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考古
□作者: 撰文·供图/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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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与考古学可谓有天壤之别，难道我们能在黄土之下找到数千年前的星斗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古人将自己的骨骸与星宿埋葬在一起的?天文考古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线索。 
英国巨石阵实际是古人用于观测太阳和月球的天文台
1890年初，英国著名天文学家洛克耶(科学杂志《自然》的创始人)在对希腊和埃及古代遗迹的实地考察中获得了一些惊人的发现。他认为，古代希腊的遗迹，尤其是那些古代建筑物的构造，与天文学有着密切关系。在对埃及金字塔以及其他建筑构造进行研究之后，他发现古代埃及各种建筑物的方位与太阳的周年运动有一定联系，他特别详细地测定了卡纳克(Karnak)神庙的建筑构造，推定出古人观测日出、日落方位的方法。之后，他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对遗留于英国各地的环状立石建筑的研究，并且指出，如果从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中心望去，有一块石头(今编93号)正好指向5月6日和8月8日日落的位置，而另一块石头(91号)则指向2月5日和11月8日日出的位置。由此他进而推论，在建筑巨石阵的约公元前2000年，已经形成了一年分为8个节气的历法。 
此时，洛克耶实际已萌生了建立天文考古学的想法。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对于将古代遗迹或遗物同天文学加以联系做过认真的考虑，洛克耶的想法可以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引起一些学者的不解和嘲笑。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耶的工作终于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关注，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古代存留的遗迹和遗物，并对索尔兹伯里巨石阵产生浓厚兴趣。有人猜想，巨石阵可能是远古人类为观测天象而建筑的，于是对它进行了多次发掘。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天文学家在洛克耶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手段对巨石阵重新进行了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哈佛史密斯宁天文台的英裔天文学家霍金斯(Gerald S.Hawkins)。他利用电子计算机对巨石阵中由巨石构成的各种指向线进行了分析计算，发现如果从环状列石的中心望去，不仅每年夏至时太阳会正好从石圈东北开口处的巨形标石上方升起，而且根据各圈长石和标石的位置，以及石架中间的空隙所显示的坐标数据，与公元前2000年的天象对比计算，可以发现环状列石的一些关键结构的连线与一年中日月运行路线的相合处竟达24次之多。考虑到现存的巨石阵遗迹是分三次、前后相隔几个世纪建造的，而每次建造中都有指向日月出没方位的指向线，因此霍金斯指出，巨石阵实际是古人用于观测太阳和月球的天文台，而巨石阵中56个圆周分布的白洞可以用来预报月食。这一论点后来更被英国天文学家霍伊尔发展为能够预报日食。
7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美洲印第安、玛雅和印加文明，以及古代日本、波斯存留的一些环状巨石建筑、碑刻文字、岩石绘画、墓葬遗物乃至城市布局，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天文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此时，天文考古学在考古学与天文学两个领域中都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4000多年前，中国先民怀着崇敬和畏惧的心情，对日全食进行了成功的观测
中国天文考古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尽管中国古代并不多见像西方文明那样的巨石遗迹，但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久远以及系统的天文学文献与许多珍贵的天文遗迹和遗物的存留，使得中国天文考古比之西方更充满了诱人的奥秘。 
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一种奇异太阳的图像，似乎可以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以前。图像绘刻于一种大型陶礼器的器表，描绘了一轮有翼的太阳从一座五峰山的中峰上升起，这与陶器出土地山东莒县陵阳河于春分早晨所看到的景象一致。 
有翼的太阳使人联想到《山海经》中讲述的金乌负日的神话，这个图像有时也被形象地描绘成太阳边缘生出了两股火焰的样子。战国时的石申与甘德曾经注意到，日食发生时，日面边缘有像群鸟和白兔一样的东西，这便是早期的日珥记录。因为日珥是日面上下时发出的火焰状喷出物，它的形状很容易诱发古人的述想象。虽然先民们不能用一种科学的标准来描绘日珥，但是他们却可以对在日全食时看到的奇异太阳加以直观的描述。很明显，人们在日全食观测到的日珥和日冕形状与有翼太阳绘于日面边缘的图像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大汶口文化先民创造的这种种神秘的太阳图像，实际正可以解释为古人对于日全食及其同时看到的日珥和日冕的忠实记录，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有关这类天象的最早记录，。它表明，早在4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怀着崇敬和畏惧的心情，对日全食进行了成功的观测。
利用太阳和北斗决定时间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却极富智慧
中国天文学到底古到多远？濮阳星图的发现不仅震惊了世界，也回答了一切。   那是1987年的盛夏，位于豫北平原的濮阳并没有显得与往日有什么不同，考古学家依旧在为配合引黄供水调节池的工程而忙碌。一片数十平方米的遗址已陆续发现了宋代以前几个时代的遗迹，然而当叠压在最深处的文化层被清理出来之后，人们惊呆了，一座远古朝代的神奇墓葬展现在眼前。消息不胫而走，全世界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把他们的目光一齐投向了这座历史上曾被称为“帝丘“的古城。
古墓奇特异常，它南边圆曲，北边方正，东西两侧尚有一对弧形小龛，一位老年男性墓主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在墓主人骨架旁边，考古学家剔剥出三组用蚌壳精心摆塑的图像，东边是蚌龙，西边是蚌虎，北边则是蚌塑的三角图形，三角形的东边还特意配置了两根人的胫骨。墓葬的年代无论是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同位素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无前4千纪的中叶，准确时间为距今6460+-135年。一切都太奇妙了！面对墓穴，人们陷入了因惑。毕竟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太少，相隔如此久远，我们真能测闻到荒古的跫然足音？
人们逐渐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墓中蚌塑图像的意义难得仅限于一尊蚌龙唤起的人们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追忆？龙、虎以及北侧的一组图像难道不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果是这样，古人的这种表示斗勺，古人叫它斗魁，东侧横置的胫骨表示斗柄，古人叫它斗杓，构图十分完整。
当然，仅从形象上认证北斗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斗杓不用蚌壳堆塑却特意选配人骨来表示，这已经显示了与其他蚌塑图像的差异。如果说这种耐人寻味的做法能够帮助我们从本质上了解北斗的含义的话，那么这正是我们渴望找到的线索。
中国天文学由于受观测者所处地理位置的局限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重视观测北斗以及它周围的拱极星。因为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北斗位居恒显圈，而且由于岁差的原因，数千年前它的位置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所以终年常显不隐，观测十分容易。随着地球的自转，斗杓呈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犹如表盘上的指针，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又由于地球的公转，斗杓呈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杓的指向可以掌握寒暑季节的更替。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七星的这种可以终年观测的特点，建立起了最早的时间系统。
但是，北斗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如果人们需要了解白天时间的早晚，或者需要更准确地掌握时令的变化，那就必须创立一种新的计时方法，于是人们学会了立表测影。
原始的表叫作“髀”，其本义是人的腿骨，同时也是测量日影的土圭。早期圭表的高度都规定为八尺，这恰好等于人的身长，它表明早期圭表本应由人骨转变而来。因为人类最初认识的影其实就是人影，他们正是通过对自己影子的认识而最终学会了测度日影。
龙虎墓中的北斗形象完美地体现了这两种计时法的精蕴。事实上，“髀”所具有双重含义(腿骨和表)已经表明，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还曾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而墓中决定时间的斗杓恰恰选用人腿骨来表示，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古人的某种默契?很明显，它是先民创造出利用太阳和北斗决定时间的方法，这种创造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却极富智慧。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星图其实并不古老，它不过是濮阳星图的再现而已
墓中的龙、虎形象虽然比北斗更为直观，但它的天文学意义却不像北斗那样广为人知。中国天文学的传统星官体系是四象二十八宿。象是由恒星组成的各种不同图像，如同西方天文学的星座，古人最初用这些图像的相像物去命名它，并把它称为“天文”，这里“文”是“纹”字的古写，意思便是天上的图像。
当先民掌握了拱极星之后，他们又认识了于春分前后出现的苍龙星宿和秋分前后出现的白虎星宿，这两大星宿后来与他们逐渐认识的于夏至和冬至前后出现的朱雀星宿及玄武星宿一起成了四象。随后，古人又将天球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四区，并以四象分主四方，作为各区的象征，形成了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每宫各辖二十八宿中七座星宿的严密体制。
天文学所提供的答案是令人信服的。墓葬中北斗图像既已认定，我们还能对蚌塑龙虎的含义作出有悖于天文学的解释吗?显然不能。因为墓中的全部蚌塑遗迹必须被视为整体，而这个整体终于由于北斗的存在而自然地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除北斗之外，墓中东布蚌龙，西列蚌虎，这个方位与中国天文学体系中二十八宿主配四象的东、西两象完全一致。两象与北斗拴系在一起，直接决定了蚌塑龙虎图像的星象意义。
我们曾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有体系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初年，因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星图完好地体现了这些思想。现在我们知道，曾侯乙星图其实并不古老，它不过是濮阳星图的再现而已。
中国天文学的起源看来比人们预想的更悠久。濮阳星图不仅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先民们已建立起了以北斗为中心的最古老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掌握了有关立表测影、认识回归年、观象授时、认识春分和秋分等各种方法。我们根据墓葬的年代计算出星象的真实位置，说明星图本身恰好表现了当时的实际星空。同时我们根据墓穴的形状复原了早期的盖图，这说明先民们不仅形成了原始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且已经具备了盖天说的理论雏型。这一切竟统统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的史前时代，听起来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中国古代天文学曾被视为古巴比伦天文学东传和影响的结果。濮阳星图的认证，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世界科学史的进程，因为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尽管都可以将它们的天文学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甚至更远，然而他们最早的星图遗作在年代上却大大晚于它的起源时代。这些先人们的创造虽然伟大，但都已是濮阳星图千年之后的作品了。
天文学的发祥与古代文明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即文明的起源与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这意味着天文考古研究提供了从天文学角度探索人类文明起源的可能，这是洛克耶在创立天文考古之初就一直恪守的原则。天文考古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我们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这应该就是天文考古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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