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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时代,汉字的变迁最为剧烈,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产生。文字的变化和书法的成就，给以后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书法留存今天的墨迹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上的题字；其他实物资料有金属器铭文、石刻、砖瓦、漆器等遗文，这些都是研究秦汉书法的重要资料。
秦代书法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琅□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现在山东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
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
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
汉代书法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①篆书,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③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应用范围较狭。
篆书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采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
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隶书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见彩图《华山碑》(部分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见彩图《西狭颂》(部分东汉));《□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①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小参差不一。
②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摩崖刻石，完全是依岩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
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草书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纪伯允书《武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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