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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随笔]罪恶的交易——论平王东迁和郑桓公武公的建国之路

2010-12-17  自由之星1...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罪恶的交易——论平王东迁和郑桓公武公的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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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傲睿  发表日期:2008-9-13 22:52:00
    
    ……本文感谢 蒹葭从风 的部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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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交替之际,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无疑是赫赫宗周的一朝倾覆与周平王的东迁洛邑、定鼎郏鄏。随之而生的诸多事件都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十月之交》)可谓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经典写照。想来,那种陵谷跌宕的惊心动魄应远胜于后来的战国逐鹿。可惜《史记》中的寥寥几笔几乎消弭了应有的剑戈铿鸣和滔天血光,使如今的你我无法从仅存的史籍中感受得到,同时更留下诸多矛盾与疑窦。
   根据一代史学巨匠司马迁的笔下,两周之际这段迷一般的历史的记载是混乱的。申后被废,废太子宜臼遁于母舅部族,申侯怒,而后举兵。据《周本纪》载,申侯与缯及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很明显,这些蛮族是申侯及未来的周平王招来的,自然是盟友,凡历代并不希奇。但从古至今,不管借异族之力谋夺国家的行为是对是错,这些行为起码都堂堂正正地载于史籍。而同样的细节,两周交替的历史却格外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申侯联戎伐周,幽王死于骊山,据《史记》,不到一年之后“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周平王为了躲避戎患,向东迁都于成周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
   《史记》的这一记载逻辑是含糊的,也是无法另人信服的。申侯和西夷诸戎既然是周平王招之而来,自然是平王弑父杀君的盟友,为何事成之后转眼称他们为“戎寇”呢?如《国语》等史料所说,当时宗周一带势力最强者是申、吕等姜姓诸羌,也就是协助周平王杀父的舅舅们。西夷犬戎早就是诸姜的掌中玩物,不过是属国附从的地位。周幽王已死、宗周得手,杀父自立的周平王也算是大功告成,为何不仰仗强大的母舅一同占踞丰镐之地执掌天下,反倒将盟友一脚踢开、孤身迁往东方呢?更何况以当时周平王的窘境,他也只能与舅舅们好好合作,哪里来的力量挣脱舅舅们的控制、自行其事呢?
   古今中外,战争的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土地、人口、财富、和权力。申侯勾结缯国和西夷犬戎,名义上是为废太子打抱不平,真实目的也不外如是。周幽王死后,史载羌戎联军“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有说诸戎“遂取周之焦获(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而居于泾渭(丰歧之地)之间”,这些记载都说明羌戎联军在骊山之战攻杀幽王之后,已经袭圈了宗周腹地。他们不仅成功的完成了弑君篡位的阴谋,而且已经控制了王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功告成的申侯应当乘胜进去才对,怎么会放外甥周平王东迁?这岂不是等于放弃掌控最高权利的机会吗?平王东迁,会是申侯所希望看到的吗?
   再则,据《史记》所知,申侯及犬戎攻杀周幽王时,秦襄公、晋文侯、郑桓公、卫武公,四路诸侯发兵救周,郑桓公甚至与幽王一同抗战到底,一同战死在骊山之下,他的儿子郑武公接过父亲是班,继续勤王。可不久之后,上述四路诸侯又扶保周平王东迁,成了周平王的勤王之师、东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平王勾结外敌弑父杀君,与幽王完全站在矛盾的对立面。如果上述四路勤王之师勤的是幽王,那么他们也当与杀害幽王的周平王不共戴天,怎会助他东迁?如果上述诸侯勤的是周平王,那自然也成了弑君者的同伙,成了乱臣贼子。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清代学者崔述在他的《丰镐考信录》中就十分不解的问道:“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者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立无父之宜臼哉?”
   对此,史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有一番精典的评语。钱先生说:“《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否定平王东迁是为了躲避诸戎侵扰。至于那几路所谓“勤王”的诸侯,钱先生对他们也一一进行了批叛。
   钱先生指出,郑国的郑桓公本来在周朝中央政府任司徒一职,看到周幽王与申姜矛盾激化,知道西方待不下去,早在骊山事变前就谋划着东迁了。西周灭亡前,郑桓公已经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从几个小国手里巧取豪夺了一片土地。郑桓公的儿子——后来的郑武公——还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平王东迁后郑国也拿平王当旗帜,号称“以王命讨不臣”,进一步开疆阔土。所以,郑国根本不是勤王,而是申侯的同谋。
   西周灭亡后,西方虢国曾立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与申候和周平王分庭抗礼,即二王并立。钱先生认为虢公立携王才是主持正义的举动。携王最后被晋文侯(不是春秋五霸的晋文公)所杀,所以晋国所谓的“勤王”也是因为觊觎黄河西岸的土地,顺水推舟、扩大地盘。史载周平王东迁后只有“晋郑是依”。晋国与郑国的性质一样,都是同谋。
   秦国,当时只是周王一个西陲附庸,连诸侯的名号都没有,直到助平王东迁后才受封建国。周平王又命他替自己收回丢失的西方土地,收回的土地归秦国自己所有。秦人在骊山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一是为了从周平王手中获得诸侯之名,其次是在趁机侵夺西歧之地,与晋连壤通,同样是一副恶毒嘴脸。
    《竹书纪年》云:“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可见周平王自立为王是在申、鲁、许三国的支持下进行的。钱先生认为许文公与申侯同姓姜,自然是同谋,但鲁国并未参与此阴谋。他说:“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名义”。因为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长子的封国,掌天子之礼,兼有王朝宗正、史官、祭祀等身份。没有鲁国的认同,平王的地位难以被人正视。得不到鲁国的承认,自然也得不到其他东方诸侯的承认,更何况当时二王并立。所以申、许、郑等国是巧借了鲁国之名。鲁国在事后对周平王采取不理态度,连平王死都不去奔丧,可见鲁国极不情愿承认周平王的合法性。事实上,申许郑三国也未必一定假托了鲁国的名义,因为鲁国参与立平王的记载出于《竹书纪年》,而《竹书纪年》作为一部盗墓而得到的书,使用的又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魏国字体,所以不免有字迹不清和翻译失误的可能。由于“鲁”字在字形上与“曾”相进,所以此处的“鲁侯”字样可能是后来与申侯共同杀死幽王的“缯侯”的误写(“缯”与“曾”相通)。
   周平王东迁,背负着弑父杀君的恶名,天下正义自然不愿归附。后来东周时代天下诸侯目无天子,并非全因王室实力的衰落造成,更是因为东周政权的非法性所致。周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信从此扫地以尽,大国争霸的局面才由此形成。
   钱先生最后讲到:“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也骤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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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诗经》等古文献反映,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申侯等诸羌拥立平王,西虢公拥立携王,天下诸侯于是“更相侵伐”,天下陷入一片混乱。直到携王二十一年后被晋文侯所杀,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宣告结束。周平王东迁之迷及四路诸侯勤王的始末,只能从这前后二十余间的风云变幻中寻找答案。
   首先来看看携王余臣的情况。携王的“携”一字的意义,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认识。《春秋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携”。据此,“携”应该是地名。《新唐书》记:“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即西京地名矣。”意思是说携王之“携”与丰京、岐山、骊山相连,那就应该是宗周镐京附近某地。但具体位置依然无从考证。
   但是,《春秋左传正义》又引《竹书纪年》另一条佚文记载:“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应作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适(当作“嫡”),故称携王。”意思是说他本不是嫡子,不该身居正位,所以称其为携王。从这里来看,携王之“携”又不似地名。
   汉代儒家编纂的《逸周书·谥法解》说:“怠政外交曰携。”认为携不是地名,而是谥号。是因为他生前“怠政外交”,所以谥之为“携”。童书业先生认为,可能是因为携王生前“托庇于戎人”,依靠着戎人的力量才句全称王,所以周室复归统一后给了他一个恶谥。
   但童先生的解释也值得商榷,周平王本人依靠羌戎的力量弑父篡位,尚厚颜无耻的自命正统,又有何颜面大言不惭的指责携王托庇于戎人呢?更何况携王乃是姬姓诸侯虢公所立,并不见他有托庇戎人的记载。而《逸周书·谥法解》中多数内容都是汉代儒者根据前代之事附合而来,与西周时谥法习惯未必一致,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详细论证过。
   汉儒依据携王的称号,在《逸周书·谥法解》给携王之“携”下的定义是“怠政外交”,这没有道理。谥号虽有好坏之分,但无论美谥还是恶谥,都只能谥给合法的君王。周室复归统一之后,周平王不可能给一个“不合法”的周王追谥。所以《谥法解》只是汉代人的附会之辞。“携”要么是地名,要么是别的某种意思,不该是谥号。
   根据《竹书纪年》得知,携王是虢公翰所立。两周时期共有五个以“虢”为国号的诸侯国,后人分别称它们为西虢、东虢、南虢、北虢、小虢。《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虢仲、虢叔是周王季历的两个儿子,也是周文王的两个弟弟。二人一东一西,一个被分封在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建立东虢国;另一个被封在今陕西宝鸡一带,称西虢。《史记》里说的那位周幽王身边的奸臣虢石父正是陕西宝鸡的西虢国的国君。
    西虢本来位于今陕西省宝鸡,是宗周以西的重要封国。西周末年,西虢举国向东迁徙,根据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及三门峡市湖滨区李家窑上阳城遗址的发现,已证明西虢东迁后就迁到了河南三门峡市和山西平陆县境内,而且东迁时间也在周平王东迁之前。依相关资料分析,河南三门峡境内的南虢和山西平陆县境内的北虢系一国两地,均由西虢东迁所置。南北二虢一在黄河南岸,一在黄河北岸,二者隔河相望,并扼守着陕西东出函谷关东进中原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险峻。
   至于小虢,这个名词直到东周才出现,西周时是没有的。小虢的位置在原来西虢国陕西宝鸡的故地之内遗留。它可能是西虢东迁后滞留在原地的一支,也有可能是西虢撤走后戎人占踞了西虢留下的地盘建立的国家。
   西虢国君虢石父是周幽王和褒姒的心腹朋党,自然也是王子伯服的支持者,甚至于是周幽王废立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周幽王和伯服被申侯杀于骊山之下,虢石父不愿屈服于周平王和申侯,另立王子余臣与之分庭抗礼,这在情理上是说的过去的。
   如此,携王的所居地点最有可能在拥立他的西虢国附近,这样才便于得到西虢国的保护和支持。西虢既然已在西周末年就已经东迁,携王所在地自然也应在东方某地,也就是西虢所在的河南三门峡市、山西平陆县附近某地,简单点说便是晋、陕、豫三省交汇带。其次,携王最后是被晋文侯所杀,如此携王所在之地距离晋国也应不远,甚至与携王被晋文侯所杀之后,其地盘也被晋国吞并,而成为日后晋国的版图。
   在携王所居地点的问题上,王雷生先生曾撰文论证过,他认为携王当时掌握的地盘就是后来晋国西南部的王城、王官等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大荔到山西闻西县的范围,此地正好与西虢国紧密的连壤成片,是晋、陕、豫三省之间的三角地带。这里有多座城邑的名称被冠以“王”字,而且附近还有灵台。《史记》云:“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灵台只能为天子所有,携王居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在这里。而携王被晋文侯杀死之后,他的土地也大多被晋国吞并
   很明显,携王与虢国共同占据着晋、陕、豫三省之间的交通枢扭地带,特别是虢国辖控关中东下的黄河水道和举世闻名的函谷要道,控制着西方宗周与东方的水陆交通。周平王杀父之后若想东迁洛邑,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死对头携王和虢国的地盘。如此,《史记》说周平王杀父后第二年就紧赶着东徒到东都洛邑的说法完全没有可行性。平王若想东进,要么彻底消灭携王和虢国,要么设法使虢国改变政治立场转而支持自己。如若不然,关中之地四面险阻,任周平王插翅也难飞向东土,更别提建立什么东周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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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掌握着关中通向东方水路要道的虢国在这场二王并立的闹剧中并没有被谁消灭,此后一直存在了一百多年。在周平王东迁后,虢国与新建立的东周王室也的确首先了和解,好几代虢国君主还在东周当过卿。所以合理的判断是,周平王的东迁是在赢得了以虢国为代表的一大帮原来的反对派的支持后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周平王若想东迁,必须设法使携王被自己支持者抛弃后才能进行。携王二十一年后被晋文侯所杀,虢国又改而拥护周平王,唯有如此,整个事件才能得到解释。周平王东迁的时间应该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以后。王雷生先生曾有《平王东迁年代新探》一文,更进一步推测东迁确切时间是周平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747年。
   二王并立期间,天下诸侯们更相侵伐,早已君非君、臣非臣。混水摸鱼者有直,趁火打劫者有之,有兼并攻伐者有之,不亦乐乎。轻则趁乱侵伐弱小诸侯,重则明目张胆地觊觎王畿。春秋时代的大国霸主,如晋、郑、秦、齐等,无不是当时趁王室大乱伐国拓土者。周幽王已死,伯服也死,剩下的平王和携王谁当算做正统,谁当继承天下共主的名号,恐怕不能又他们自己决定,而只能又诸侯中的雄强者择取。
   诚然,西周末年的周王室早已经是从骨子里烂掉了,早已在再有当年文、武、成、康时的尊严和威力,到头来连一帮羌戎小儿都能轻松将之移为平地。但若是仅凭此就认为申侯等辈天下无敌了,周平王就坐稳天子宝座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与王室的衰危截然相反,天下诸侯不但没有王室的儡弱,反而在经历上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兵强马壮。列强在骊山事变时对周幽王的死活也许可以莫不关心,但当宗周泯灭、二王抗衡的特殊历史机遇出现之时,列强的真实野心便完全暴露了。在宗周周围,如秦、晋、虢、郑等,都无不有心杀上前来分一杯羹。远方诸侯的态度也或多或少影响着宗周之内这场二王相争的结局。
   申侯等辈勾结诸戎作乱,或成功或矫幸的杀死了幽王,攻陷了镐京。但事成之后,觊觎宗周肥沃领土和财富人口的并不只有他们,还有以秦、晋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平王与携王之中谁能最终胜出,不仅取决于平王的支持者申侯与携王的支持者虢公孰强孰弱,还取决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哪一方开出的价码更能满足列强的胃口,哪一个才能得到雄强们的承认,句全继续王统。如若不然,只能死无葬身之地。不论是平王还是携王,哪里还有一点王者尊严?筹码罢了!
   携王被晋文侯所杀,然而以晋在此时段前后开疆拓土的实力来看,剿灭残存的宗周携王不过举手之劳,为何不在当初而在二十年后才动手呢?合理的推测当时的利益情势发生了变化。周平王勾结诸羌及诸戎弑父灭周,是为不逆不倒,天下诸侯都应得而诛之。所以在“二王并立”之初,如虢、晋、芮、魏、虞、鲁、卫等姬姓诸侯,以及西方的秦人等都会站在王子余臣一方,共同奉其为正统王嗣,与周平王相对抗。但是到了“二王并立”后期,形势却发生剧变,以晋文侯为首的姬姓诸侯竟然杀灭携王,最先拥立携王的西虢也转而拥立平王。更讽刺的是,原来拥戴周平王,并助其杀父的羌戎诸部竟然成了周平王口中“侵暴中国”的“戎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剧变呢?
   《史记·周本纪》记道:“(申侯及西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在这文字里,羌戎联军野蛮的烧杀抢掠竟成了有那么几分合理性的“周赂”,想象中的水火不容多了几分难以启齿的暧昧。略览中外历史便知,凡借助异邦力量谋夺国家者无不许以帮凶土地、金帛。岐丰之地完全是周平王按照是先 的约定将其作为酬劳交到诸羌和西戎手中的。土地城邑在当时是最诱人的惠利,由此也不尽另人联想到《秦本纪》中记载平王东迁时与“勤王有功”的秦襄公之间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若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西周时的秦人只是今天甘肃省境内周王治下的一个附庸小邦,连诸侯的名义都不具备。秦人发迹的机会正是从二王并立的硝烟中得到的。秦襄公助周平王东迁,“勤王”有功,周平王册封其为诸侯,同时还给了秦人这样的命辞:“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自周文王祖父周太王举部迁徙于岐、文王建都于丰,岐、丰二地之间便是宗周胸腹。此地乃周人文明勃兴之地,是周王室的祖业根基,也是历代先王的庙堂陵寝所在。骊山之难后,根据周平王与羌戎联军事先的约定,歧丰之地几乎完全被申、吕、许等诸羌和西戎所占有。而周平王却将之拱手赏赐于秦人,只要秦人从戎寇手中攻取就允许秦人据为己有,这绝非小事。传统观点认为,周平王此举是因为岐丰之地这时并不在他自己手里,他让秦去攻取是“宁予家奴、勿厚敌邦”的意思。周平王不过是在做顺水人情,以空头支票笼络正在崛起的秦国,帮助他对付侵暴中国的戎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占据岐丰的诸羌和诸戎本就是周平王一伙的,根本不是什么敌邦。而秦人是否东进争夺岐丰,这也不是周平王一旨命辞所能决定的。
   二王并立期间,周平王根本算不得什么天下共主,秦人也根本不必去当他的家奴。这一纸命辞的用意根本不是什么“宁予家奴、勿厚敌邦”,而是一纸与原来帮助自己弑父的舅舅们决裂的宣言,也是拢络反对派诸侯的交易协义。同样的协义还包括与晋国的,《竹书纪年》讲:“(平王)赐秦、晋以邠、岐之地。”周平王是以公开授予秦国对歧丰之地的开拓权,和授予晋国对邠(汾河中下游、山西西南地区)的开拓权为代价,换来了秦、晋两国的支持。而作为交换条件,周平王当然得与申侯等辈分道扬镳,任秦、晋等雄强见他们残食吞分。
    周平王狠心“割让”王室祖地予秦,绝不仅是出于感激和人情这么简单。若是犒赏臣子的勤王之功,令其晋位于诸侯已经足够,如若不然再划归其少许土地财帛也足已。当年周平王的祖父周宣王封令秦仲伐西戎,给的不过是一个大夫头衔;秦仲战死,宣王又利用秦仲五子的丧父之痛复令伐戎,也只不过给了他们七千兵马。秦人数百年来用鲜血和生命为周王室鞍前马后效死杀场,只因为他们需要安身立命。没有哪次的待遇有这次周平王开出的更加丰厚,酬金高得吓人,简直是跳楼价亏本甩卖。秦人不但借此契机得到了挤身诸侯的名份,更名正言顺的得到了八百里秦川的开拓权,何乐而不为呢?
   相较而言,周平王“赐”丰岐于秦、“赐”邠之地予晋,同“周赂”于羌戎,本质上又有何不同?如果非要说出二者的区别,那就是秦与羌戎二者在青史中的待遇。秦襄公从此建国,成了名正言顺的周室诸侯,为五百五十年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的基础;而羌戎则作为宗周覆灭的罪魁祸首被历史鄙弃,其模糊的身影也最终化为烟尘散尽。
   而周平王弑父杀君和二十余年后的东迁洛邑,实质是将矗立于世今三百年的赫赫宗周,连同十五代先王的棺椁坟茔一同卖给了对方,而且是先卖予羌戎联军,后卖于秦晋列强,连着卖了两次。东周王朝就是凭借着此种出卖祖宗坟茔的无耻行为建立起来的,敢问天下正义之士何人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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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侯杀死携王和秦襄公的“勤王”,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原因,那就是所有战争发动者共同的目的:利益。而秦晋的这一需要,周平王满足了他们。
    最初拥戴周平王的力量的仅限于宗周内的诸羌及犬戎等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杀幽王、灭宗周、侵中国,表面上气势汹汹,实则并不完全具备于天下姬姓列强相抗衡的实力。事实上,就《竹书纪年》和《左传》提及的周幽王以太室之盟誓师伐申的情况来看,战争的发起者不是申侯而是幽王,而幽王被杀反倒是申侯在面对周军打击的情况下召集缯侯、犬戎等盟友进行反击的结果。幽王陨命于骊山,骊山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申国的所在。换句话说,羌戎联军能够杀死周幽王并覆灭宗周,这一结果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预料到。而事后,羌戎逞得一时之凶,当秦、晋等诸侯大军打着“伐戎救周”的旗号从东、西四面八方打来之后,周平王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从新权衡各方力量对比,重新制定对应之策。
   与周平王拥有同样烦恼的还有他的舅舅申侯,与列强和解同样也是申侯想要的。对此,最重要的证据便是若干年后申侯把女儿嫁给了四路勤王之师之一的郑武公掘突。但申侯嫁女予郑庄公以换取和平的想法恐怕是幼稚的。弑杀天子这样的大罪,不可能以嫁一名女子便轻描淡写的抹掉。更何况,对于申侯威胁最大的是疯狂的向宗周腹地扩张的秦、晋。这,与据宗周为己有的申侯等辈产生了根本的利益冲突,几乎不可调和。所以申侯与列强的媾和以失败告终。
    与申侯不同,周平王谋求与诸侯和解却取得了成功。其实对于周平王来说,他与列强媾和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释勾引羌戎联军弑父之事。在父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社会,弑父乃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社会同情的首恶大罪,平王若不能为自己犯下的这一弥天大罪做出合理辩解,就不可能与诸侯和解。
   很明显,周平王为自己做的辩解就是将弑父大最嫁祸于舅舅和诸戎,就如他东迁时对秦襄公说的那样:“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把原先当作酬劳送到羌戎手中的岐丰之地说成是对方的“侵夺”,将自己伪装成受挟持、受委屈的无辜孩童(骊山之难时的周平王确实年幼)。如此口吻,完全是周平王在为自己开脱罪责而颠倒黑白、嫁祸母舅。周平王此举不但撇清了自己与羌戎的关系、撇清了与周幽王之死的关系,更是将羌戎联军所占有的宗周之地拱手贿赂了秦晋列强,满足了他们的利益需要,赢得了与对方和解的机会。而周平王这种背信弃义、出卖昔日盟友的行为才是此后百年间导致羌戎倒戈、“侵暴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当我们把话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也不尽要多问一句。既然周平王是以嫁祸于母舅的方式勉强洗刷了自己的弑父大罪,并出让祖宗之地满足了列强的需要,最终换来了诸侯的承认与支持,那么原本就与弑父恶行毫无关系的携王为什么不能也以土地换取支持呢?是携王坚持原则,不肯将历代先王庙堂坟莹所在之地拱手让于一帮利欲熏心的家奴吗?
   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晋、秦、郑等诸侯来说,当他们趁周乱夺取了大片土地后,急需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以使他们对这些土地的占有合法化,而诸如秦国这样的连名号都没有的来说,他还需要获取他们梦寐以求的诸侯头衔。携王是因为未能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而惨遭杀害的。换句话说,《逸周书·谥法解》给“携”字下的“殆政外交”的定义虽然是汉儒的附会之物,但给予他“殆政外交”的评价可能还是有些根据的。携王是由于怠慢了诸侯,无视诸侯们提出的政治要求,这才惨被原来支持自己的诸侯结果了性命。
    携王没有杀父弑君的污点,他本应比周平王更具优势,最后的被杀极有可能如专家推测的那样是由于没有满足诸侯的要求。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携王虽自命正统,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摆在面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的真面目也逐渐暴露。携王不应该不明白自己身处的是怎样一种险恶的环境。在他面前摆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放弃祖地换取天子头衔和性命的保全,二是坚持原则但陪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结果什么都坚持不了。换做是你,两者之间你如何抉择?携王真的如此骨气,宁可陪上性命也要去坚持那不会有结果的原则吗?是谁给了他那么大的勇气去与列强抗争?难不成是十五位先王的在天之灵?
   其实,携王与平王之间这场斗争的决定性因素,除了自身正统合法与否,除了是否能满足诸侯的要求换取支持,还有非常关键的一条,那就是是否有地可迁。
   天子的王畿本就有两个部分,一是以镐京为中心的西方宗周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其次就是以洛邑为核心的东方成周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周围。秦晋列强在土地方面的需要指向宗周之地,他们最大的野心就是瓜分宗周,这是由于这秦晋国家与宗周接壤的缘故。但相较之下,东都洛邑与秦晋均为领土迁涉,两国的扩张不可能漫延到这里。无论是携王还是平王,以土地换承认的结果都是主动放弃对宗周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同时迁都东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无从谈起。
   在地理位置上,周平王被虢国封堵在关中之地,不可能随意东进。而携王却是虢公翰所立,完全可以自由出入东西两地,不受任何阻碍。按理说,携王才有机会与诸侯做成这笔生意,抢在平王之前住到洛阳去。可事实却完全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里的原因恐怕与另一路“勤王”诸侯——郑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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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骊山事变”和”平王东迁“的几路诸侯中,有个一人的身份悬疑颇多,他就是郑桓公友,当时东都洛邑的司徒大人。在《竹书纪年》中,此人被称为“王子多父”。“父”是对男子的尊称,“多父”意味这此人名“多”,与《史记》说他名“友”是不同的。这可能是因为“多”、“友”二字字形相近,在传抄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所致。
    不同的史料对于郑桓公身世的记载有很大差异。按《史记》的说法,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这一说法恐怕是错误的。《竹书纪年》记载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儿子,而不是弟弟。考虑到周宣王去世时距离其父周厉王被赶出镐京已整整六十年,如果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那么到了周幽王在位时,他已经是七老八十的垂暮之年了。可事实上,郑桓公到了周幽王时期才刚刚出落,被任命为司徒,他的儿子(后来的郑武公)都还没娶妻,不像一个古稀老人。所以,《竹书纪年》的说法更加合理一些,郑桓公应该是周宣王的儿子,也就是周幽王的弟弟。
    按《史记》所言,郑桓公在保卫周幽王的骊山之战中战死杀场,与幽王一同陨命。必须声明,郑桓公战死骊山之说是不对的,他并没有死。如王雷生先生等多位专家学者都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
   司马迁认为郑桓公死在骊山,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他在阅读《国语》时会错了其中一段文字的意义所致。这段文字在《国语》的《郑语》部分,原文是:“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这里的十一年而毙的人指的应该是周幽王,但在文字上却很容易引起歧义,让人理解为郑桓公十一年而毙。根据《竹书纪年》、《韩非子》、《左传》,以及其他多种材料综合考量,这个在此前被人们误以为以身家性命捍卫王室的郑桓公其实并没有死在骊山之难。他属于自然死亡,确切死亡时间大概是周平王六年到七年前后,也就是他的儿子郑武公娶申侯之女的前几年。
   而且还要说明一点,那就《史记》说郑桓公是在周宣王时期二十二年时晋升为诸侯的,这也是靠不住的。实际情况应该是郑桓公终其一生,郑国的诸侯名份始终没有得到承认。这里的证据主要是《竹书纪年》所说的:“晋文侯十二年(原文“晋文侯二年”,脱落一个“十”字),周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晋文侯十二年,也就公元前769年,即周平王二年,当时郑桓公还不被称作郑桓公,而称王子多父。当年,王子多父灭掉了郐国(今河南省新密市),吞并其地,建立了国家,这才成了郑桓公。从这条文字即可知道在西周时郑国并未受封,也可见郑桓公在西周灭亡后依然在世。其次,《春秋公羊传》曾称郑桓公为“先郑伯”,可见郑桓公至死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册封,没有谥号。郑国正式得到诸侯名份的时间至少得等到郑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与周平王一方实现和解以后,甚至要等到周平王二十一年携王被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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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桓公在西周灭亡以前最多也就是王畿内一个有封地的卿大夫身份,封地大约在陕西华县境内,近于宗周。《史记》记载,周幽王八年,郑桓公被任命为王朝的司徒,当年正是后来的周平王出逃到申的那一年。郑桓公上任司徒一职才一年,看到周幽王与申侯之间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战乱,就起了举部东迁的念头。
   《郑语》和《史记·郑世家》记载了郑桓公为了寻求避难之法去找大臣太史伯寻求对策的一段对话,他问太史伯:“王室灾难深重,我何以才能死里逃生?”太史伯指点他说:“独洛水之东、河济之南可居。”建议他向东发展、去吞并今河南郑州一带的郐、东虢等几个小国,扩张自己的地盘。
   太史伯说郑桓公“河雒之间,人便思之。”看来他这个司徒应该是管着东都洛邑的,是成周司徒,像是替王室镇守东方的大员。郑桓公听从了太史伯的指点,利用自己掌管成周的优势,很快从东虢和郐国两国手中巧取豪夺了一块地盘,为日后完全灭掉这两个小国、组建自己的国家做好了准备。
   王子多父被哥哥周幽王任命为司徒、坐镇东都、坚守成周。“司徒”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职责是掌管土地的管理和人民的教化,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国土资源部部长兼民政部部长。王子多父成为成周司徒,替王兄镇守东方,这本可算是“皇恩浩当”。作为臣子、作为弟弟,小多本因感念天恩,为天子分忧,好好的把本职工作做好,为江山社稷出尽一份绵薄之力。可上任依始的小多压根儿没把心思放在国土资源的经营和老百姓的福祗上,而是放在了别处。
    多父当上司徒这一年是周幽王八年,就在这一年,后来的周平王——废太子宜臼——逃亡西申国,周幽王废立太子之举已经将矛盾激化至爆发的边缘,而且根据《竹书纪年》,宜臼到达西申之后,很快就被申侯、许文公等拥立为天王,与父亲周幽王摆开了擂台,宗周的之上顿时战云密布,血腥的厮杀一触即发。看到这样的险恶的形势,掌管着东边半个王畿的小多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誓死捍卫王室、捍卫天子,他琢磨是如何利用手中的职权趁着乱世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为此,他专门找到了另一位与自己私交甚密的大臣太史伯指点迷经。
    多父向太史伯请教:“朝政日非,看来王室要发生变故了,你说我怎么做才能自保免予一死呢?”太史伯是掌管文史资料的官员,对天下大势、四地民风、山川地利均了如指掌,他为小多详细的分析了成周四方各个地区的现实情况,认为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晋,这四国都将成为日后的一方强主,绝不能往它们身边凑,应该另找一个可以长久托身的地方来自保,只有洛邑以东、黄河和济水交汇以南的地方才最为合适。太史伯接着分析:“当地都是些子男爵的小国,不成气候,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稍稍强一点的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和郐国(今河南郑州南)的君主却又都是贪图小利、没有抱负的人。现在您是司徒,你只要说周室有难,想找个地方暂时安置家人和财产,向他们借个地方,他们不会不答应的。等到王室真的出了事,到时你就说他们反叛,再以王室的名义进行讨伐吞并他们,取胜易如反掌。虢、郐两国一旦得手,其他那些小不点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片土地自然就是你的了。以你的才华,日后一定前途无量啊!现在天子已经怒火衷烧,听不进任何忠言了,他所信任的只有虢石父,王室最多也就再撑三年,要动就赶快动起来吧!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多父听取了太史伯的忠告,按照他为自己设计的蓝图把家属和财产寄放到了虢、郐两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桓公寄孥”或“虢郐寄孥”。此事发生在周幽王九年,即西周灭亡前两年。四年后,即周平王二年,多父又如太史伯所言,发兵攻取了虢、郐,到其子郑武公即位后不久,郑国已经灭掉了雒之东土、河济之南绝大多数小国,占有今天河南郑州及其周围一大片土地,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一个新兴的中原强邦由此诞生。
    关于郑桓公多父是如何获得虢、郐的土地来寄放自己的家人财产,以及四年后又是怎样灭亡虢、郐,史籍记载的歧异之处不少。《史记·郑世家》的说法是:“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说虢、郐两国很识时务,主动献出十个城给小多,这种说法最不靠谱。《史记》刚借太史伯骂虢、郐二君“贪财好利”,一晃眼两个贪财的昏君又慷慨大方到这个地步,献出十个城对于当时的中小形国家来说可意味着一大块国土的丢失,敢问虢、郐二君凭什么白送你这么大块蛋糕啊?
   也有人认为取虢、郐十邑的不是郑桓公,而是他的儿子郑武公。这是基于《史记》说郑桓公战死骊山的错误记载得出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虢、郐两国的的确确是在郑桓公手中玩完的,跟他儿子郑武公没什么关系。
   要说可靠,还是《国语》和《左传》说的入情入理。《国语》的说法是当时郑桓公“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是用钱财贿赂了两国,也许还外加自己担任王室司徒所享有的名望,获取了虢、郐两君的信任,以暂时安置妻儿老小和财产的名义,取得了一块地盘的临时居住权。仅仅是临时居主,不是奉送,所以才叫“桓公寄孥”。只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等到这伙人安居下来之后,再想赶他们走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在这里,《左传》还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件更多的细节。《左传》记载,两百多年后,郑国一位有名的贵族大臣子产曾回忆起先祖郑桓公创业的经过,他谈到郑桓公是带着一批成周的商人进入虢、郐的,而这批商人还不是普通的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只从事一般的商业贸易活动,留居在当地后竟然还开起了荒、囤上了田,住下不走了。看来郑桓公是打着流通贸易的幌子,让一批背负着特殊使命的商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商人)潜入虢、郐,一开始只是和当地人进行正常的商品经营,等到时机成熟了又干起了房地产开发,“买”了地皮,盖了房子,不走了。史书都说虢、郐二君贪财贪利,估计指的就是这批商人。郑桓公肯定是利用这批假冒伪劣的商人先给当地带来了不错的商业利益,当然也为当地政府创造了更多税款收入,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也顺带着摸清了当地的人脉,打通了关节,于是又稀里糊涂的干起了地产买卖住了下来。
    对于郑桓公来说,他本身就是成周司徒,负责着半个王畿的土地管理和人口管理,找一批人一点问题都没有,炒地皮更是驾轻就熟,虢、郐二君就怎么着被忽悠了。只恨这个故事中的细节实在不算详实充分,要不然拿到哈佛商学院肯定会被用作MBA教学的精典案例。郑桓公使用如此高科技手段谋来别国的土地,为日后大举东进伐灭虢、郐做好了准备。
    四年后,即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此时的赫赫宗周已成为一群虎狼肆虐的地狱,幽王被杀、伯服被杀、平王自立、携王又立,整个西方都乱成了一锅粥。上无天子管,下有草头王,郑桓公趁此良机独掌成周,以手中这半个王畿作为后盾,出兵伐灭了虢、郐。
   郑桓公灭郐国的经过记载在《韩非子》中。这一次,郑桓公又一手打造了一个精典的案例,他在袭击郐国之前,先打听清楚了郐国有哪些有本事的文臣武将,记在一张名单上,造出这些文武都已被自己收卖的假象,故意放出风去说等打下郐国就给这些人加官晋爵、裂土分封。还煞有其事地在城处设下祭坛,装出于郐国的大臣们盟誓的样子。郐君一听到这个消息,果然中计,怒气冲冲把名单上的贤臣良将全部杀掉了。如此一来,郑国轻而易举灭了郐国。这就是三十六计中“借刀杀人”之计的由来。
    就这样,创造一个MBA案例,发明了一条三十六计,郑桓公轻轻松松的把两个可怜的小国吞进了自己的血盆大口咬成了碎沫,随后又残灭了周边一大批小国,短短数年就在洛邑以东侵吞了数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一个新兴强国就这样在乱世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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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秦国不同,虽然秦人与郑桓公同样没有诸侯的名份,但秦人毕竟以周王的西方附庸身份发展了两百多年,替周王阻挡西戎的侵伐。其间虽经历了无数坎坷与挫折,也遭受过多次沉痛的打击,可毕竟时日已久、根基已深。而郑桓公却不是,他直到周幽王八年才担任周司徒的职务掌管东方,此前之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王子。他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又趁着王室大乱独霸成周、挥军东进,用王室一半的家业替他自己建立国家。
   可见,骊山之难后,王畿的两大部分中,西方的宗周已经成了羌戎与秦晋竞相争夺的美餐,而东方的成周却被司徒大人郑桓公独家掌控。秦晋两国趁着宗周被羌戎侵占,将自己的支持当作“奇货”在平王与携王之间寻求价高者出售,以换来对宗周土地的合法占有,还能找到说的过去的说法,只要有一个周王出来宣布犒赏名义把土地赐给他们就行了。可郑桓公占有并未遭受戎狄侵暴的成周,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依据了。
   郑桓公不能吞并成周,这即是因为没有诸如秦、晋那种抗击戎寇的理由,也是因为广大东方诸侯不会容忍此等情形的发生。这个趁乱出现的国家是靠着成周的军事力量征伐小国才建立起来的,没有名份使它在诸侯中没有多少的威信,挥兵东进又使东方诸侯与之对立,掌控成周(半个王畿)又招来天下群雄不满。
   郑国若想生存,必须具备对抗东方诸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靠刚刚到手的十几个城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必须攥住成周。只有郑国和成周合而为一,两者加在一起的实力才勉强算得上雄厚,也才能抗衡那些自命正义的东方诸侯。所以,郑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和自己共同进退的天子,一个捏在自己手里的天子。让这位天子住到东都来,成为自己继续保有半个王畿的借口,成为自己的政治招牌。
   相较而言,周平王显然更和郑国的口味。平王弑父杀君、大逆不道,这是怎么洗都洗不掉的污点。同时,平王又无力抵抗秦晋,唯有出卖申、戎等盟友,然后东迁,让出宗周之地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给予秦晋。只有这样一个出卖了昔日盟友、无依无靠、并带有弑父污点的天子才最便于控制。携王就不同了,他的背后本来就有以西虢为首的姬姓诸侯的支持,广大的东方诸侯也认同他的合法性。携王若成了天下的共主,自然人心归附,郑国也就无法独家垄断王室,也就别想继续用半个王畿的军力财力为自己打天下了。一个只有十几个小城、靠着以权谋私建立的、连名份都没有的国家,日后的生存自然危机重重了。
   所以,郑国需要一个为天下人所不齿的天子,只有这样的天子才能为己所用。事后的事实证明,广大的东方诸侯对弑父而立的平王和靠残灭小国建立起来的郑国都看不上眼。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顺利攫取了执掌王室军政大权的“卿士”职位,成周的财力物力依然是郑家的“私有财产”。几着,郑家打着“以王命讨不臣”的旗帜,捏着王室的军队,为抗击东方诸侯的反击、扩拓本国的疆土做好了所有准备。
   携王之死,虽是晋文侯所为,可本质上却与新兴的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携二王若要满足秦晋等国的需求以换取支持,就必须让出岐丰之地,也就必须东迁成周。而东迁成周,就必须让控制着成周的郑家看上眼。这一点,周平王显然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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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专家考证,郑桓公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或七年(公元前764年),应属正常死亡,死时郑国的诸侯国身份还没有得到承认,而且也不知道谁会成为未来的周天子并跑出来承认它。
   郑桓公死后,世子掘突继位,是为郑武公。骊山之难九年后,西方的申侯主动向快速掘起中的郑国伸出了橄榄枝,周平王的表妹——申侯的女儿——于当年下嫁给了“年轻有为”的郑武公,申国公主千里迢迢嫁到了郑国,成了郑武公的夫人,人称武姜。从中可以看出,郑桓公生前靠着把持成周、吞灭小国,到此时已经为新生的郑国打下了一大片江山,拥有了不可小觑的实力,已成为影响大势走向举足轻重的一环,申侯明显是在拢络郑武公。
   不过申侯嫁女儿的举动只怕还不能看做周平王想搬到洛邑去给郑武公当傀儡,而只能看做申侯在拢络郑武公。道理也不难理解,郑武公手中掌握着另半个王畿的军力财力,他现在只是向东发展,如果他也掉过头来加入携王和秦国、晋国、西虢一伙进军宗周,那申侯一干人等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郑武公头脑很清醒,他并不打算跟秦晋虢等辈和伙。上述三国都与宗周接壤,郑国和成周却被虢国隔在函谷之外,参与他们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郑武公琢磨的是如何保有对成周的控制权。
   最后,合作协议在周平王和郑国之间达成。周平王没有别的选择,他决定抛弃舅舅和昔日的盟友,去成周当郑武公的傀儡,把宗周让出来交给秦人和晋文侯。同样的事携王做不到,因为这意味着即失去了宗周,也失去了成周,还卖掉了自己,更何况郑武公也不会接受一个正牌的天子,所以他被杀死。周平王做到了,虽然很无奈。
   周平王卖掉了一切,把祖坟和盟友卖给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把东都和自己卖给老奸巨滑的郑武公,卖的干干净净,卖来了性命的句全和那个所谓的东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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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起兵杀携王,西周王朝最后的残余力量被消灭。周平王随后东迁成周、定鼎郏鄏,西方岐丰旧地被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也都未随平王东迁,因此东周建国时唯有“七姓从王”,也就是仅有七名大夫带领着部众随王东迁,诸侯之中也唯有“晋郑是依”。
   与传统观点不同,此时的东都洛邑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是那样“八方辐凑,经济发达。”而应是如《周语下》中卫彪傒所说的那样“已亡其百姓,其坏之也久矣。”这可能与郑桓、武两公为了开拓东方而从东都大量抽血有关。而东周这个带着弑父杀君的恶名建立起来的新的周王朝在一开始为东方诸侯所不齿,许多诸侯国不再向王室贡纳,王室也越发限入窘困。
   在此前人们的观念里,周平王东迁后诸侯无视王权的威严原因在于天子衰微、诸侯势强,但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东周王朝本就是一个正统性受到致疑的政权,乃至于是非正义的政权,东方诸侯视其如无物自然别有一翻道理。要不是后来的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来为自己的争霸大业服务,它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该怎么过
   周平王宜臼大逆不道的弑父之举是不争的事实,是为大不孝;勾结异族举兵破国,是为大不忠;背弃盟友,朝秦暮楚,是为大不义。此等不赦之罪该如何面对青史?将破国作乱之罪全部嫁祸于羌戎,宜臼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再次,“烽火戏诸侯”的小说家言,让人们将遗憾及愤怒唾向了柔弱的红颜,再后便是昏庸暴戾、偏执到搞笑的周幽王。的确,太史公的生花妙笔下周幽王的不堪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宜臼的罪孽,使得许多不明真象者自以为宜臼的举兵作乱乃复立其太子之位的正义之举。
   宜臼在位五十一年,后崩于雒邑。践阼之久,连儿子都没能捱过漫长的太子时代,最后由孙子继位。推算下来,当年挥戈于骊山之时的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热血青年。这个从小就没有得到多少父爱的东周开国天子,或许没有想到,他少年时代一次心有不甘的、忿懑的复仇行动,最后会促成了中国历史格局的重新分布,且在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此一历史剧变中的其他几位主角:申国及诸戎一时逍遥,一度横行西方。但好景不长,从犯秦国在获得了诸侯名份之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举族东伐,与诸戎展开了漫长的争夺战;从犯晋文侯杀携王,势成西北雄强,成为诸戎所忌惮的另一大强敌。数百多年后,姜氏之戎的名称依然屡屡出现于典籍的字里行间,但那时的他们秦、晋之间被拈来拈去、随意宰割的生肉。
   公元前746年,晋文侯死,其子晋昭侯即位。昭侯即位不久就因分封不当而引发内乱,一连打了六十年的内战,故而一时低靡,暂时未能对天下大势产生更大的影响。至于秦国,它本处于王朝最西方的角落,虽举国东伐诸戎,怎耐实力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主导天下大势之日尚需再等百年。
   唯独郑国不同,它地处中原腹地,远离戎患肆虐、战火纷乱的西北高原。晋国内乱后,郑武公更是完全拢断了天子的所有权。郑国急需打压那些不服东周王室,又厌恶郑国这个助纣为虐者的东方诸侯,用武力手段巩固新生国家的地位。所以,郑国很快就打响了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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