨迹上留下了她坚实的足迹，她悲叹过，爱过，恨过。她累了，常年的孤苦飘零使她带着疲倦睡去了，在梦里一朵黄花落在了她两鬓班驳的头发上，仿佛变回了当年，迎着春风奔向她所爱的明城，而我们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一座丰碑。 在宋朝那战乱年代，涌现出无数爱国词人，而像李清照这样的女词人能在文坛屹立，除了她高潮的艺术手法，那份感情的真挚与深沉也是流芳百世的原因吧。细细品位，国家危难之时，她没有上战场，却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巾帼不让须眉。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 4、张元干：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确实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如其下片曰：“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5、辛弃疾：他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他继承苏轼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将一腔难以实现的爱国情怀寄寓于词，创造出雄奇阔大的词境，充溢着浪漫主义的奇情壮思，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高度。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为代表的爱国词派，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 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死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6、陆游：他生于1125年，正是北宋岌岌可危、金国日益强盛的时候。他出生后的几年里，金兵攻陷汴京，宋徽宗、钦宗被俘，北宋覆灭，南宋建立。陆游的童年，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国土沦陷的辛酸，为他的爱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陆游的爱国情怀，是十分值得一提的。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对祖国的赤诚，至死不渝。他的词《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戌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积贫积弱、日见窘迫的南宋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但这又是一个英雄“过剩”的时代，陆游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但请缨无路，屡遭失败，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这首词正是写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无奈心情，其中上片数句尤具气势，“觅”字见出建功立业的心情迫切。“匹马”唤出无畏英雄的豪壮。“尘暗”一句点出作者因理想破灭而引起的阴郁心情。下片更多的是感慨“鬓先秋”，“泪空流”字字泣血。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作者没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作这首词时，陆游以年近七十，但仍未忘国忧，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种高亢的政治热情，永不衰竭的爱国精神形成了词作风骨凛然的崇高美。 7、陈亮：他也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其半。”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的 “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8、文及翁：我们知道，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这种政治局势也必然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状态。缘此，便分化出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缩起头来只管个人，另一种是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前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想多作介绍，只举一首词来说明：宋末文及翁在《贺新郎》中如此写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持。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从这歌舞酣醉、隐逸逃世的生活行径中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惟求个人快活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而后一类人，则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或救国)的重任，他们堪称社会的“脊梁”。更使人感到欣尉的是，这后一类爱国志士不仅在“事功”方面(例如其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给青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载，而且还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给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在这些思想遗产中，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是最为耀眼的一部分内容。 9、文天祥：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以文天祥那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公庙》词来总结全文。其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臣忠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此词绝非一般的咏史怀古词可比，其中凝聚着作者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精华。特别是“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二句，更用如椽大笔宣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人生转眼即逝，最要紧的便是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轰轰烈烈地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因此，像张巡、许远这样的仁人志士，虽然生命短促，却万古留名；而那些卖国投降的鼠辈小人，却只能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照，怎不启人深思和催人取进？所以，“读此等词，不可以寻常词观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而应当以“高山仰止”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一本严肃的人生教科书来研读——词之发展至此，难道还能仅以“小道薄技”视之？ 结论：爱国情怀是一种难以用词语表达的感情，宋朝的词人们用生命谱写的历史与对国家的爱全部寄托在了长长的词卷中。读起来使人感慨万千，怆然涕下。我们在研究了这样的诗词之后，心中荡然升起一种强烈的崇敬与肃然之情。我们深深的感到，爱国是在任何时代都要有的思想感情，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最起码的认识。和平年代，我们也要树立起爱国的思想。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体会它的意义，让宋之韵这些厚重的爱国情怀永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10、岳飞：“'尽忠报国'传天下，爱国精神励后人。”最后，让我们在背刻“尽忠报国”的岳飞,他的《滿江红》词的歌声中再次感受一下宋朝词人那厚重的爱国情结。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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