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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及其意义】
曹臣明（大同市博物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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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云冈石窟历史上重要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调查方面有1949年以前的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法国汉学家E.E沙畹、中国学者陈垣、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调查及研究论著，1949年以后的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同志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及阎文儒、宿白等先生组织的调查及进行的论著等。考古发掘方面，主要有1938—1941年、1972年、1986年、1992—1993年等四次对窟前遗址的发掘。第二部分探讨了考古学方法在石窟寺调查研究中的应用。过去注重用类型学的方法结合历史、佛教文献对窟形、造像、纹饰、雕刻技法等内容进行对比、分类、组合的研究；现在也开始应用地层学中的打破叠压关系和早晚包含规律等进行研究。第三部分探讨了考古发掘的成果对云冈石窟本身的研究及对本地其他考古领域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对云冈石窟研究历史中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做一些粗略的回忆。上个世纪里，很多学者、组织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的、多次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实地观测、记录，实地操作，以及对实地、实物的分析，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考古调查工作从时间上看相对分散但很持久，研究解决的问题较深入和广泛，如时代特征、洞窟形制、造像特点、分期等诸多方面；考古发掘工作则集中地解决了一些窟檐建筑的历史沿革问题。以下就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史、考古学方法在云冈石窟寺调查研究中的应用、云冈石窟考古发掘的成果及其意义等三方面的研究试做一些探讨。
一、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史
调查方面有1949年以前的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法国汉学家E.E沙畹、中国学者陈垣、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调查及研究论著，1949年以后的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同志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及阎文儒、宿白等先生组织的调查及进行的论著等。考古发掘方面，主要有1938—1941年、1972年、1986年、1992—1993年等四次对窟前遗址的发掘。
（一）考古调查方面，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来云冈调查，后著《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讨论了云冈雕像的来源问题。1907年，法国汉学家E.E沙畹调查云冈石窟，著有《云冈图解》。1***年，陈垣考察云冈石窟，后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从史料方面较系统地考证了云冈石窟。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调查云冈石窟，后发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1938—194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调查并发掘了云冈石窟，并于1951年发表出版《云冈石窟》16卷，宿白先生评价其为“迄五十年代中期总结云冈研究的巨作”。
1950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同志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到山西北部，对古代遗址、墓地、石窟寺和古建筑进行调查，之后发表了《雁北文物勘查报告》一书。为建国之后国家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行动。上世纪七——九十年代，云冈石窟文保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科院宗教研究所等众多单位的学者、专家对云冈石窟及周边石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如宿白先生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撰写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等论文，奠定了当代研究云冈在分期、洞窟组合、造像特征等问题的基本认识理论框架。另外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的调查工作是，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同志调查了云冈龙王购西侧的晚期石窟、大同北郊的鹿野苑石窟、西郊的鲁班窑石窟等。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丁明夷先生指导调查了西郊的焦山石窟、吴官屯石窟等，并合著有《焦山·吴官屯石窟调查记》。北大教授马世长先指导了云冈石窟个洞窟新编号工作等。
（二）考古发掘方面，主要有四次。
（1）1938年—1940年的考古发掘：
由日本人水野清一等人主持。在八窟、五华洞窟前和昙曜五窟窟前发现了辽代、北魏上下两层文化层以及其中包含的建筑遗物，在西部窟群顶部和东部山顶发现了北魏建筑遗迹，在龙王庙沟发掘了一处辽代的建筑遗址。
（2）1972年—1973年间，在云冈石窟加固维修工程中，清理发现了九、十窟前认为是辽金时期的砖铺地面、崖壁前六个柱础（穴）遗迹。清理了九、石窟前基岩地面上的部分北魏莲花和龟背纹图案，清理了地面上（发掘者认为是唐代）的八个方形柱穴（与壁面上的大梁孔对应）。总之这次清理工作不很完整，也缺乏地层关系和对应的实物资料。
（3）1987年6—12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在石窟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处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一些遗物。发掘者认为是辽代遗址，但据有细丝竹划痕的白瓷碗、内壁底部有一周刮釉的黑瓷碗等遗物分析，笔者以为是金代遗址。
（4）1992年—1993年,云冈“八五工程”窟前地面硬化，第一至第二十窟窟前地面全部进行考古发掘，由大同市博物馆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组成考古队，省考古所王克林先生和市博物馆解挺琦先生任领队。发现的北魏遗迹有：在昙曜五窟前、第九和第十窟前发现了两组与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对应的北魏建筑遗迹，有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柱穴和含丰富北魏磨光瓦片的烧土层；二十窟前发现北魏时修葺的台阶、坍塌的立壁石块堆积、用石屑和石块向南堆积扩展的两层石坝和一条斜坡踏道。在九、十窟前发现了当时显然属于窟檐建筑室内陆面上的五个团形莲花图案和一些龟背形图案的雕刻纹。在第三窟发现了如何开窟取石的许多重要痕迹。发现其它时期的遗迹有：昙曜五窟前辽金时期的部分铺地砖、含辽金时期建筑瓦砾的文化层，九窟到十三窟前地面排列整齐的辽金时期三排柱穴遗迹，靠近窟壁的部分柱穴内有方形石础，与立壁上端的小型方孔相对应。在第三窟前，发现了唐、辽时期活动的文化层以及金代“九间灵岩大阁”的地面柱穴排列的遗迹。
二、考古学方法在云冈石窟寺调查研究中的应用
在石窟寺的考古调查研究方法中，若从考古学方法领域去分析，过去注重用类型学的方法结合历史、佛教文献对窟形、造像、纹饰、雕刻技法等内容进行对比、分类、组合的研究，这其实也是自然科学里常用的方法。在观察记录测绘、掌握基本材料的基础上，将洞窟、造像、纹饰的形式、特征先作分类、归纳，然后寻找对比历史、佛教、艺术理论上的根据，最后推测出认识性的结论。这是石窟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
现在也开始部分地应用考古地层学中的打破叠压关系和早晚包含规律等进行研究。如杭侃先生在《云冈第二十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载于《文物》1994年10期）一文中，成功地借鉴考古地层学中的打破叠压关系，分析了第二十窟西壁、第十八窟明窗西侧等诸多雕像的打破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推论出昙曜五窟的雕像为一、二期完成，二、三期补刻的结论。这一方法可运用于佛龛、雕像、纹饰、甚至彩绘等各元素之间的打破叠压关系。云冈第十一窟中心塔柱下正面两侧的两尊胁侍菩萨为辽代补刻上的，研究者是根据造像的面貌、服饰特征以及周围补刻的凿痕得出的结论。这是运用打破关系较早的例子。
另外，可否运用考古学中地层早晚包含物的规律，来分析归纳早晚期石窟中是否包含早晚期造像的现象？
比如在地层学中，早期地层中不可能有晚期的遗物，而晚期的地层中很可能包含早期地层的遗物。在石窟雕凿现象中，这一规律是反向运行的：即在晚期开凿的洞窟中，决不会有早期雕凿的造像，但是会有早期的遗风；在早期开凿的洞窟中，则可能会有晚期补刻的造像。按照这一规律，我们在洞窟调查中，不应该先去调查和研究那些成分复杂的早期洞窟，而是应当先去调查研究那些成分比较单纯的晚期洞窟。在将晚期洞窟中的典型的龛型、造像风格、造像组合、纹饰特征确定之后，再用之于稍晚期洞窟中作排查，依次寻找出更早期洞窟中更早的造像内容。这一规律是否成立？尚需在实践工作中去验证。
三、考古发掘的成果及其意义
本节着重探讨考古发掘方面的工作成果及意义。云冈考古发掘带来的收获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1、石窟的历史沿革：
通过对地层的发掘，首先发现了云冈石窟历史上几次重要的窟檐建筑遗迹，将石窟外壁上的梁孔与地面地层中的柱穴一一对应，从而确定了其历史上窟檐建筑的时间。如发现了昙曜五窟前、五华洞（九、十窟）前的两组北魏窟檐建筑遗迹，确定了云冈石窟外壁上的大梁孔均为北魏时期遗迹；发现了昙曜五窟前、九至十三窟前（五至八窟前未作清理调查）两组辽金时期建筑遗迹，云冈石窟外壁上的小型方孔大部分为辽金时期遗构；发现了第三窟前唐、辽时期活动遗迹和金代九间“灵岩大阁”的多层建筑遗迹。这些建筑遗迹的发现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2、石窟保护的历史经验：
通过发掘，证明历史上北魏、辽金、清代均在窟前建有窟檐建筑，而且对石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北魏昙曜五窟开凿后不久，二十窟前的立壁由于下部一层约1米厚的泥灰岩迅速风化而坍塌了（参照云冈周边新露头沙岩中所夹泥灰岩的风化速度，约为十年左右时间）。这促成了窟外保护性建筑实施，这一举措，带动了后代如辽金、清代在石窟保护方面的模仿。
3、石窟开凿经验的积累和发展：
昙曜五窟前的开凿为先截山呈立壁状，然后在立壁上开窟凿像。开凿时形成大量的石料向窟前的河床堆积，扩展了窟前的地面。但这种开凿的形式是很粗放式的。
第三窟开凿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技术，无论是宏观的设计还是具体的微观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整体设计不再是将山体劈成立壁，而是将库外有限的岩体也考虑在造像的范围之内，增加了双塔等造像。这种构想源于第十二窟外的石雕屋顶形象，以及第六、第七窟之间的象驮宝塔的形象等对窟外岩体的合理利用。在雕凿过程中，采用上下双层同时凿进，在周密的计算中，大大加快了开凿的速度。对于开凿过程中所凿取得石料，尽量利用，决不浪费。所以在第三窟前没有看到象昙曜五窟前那样的大量石屑堆积。
4、出土遗物的参考价值：
云冈石窟前遗址的发掘，是大同地区最大规模的秦汉以后的古遗址发掘，其中所出土的各时期的遗物，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大同地区墓葬中出土遗物所缺少的历史资料内涵。如北魏地层中出土的许多精美陶盆，为北魏墓葬中所未见的珍贵遗物；又如唐代地层中发现的煤和“玉壁底碗”、“泥饼底碗”，辽代地层中发现的三彩瓷片、白瓷片及陶器，金代地层中所发现的瓷片及陶器、建筑瓦件等，都是具有极重要参考价值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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