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不包车反而坐公交、沿途发放环保宣传卡、号召市民低碳生活……青岛市一对“80后”小夫妻乘公交车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作家王丽萍在她的散文集中这样描述情感,“传说爱情是由一种叫做幻想的材料做成的,而幻想是最容易破碎的材料。”爱情,就是你一次一次把幻想打破、又不停地把它补起来的过程。而经历这些破碎重建的历程,维系人类这些秘密花园的外在介质也在时代的更迭中变换着形态。事实上,一次以婚姻观念的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已经发生…… 婚姻的仪式化承诺 在很多人眼里,婚礼,是关于婚姻的一种仪式化承诺。而结婚方式,或许仅仅是人们婚恋观念变化中的一句潜台词。 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婚姻情感类剧作家王丽萍着力笔墨,诠释了这样一处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那是毛豆豆和余味即将修成正果的婚礼。余味为新娘租了一辆加长林肯,还有一天乘坐火车出游的旅行。然而,当毛豆豆得知婚车的租金是每小时800块时,仅仅这样一次“小奢”,还是把毛豆豆给逼急了,她让余味去把车子给退了,这不是和自己的血汗钱过不去嘛!最终毛豆豆只坐了半个小时的加长林肯,就拉着余味直奔火车站了。 说到这样一处剧情的设计,王丽萍忍不住笑了,这一幕正是她在不断地生活调查中捕捉到的当下年轻人婚姻观的变化。在爱情脱不开物质蛊惑的当下,却依然有人愿意把爱情视为婚姻的全部。“像毛豆豆这样可以忠贞不渝地坚持素婚、裸婚的年轻人,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面对婚礼这种仪式化的承诺时,那种质朴和坦然。” 王丽萍认为,如今很多选择裸婚素婚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年轻人的主意,但凡有能力办的家长,往往希望在子女这场人生的庆典中大操大办一回,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而我所听说过的家长,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为子女举办婚礼的。不论岁月的更替,还是观念的渐变与否,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仍然坚持用一种仪式感去郑重其事地宣布属于两个人的人生承诺。似乎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婚姻的神圣。我想,对于50后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对裸婚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不管结婚的形式从简还是从繁,‘什么样的日子’关键是你自己过出来的,你自己究竟有多快乐,只有自己知晓答案。”王丽萍在她的电脑老师身上就看到了这样的真实案例。“他们都是80后,日子过得简单清贫,夫妻俩忙着攒钱买房,还要养小孩。我问他们有没有去过国外。他们很开心,说自己经常会看旅游频道的节目,在电视里世界各地他们都已经去过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知足和安逸。他们说,自己目前最大的任务是把孩子培养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每天很认真地生活着。”这样的故事原型,也被王丽萍用在了她接下来的剧本《双城生活》之中。 婚姻的内核大于形式 王丽萍在制作脚本时,也曾对构思中的家庭伦理剧做了深入的采访调查,她发现了一处很有意思的环节。以前在80年代,人们结婚都是自己动手打家具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小两口之间学会了同甘共苦。如今,虽然婚礼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了,但对婚姻是否幸福却追问的少了。 “在我父亲结婚的那个时代,上世纪50年代,只要两个人去拍一张合影,就算把婚给结了。那个时候,爸爸在部队上,结婚的时候甚至不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头,他们结婚还摆了酒席。在我姐姐结婚的那个年代,80年代,就是双方的家里人在家里烧一桌子菜;而到了90年代,大办婚宴的习俗开始盛行,婚宴的饭店还不像如今这么讲究。2000年以后,我所参加的婚礼最多的一次,摆了58桌,新郎敬酒敬到一半不到,来宾就等不及跑光了。而这几年我所参加的婚礼,也很少少于20桌的。”而在当下很长一段时间结婚方式甚至成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仪式,于是,王丽萍在散文集《当我遇见你》中写道:结婚就是请客吃饭。“饭局开始。好像天底下所有喜宴的味道都是一样的,W换去白色礼服,一袭旗袍现身,与面呈疲劳的M来往各桌频频敬酒,敬烟……中间,W又去换衣,最后几桌的人等不及了,找了理由先拿下喜糖,匆匆告辞。还没有走出大厅,客人已经开始不耐烦,‘参加婚礼最没有意思了!吃不好也吃不饱!’”有些奢华婚礼的壮观程度甚至不可想象,草坪婚礼、花园婚礼、教堂婚礼……家长之间互为攀比,我甚至听说有些婚礼现场还出现了POS机、验钞机。 父辈那会,显然观念更传统。现在的人,开放程度更高。王丽萍总结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单身男女恋爱结婚,多半是经过熟人介绍的,这些介绍人可能来自于工厂的工友、邻居或是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信息是最严密可靠的。而不像如今,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交友网站这么频繁。成为社交网络化的产物。然后,广泛的网络社交也让很多人迷失了双眼,在如此多元化的选择过程中,有些人总是觉得“更好的在下一站”,最终因此错过很多好姻缘。 而另外一点,在王丽萍看来似乎又非常有趣。无疑,如今人们的婚恋观比起父辈来更加开放,自由度更高,诱惑更多。但是在她的研究中却发现:“其实,如今这些家长对于子女婚姻的干涉程度并不亚于50年代以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王丽萍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母亲,她在为女儿选择恋爱对象时,甚至要去看看亲家母的面相,已经干涉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大都是50后、60后父母,思想原本应该很开放,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认为自己当年正是从艰苦当中走过,你们用我的钱,花我的钱,当然我们一定要管得更多。”于是,这种干涉也出现了在了大大小小的相亲会中,父母代劳了儿女的角色,扮演了婚姻市场中的供求方。“这种代劳使通向幸福婚姻的障碍似乎更多了。” 婚姻不只是私人的事情 而在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的研究课题中,谁与谁结婚及其为什么,是家庭研究中最有趣、最富有争议,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由于婚姻并非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身相伴,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 然而,徐安琪仅仅承认50年来,人们婚恋观的变化只是一个渐变过程。对于闪婚、裸婚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理论数据构成依据。作为大众的普遍规律而言,婚姻观虽然肯定有所改变,但是却并不是很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而这种变化,与国外相比,也有着不同的行进轨迹。在国外很多国家,如今赞成爱情至上的人增多,考虑经济因素的比例在减少,门第观也在减少。然而,在我国婚恋观的变化还呈现着时代的印记。在50至60年代,人们择偶过程中更少考虑的是经济、职业、学历的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的影响,社会流动和分化很小,我们的职业不流动,人人都是8小时工作制,拿着固定基准的收入,贫富差距很小。这也让人们的择偶观更少地考虑职业、收入、经济等因素,反而是政治条件、家庭出身、父母的政治背景更为被看重。没人会去特别考虑对方的长相,那个时代,以貌取人、物质至上的恋爱观是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而遭受众人鄙视的。市场经济以后,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择偶时对经济的考量开始多了起来。而那些对收入有直接关系的职业、学历等相关因素被越来越多考量。 然而,这么多年以来,大多数人的择偶观却仍然围绕着老实可靠等要素,认为它是稳定婚姻的条件。在人们所考虑的择偶观念中,对爱情的忠贞程度、婚姻的稳定性、安全感,还有健康都是被放在首要位置的。 婚姻可能只属于某一阶段的人生契约 在经济、观念越来越自由的当下,不论是闪婚、裸婚、淘婚还是素婚,都是一些被值得尊重的结婚方式,也反映了如今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在这种婚姻关系的模式中,随着时代的更替,出现了三种不同婚姻形式。第一种属于入党型,生活态度相同,志同道合,最常见于那种阶级友情式的婚姻。第二种属于就业型,考虑到自己的后半生依靠,寻找的一是一个经济收入稳定的小康之家婚姻。而第三种被他形象地称为驴友型,如同旅行途中的同路人,并不能保证走完全程,可能仅仅是某段时间与你共同经历的一个短时陪伴者。在这种婚姻关系的模式中,有时合三为一,有时只满足其中一点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而如今,这种分歧越来越大,越不能多项满足于这些条件。 婚姻并不仅仅只是婚姻,它是两个家庭社会性的结合,契约的不确定性在当下依然存在。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婚姻的选择更加趋向自由,也就更像是驴友型,可能婚姻不一定是生活的全部,婚姻有可能是只属于某一个阶段的人生契约,并不代表一辈子,只求一时的安稳。婚姻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信息化。婚姻堡垒还依然这么稳固,坚不可摧吗?答案显示是截然相反的。5年后,生活节奏的区间越来越缩短,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不离婚,仅仅是出于婚姻成本的考量,而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更不是爱情,而是不得已而被逼无奈下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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