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电影要有文化特质

陈凯歌：电影要有文化特质
                              鞠健夫　杜仲华
　　他被认为是国内最具文化气质的导演，浓眉下，双眸透出威严与睿智。他仪表堂堂，不苟言笑，“酷”劲十足。
　　做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凯歌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陈怀皑是老一辈电影导演艺术家，或许是家学渊源陶冶了他特有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情怀。第五代导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烈的艺术探索精神。从《黄土地》、到《大阅兵》；从《霸王别姬》到《荆轲刺秦王》；从《无极》到《梅兰芳》，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以突破性的电影语言和美学追求，剖析着历史和传统对人的精神的制约和影响；他关注人的本体和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
　　他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霸王别姬》曾使他扬名海外，捧得戛纳“金棕榈”；《无极》则使他败走麦城，成了网络“娱乐”的对象。但探索是什么？探索就是实验，而实验就应允许失败——哪怕他是一位国际知名导演。正在热映的陈凯歌的古装大片《赵氏孤儿》则可视为他的一次翻身仗。迄今，《赵氏孤儿》的票房已突破１.5亿，口碑也相当不错。更值一提的是，胜券在握的陈凯歌此次变得包容和大度，不仅对批评”照单全收”，而且在回答北大学子的提问时否认“翻身”之说，给自己留下更自由的创作空间。
　　日前，在陈凯歌、陈红夫妇赴外地为《赵氏孤儿》宣传造势前，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专访。陈凯歌面前，一碗冷掉的面条原封不动地放着，因为没空享用。房间里温度很高，他只穿了一件白色圆领汗衫，回答问题时常常发出低沉的带有磁性的笑声，笑起来的样子就是一位温和地道的“北京纯爷们”。
            电影：《赵氏孤儿》说的是礼义仁智信
     无论是喜欢或不喜欢陈凯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他在电影中的文化追求持肯定态度。他们这一代人本来对信仰就有着一份执著，要与当下人进行精神的接轨又不失尊严，这应该是件挺难的事，但在这部新片中，陈凯歌成功做到了，接了“地气”。
     记者：我曾读过你的《少年陈凯歌》，里面说你家的保姆因为饥饿偷吃了点面，你说人在饥饿恐惧面前，爱就没有了。是不是可以理解程婴这个小人物在恐惧面前，也是不敢想什么爱的？
　　陈凯歌：我本质上还是认同礼义仁智信这些东西，这是中国人多少年总结出来的，不是偶然发生的。礼义仁智信我觉得是给中国人立规矩的，你应该怎么做人，是一个社会契约式的东西，但这个社会契约今天被粉碎了。因为整个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大规模进入之后，最后的防线守不住了。我为什么会把程婴写成一个小人物呢？还是希望能和今天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忠义”这两个字我本身是非常认同的，但是如果把忠义这样的标准放到百姓身上，这个要求就有点高了。我觉得程婴厉害就厉害在，他是顺着常识走的，他虽然也有恐惧，但是他在恐惧中仍然不违背常识，仍然愿意去帮助别人，这就已经不得了啦！所以在处理程婴这个人物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可信，不可信的话整个故事就立不起来。
　　记者：程婴的可靠和诚信，似乎是这个片子给人带来思考的中心点，在你的《梅兰芳》中，也有十三燕临死前把戏服拿出来送给赛过自己的徒弟这样感人的细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的诚信越来越少，更显得这样的可靠弥足珍贵？
　　陈凯歌：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就都不好了。为什么人不好了？为什么人在亲情友情方面呈现出倒退的状态？因为生存环境的艰难和残酷。我在我的电影中不光讲人性的变异，也在对生存环境的合理性提出疑问。所以我觉得《赵氏孤儿》不仅要摆出诚信缺失的事实，还要探究诚信缺失的原因、生存环境的不合理。
　　记者：“不把自己的敌人当敌人，那就天下无敌”等闪耀智慧的警言无处不在，这些台词也构成了该片的一个特色，尤其从奸贼屠岸贾的嘴里说出。
　　陈凯歌：电影总体上来讲是有一个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包括一个原则，就是电影的语言要精练而短，应该尽可能地少用语言；但是少用不等于不用，包括一些警句，你必须在一个非常适当的情况之下才能说出来。“不把你的敌人当敌人，那就天下无敌”，这样的话必须有前因有后果。其实屠岸贾输给谁了？他输给自己了。谁是他的对手？他自己是对手。程婴赢了谁？赢了自己。他可以把私仇放下，只剩下义愤。所以表面上看是屠岸贾的语言，其实说的是程婴。在一部好的电影里面，这些人物关系都是互相交叉的。一个电影演的是什么？演的是人物关系，语言在电影中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敌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
　　记者：树林中的战斗以及后来决斗时两度不还手，让屠岸贾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人，显露出他作为干爹的温柔一面。《赵氏孤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复仇故事，而是布满了亲情恩情仇情的交织……
　　陈凯歌：树林中如果赵孤遇到危险我就要救他，那就是假的；犹豫之后之所以又要回去救他，这就是所谓人性或良心发现。我觉得屠岸贾作恶以后想当好人，他心中有暗自的忏悔。但是，王学圻（饰屠岸贾）这个人物之所以是立体的、成功的，就是他还是没能赢得自己。他可以在这个当下救了赵孤，但是如果他说，“程婴，我听你的，我不会再杀这孩子，我们两清”，故事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先动手杀程婴的是屠岸贾，说明他的心结一直到死都解不开。他心中还是有敌人。所以说到底他是失败的，这就是这个人物的定位。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才是悲剧人物，他最后的结局是可悲的。
                   坚守：“玩意”与票房都需要
　　与陈凯歌谈文化命题，气氛就严肃了许多，他总是沉默片刻，然后一字一句说出他深思熟虑的话，语调平静，不张扬更无造作，那双能洞穿一切的眼睛认真地盯着你，让你心里一阵阵发紧，而大脑又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路前行——感染力和控制力可能就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基本功吧！
 　　记者：与前几部略显小众化的电影相比，这部电影让我们感觉陈导又回到普通人中间了。
　　陈凯歌：随着自己拍电影的时间越来越长，也会有一些感悟。你有很好的想法，包括对文化的想法，一定要通过一个加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父亲没跟我讲过什么电影方面的技巧，他就跟我讲了四个字：主观客观，所以我觉得所有搞创作的人都要思考如何让观众接受你的想法。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有的都是我心里边想的东西，一些很朴素的情感，也包括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想法。里面没有高屋建瓴的思想，也没有扭曲变形的人性，都没有。就是一些朴素的东西。
　　记者：在娱乐的时代如何让充满文化元素的电影生存？
　　陈凯歌：戏曲界讲两个东西：票房、“玩意”，票房跟“玩意”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在强调票房的年代你就可以没有“玩意”，京剧在以前的中国就是最大的娱乐了，你看一场梅兰芳的戏那还不是娱乐吗？但是你从梅先生的戏里又得到了娱乐以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回答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坚持和坚守的。
　　记者：你的很多电影，从《黄土地》、《霸王别姬》、《和你在一起》、《梅兰芳》到今天的《赵氏孤儿》，都是在讲大人物的小故事，和小人物在大背景中传递的东方的仁爱礼义，也有人称你为“文化传教士”，你认同吗？
　　陈凯歌：我没有那么了不起。唯一能说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电影，必然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相连接，这两样东西是必须连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电影中没有文化特质，就不是电影。但是别人说我是文化传教士或布道者，我觉得我远没有那么好，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化、历史不要轻易丢掉。
　　记者：在黑泽明的电影中，如《罗生门》《七武士》等，对场面做出了张力十足的精彩处理，特别利用针锋相对的对峙冲突,来展示人生的欲望和毁灭。有评论家认为你的镜头影像中依稀能看到黑泽明的身影，称你是中国电影界的黑泽明？
　　陈凯歌：不不不，绝不能由此来判断说我是不是中国的黑泽明，那是位伟大的导演艺术家。黑泽明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日本文化的矛盾冲突，所以他被看成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他并不是给日本文化唱赞歌的。西方人说你要想了解日本人，你就要看黑泽明。
                  家庭：我们常一起“偷菜”
    陈凯歌和陈红是一对恩爱夫妻，一个是制片人，一个是导演，家门里的故事应该很多。当记者问陈红问题时，陈凯歌会抢着答题；问陈凯歌时，陈红会抢着答题。一个回答另一个则不断点头称是，配合默契，十分有趣。
　　记者：陈导，陈红对你具体的拍摄会提些意见吗？如有争执时，谁会让步？
　　陈红：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导演特别尊重个体，他把这种对个体的尊重放在了他的电影里。他不停地否定自己，包括将文学剧本发给演员，你们拿回去看，等再给大家分镜头剧本的时候，似乎和文学剧本差别很大，其实内在的联系都没变。我们两个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生活，而是电影，因为对电影的热爱是我们俩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陈凯歌：我们两个没争执，不是说惊人的一致，是她对我的工作方法完全没有怀疑。当然，他会对我某个镜头提些建议，但是她不会让我有很重的负担。我们是高度默契的一种合作。
　　记者：曾有报道你说一直在寻找可靠的人，现在找到了，是陈红。
　　陈红：他要的那种可靠就是有程婴那种精神境界的人，但是我没有那种经历，这是他对人性的渴望。
　　记者：你们平时也上网吗？
　　陈凯歌：电影占据我们生活太大的部分，有95%吧，自己的娱乐也很少，挺遗憾的。
　　陈红：我从１９96年跟他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出去度过假。我想以后有60%的工作时间就够了，应该边享受边工作。他有一天开玩笑说不想拍电影了，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但我还认真了一把，特别开心。我们都不拒绝网络，会看看新闻，他有时候也“偷菜”，甚至和我儿子两个一起去“偷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