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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与彩陶艺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秦汉雕塑突飞猛进，经魏晋南北朝进入重要发展阶段，隋唐时期成就最高。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雕塑艺术，陵墓雕刻艺术。
〔关健词〕古代雕塑艺术;佛教雕塑;石窟造像;陵墓雕刻
雕塑是人类永恒的表现课题，伴随着人类历史始终。其历史可追溯至文明摇篮时期，相传女蜗是华夏第一个雕塑家，“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蜗传土作人”[1]。作为神话，往往隐含着历史的真实，这也说明中原先民对黄土的特殊体悟，塑造出许许多多精美的艺术佳作。 雕塑的形成和彩陶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雕塑作品是河南密县获沟北岗出土的陶塑人头，发现最古老的圆雕石刻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雕人头。它们都是距今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先秦的雕塑从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数量可观，有陶塑、玉石和骨牙雕刻等多种形式，其中有浮雕，也有圆雕。先秦早期雕塑以河南省惬师县二里头文化(前1900—前1500年)遗址出土的陶羊、陶虎、陶龟、陶蟾蛤为代表。商代后期雕塑门类丰富，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许多陶塑和玉石雕刻为代表。战国时期，由于以俑葬取代人殉，人像雕塑发展迅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架上有高达85厘米手托铜架的青铜武士，人体比例准确，形象写实，表明这时期的人像雕塑已日趋成熟，预示着中国古代人像雕塑即将出现一个飞跃发展的新局面。
秦汉雕塑突飞猛进，形成中国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史载秦代阿房宫前有雕饰，咸阳宫前置十二金人，始皇陵前立石兽等。这些虽已不复存，但近年陕西临撞秦始皇陵出土的数千兵马俑充分表明了秦代雕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1974~1976年发现秦始皇陵三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整齐有序地埋藏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俑，总数达600。多件，这项重大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2]为数众多的陶塑兵马俑，形象地展现了秦始皇时代军队的面貌，主力是战车兵和步卒，还有部分骑兵。驯马战车上有甲士三人，分别配备远射的弓箭，格斗的短剑和护体的盾甲。这些武士神情严整，整个队伍呈现出威武雄壮的气势。值得注意的是，陶俑陶马刻画得细腻，技法熟练，显示了高度的写实水平。陶俑的不同身份，以及他们的服饰、道具以至眉目胡须都如实表现了秦代军队的真面貌，形象生动，比例准确，作者谙熟人、马的形体结构，能较准确地塑造形象。兵马俑还运用了传统的彩绘手法，加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可以看出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之势，使人产 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这是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汉代雕塑在秦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存的霍去病墓的大型雕刻和各地汉墓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陶俑，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独特的民族风格。现存霍去病墓石刻作品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蟾、石鱼、卧象、蛙、怪兽吃羊，猿与熊和石人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对天然石料采取“因势象形”的方法加工，圆雕浮雕线刻结合使用，雕刻技艺造诣颇深，刻画形象恰到好处，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3]的杰出代表，其中马踏匈奴、跃马、伏虎三件作品尤为突出。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前石刻最重要的一.件。它采用象征的手法，以气势雄壮、昂首挺立的战马象征霍去病和他所统率的英雄健儿。以马下所踏的一个面目狰狞作垂死挣扎的人物，象征被战败的奴隶主贵族侵略者，采取了大起大落，粗细有别的手法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之后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阶段。雕塑制作规模宏伟，数量巨大，艺术技巧有很大提高，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都不同程度超过前代。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上互相交流，促进了雕塑的发展，在总的时代风格下有一定的地区特色。
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最为突出，汲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这时期出现了知名雕塑家，由于他们有丰富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实践，在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戴速，东晋著名画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雕塑家、哲学家，博学而有才气，终生遁世而不仕。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外国传人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积三年时间为灵宝寺造丈六无量佛和菩萨木像，又以十年精力制作五躯佛像，此像与顾恺之画维摩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戴边之子戴顺，也是东晋至刘宋时著名雕塑家，他在处理大型雕塑作品时富有丰富经验和娴熟的技巧。
千余年前的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均已荡然无存，保留至今尚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铜、石刻造像及残留着壁画和雕塑的石窟寺供人们研究和欣赏。北朝是开凿佛教石窟最兴盛的时期，其中重要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云岗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南麓.依山开凿，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100。多尊，最大佛像高过17米，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由当时佛教首领昙暇主持开凿。为开国后的五个皇帝各凿一个洞窟，史称“昙暇五窟”。其造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艺术风格受印度键陀罗艺术影响，突出宣扬了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主像形象塑造充塞窟内空间异常高大，是君权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雕塑粗壮雄伟，面型方圆，鼻梁直挺，衣纹处理也比较简洁质朴。显然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型的影响，并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
随着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造像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汉装，出现了许多面目清瘤、眉目开朗、神彩飘逸的造像，特别是那些含蓄而亲切的微笑，表现出一种超脱的，好像是看透人世炎凉并把希望和理想寄托来世的佛像，对于当时正处在动乱年代里的广大群众无疑会使他们顶礼膜拜。龙门石窟北魏造像已达到北朝雕刻颠峰，呈现着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麦积山石窟其艺术风格有异于云冈、龙门石窟，雄伟、庞大的石刻造像，呈现秀丽、典雅的风格。北朝石窟造像除以上主要石窟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敦煌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北南北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
南北朝墓葬制度沿袭汉代，帝王和贵族陵墓前都有石碑、石柱和石兽。石兽的共同特点是体形巨大，昂首挺立、张口吐舌，作阔步前行之状，气势雄壮。自商带有神秘色彩的神兽发展到南北朝，逐渐由浓重的装饰风格而趋向写实，从注重抓大体到整体与细节并重，这是发展的总趋势。南朝陵墓石刻继承了秦汉雕刻传统，处于往高峰发展的过渡阶段，为唐代雕刻艺术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步人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主要体现在佛教美术方面，出现了内容更丰富、表现范围更广大技巧更熟练的佛教造像。与此同时，从事雕塑的艺术家与工匠也更多的出现，创造出一批划时代的作品。宗教题材以外的雕塑，则以陵墓雕刻最重要。它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和风格。
唐初的雕塑家以韩伯通、宋法智、吴智敏、窦弘果声名最著。重视写实和传神能力是这个时期雕塑创作的一大特点。塑像具有高度写实水平，往往使人感到和塑造对象十分相像。盛唐时期出现了有深远影响的雕塑艺术家，“昊装”也被塑工所效仿。吴道子弟子中有王耐儿、张爱儿以善塑著名。雕塑家中最为知名的杨惠之，开元天宝年间人。壁塑的技术和千手千眼佛的形象创造都是由杨惠之开始的，他的很有名的创作是当时著名演员留杯亭的塑像，他把这个像摆在街道上，面向墙壁，观众看了背后就认出是留杯亭。隋代至盛唐时期是古代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最后一个高峰期，石窟寺遍布北方、西北以及巴蜀地区。现存著名的石窟寺有:山东云门山、驼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天龙山石窟、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造像等。其中敦煌石窟的彩塑和龙门奉先寺的雕像艺术水平最高，唐代的艺术风格也最为鲜明。
隋代的莫高窟彩塑技巧逐步向成熟阶段过渡，佛、弟子、菩萨逐渐脱离壁画而形成圆雕，塑造手法较为细致，在形象上有较明确的性格，莫高窟彩塑到了唐代达到技巧表现高峰。莫高窟的开凿是为宏扬佛法的，塑像群大多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二力士、天王足下有小鬼，题材面是狭小的，但在千百匠师的创造下，却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形象赋予了个性和生命力，雕塑匠师们以现实中的人物形象来丰富神化了人物表现，作者以想象丰富了来自生活的原型，塑造出具有内心活动的真实外表，在一定方面表现了生活的真实.由于泥塑比石雕、木雕等材料在工艺术上更易驾驭，所以塑像显得格外细致真实又个性鲜明。菩萨像在唐代彩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由于社会的变迁，它和壁画中的形象一样更多地表现女性的温柔和沉思，更富于人情味。如384窟的菩萨，面相丰腆，蛾眉、细眼、高鼻、小嘴，是唐代所谓“丰肌秀骨”的典型,197窟菩萨尽管手臂、面部有破损残缺，却无损形象本身，使人感到很少有宗教的神密感，仿佛是一个健康、纯洁、天真的少女，莫高窟彩塑的突出特点是善于利用泥塑和色彩，壁画相结合而达到统一效果。即使泥塑色彩谐调于环境，又突出了环境，还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与生动感。大胆给肌肤施以粉白，发髻施以粉青，眉描以石绿，艺术夸张十分强烈而恰到好处。
龙门石窟奉先寺造像在唐代达到顶峰，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而且规模最大，寺内有卢舍那大佛高约17公尺，据唐碑记载，大佛通光座高加85尺两侧迎叶、阿难50尺，二菩萨70尺，二天王、二力士均为50尺(唐尺户〕，其规棋之大是空前的，但是奉先寺群像的价值还在于形象的塑造。奉先寺佛殿造像的构想，实际上是神圣化了的唐朝统治者，那身居正位仁慈宽厚的大佛，俨然就是封建君主，佛教的幻想世界和人世间就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奉先寺造像的重要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佛教造像的高度世俗化和中国化。亲切动人的形象，与其说它是神，倒不如说他是高度理想化了的帝王统治者化身，充分显示出中国封建盛世的雕像艺术，已登上了历史的高峰。
唐太宗以前，承袭汉制，“封土为陵”。唐太宗为防止陵墓被盗掘，从自己昭陵开始改为“以山为陵;。Csl这为陵墓雕刻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昭陵六骏”是现存唐陵雕刻中最著名的浮雕，这些雕刻，充分发挥了浮雕艺术的表现力，从近体看却又近乎圆雕的体积感，在轮廓和体面关系变化上，巧妙地运用流杨强韧的弧线和犀利挺劲的直线，曲直相济，体现出骏马丰厚劲健的体质和充沛的活力。特别是六骏中“飒露紫”的表现，刻画了拔箭时由于剧痛，身体本能微向后缩，但仍能坚毅挺立的瞬间动态。唐代石刻突出体现着雄浑和刚健，这在献陵犀牛、石虎上已表现得很明显，而在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石刻上则显得更为突出，乾陵石刻保存较多，计有坐狮一对，文武侍臣各五对，鞍马和御马人各五对，朱雀及翼马各一对，华表石柱一对，另外还有藩国使臣雕像三十多躯，形成一个庞大的石雕群，其中石兽具有突出的艺术价值。这对坐狮高约3米，金字塔造型，有顶天立地的气概。顺陵石狮和独角兽高大独特、造型真实，单纯而有力，具有整体的完整性，充分体现出对纪念性石刻特点的掌握。唐陵石狮的雄伟气概成为封建盛世精神力量的体现。所以尽管不断为后世所幕仿，但是却越来越缺乏唐陵石狮那样雄伟昂扬的气势了。
四宋元雕塑缺乏隋唐时期的宏伟规模和奔放气势，在写实手法的精雕细刻上却有所发展，宗教雕塑占重要地位，开凿石窟的风气已趋衰微，寺观雕塑仍具一定规模。由于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神佛塑像中理想化成分明显减弱，现实性生活气息则大大增强，特别是菩萨、罗汉、侍者像几乎是现实生活人物的写照。元代喇嘛教佛像又出现于寺庙之中，帝王陵寝缺乏汉唐之气魄。现存的这时期比较重要的雕塑有四川大足石刻、浙江杭州飞来峰雕刻、山东长清县灵岩寺罗汉像、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彩塑、河南巩县宋陵石刻等.从雕塑整体发展来看，宋至元题材因袭唐代而有变化，雕刻手法虽细腻写实，缺乏洗练，整体不够坚实有力，造型上缺乏深沉豪迈的气概，是中国古代雕塑日趋衰落的时期。
明清的雕塑，沿着古代传统继续发展，呈现了定型化与世俗化的面貌.雕塑艺术的进展主要表现为敬神意识的衰落与世俗审美趣味的增长。佛教石窟造像骤减，佛寺造像虽亦有世俗化佳作，但一般流于定型化而失生气，城陛、土地、关帝等偶像增多。表现皇权无上的陵墓、雕刻亦无复汉唐旧观。墓俑偶有佳作。建筑装饰雕刻虽颇精美，但清中叶以后走向堆砌、繁褥而缺乏生气。得到发展显著的雕塑品种，是小型的案头雕塑和工艺装饰雕刻，生气勃勃，品色繁多。如泥、陶、瓷塑，明清有广州石湾陶瓷、福建德化瓷塑、广东潮安漆泥塑和无锡惠山泥塑等。
参考文献
[1]美术史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3-4.
[2][3][5]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4]温庭宽、王鲁豫.古代艺术辞典仁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局出版社，
[6]奚传绩.美术简史仁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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