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工商业，在明代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的自然经济有所分解，行会和牙行制度也有所松弛。但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防范人民的反抗，对工商业的发展设置了许多政策上的限制，封建行会在各地的势力也还很顽固。工商业的发展，还远不足以打破封建主义的樊篱。
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在所有制、雇佣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方面，都保留了较多的旧的痕迹，呈现出新旧混合的色彩。
一、工商业概况
（一）手工业的规模和生产水平
在整个清代的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个体的小手工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汪洋大海的个体手工业中，也日益增多地出现了简单协作的作坊和有场内分工的手工工场。考察手工业的规模，主要是看这一部分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
进入清代以后，具有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和工场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部门：
铁器铸造业 它分布比较广泛。大城市如汉口，在十八世纪末，有铁行十三家。中等城市如芜湖，在十九世纪初，有钢坊数十家。小城市如山西陵川，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有铁铺十二家。而广东的传统手工业市镇佛山，在清代初年，就有“炒铁之肆数十，铸铁之炉百余”。
棉布染织业 也是分布较广的手工业部门。以棉业比较发达的江苏而论，像常熟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在十七世纪末期，单是染坊就有十九家，织布作坊，当倍于此。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苏州，在十八世纪初期，有染坊六十四家，专门加工棉布的踹坊四百五十家。在另一个传统的手工业市镇佛山，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织布工场达到二千五百家，对于一个市镇来说，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粮食加工业 主要是碾米。在产米区的粮食运销点，往往有较多的碾米作坊。十九世纪初期，南京有砻坊三十二家，芜湖有二十余家，可以分别代表大、中运销点粮食加工业的水平。
制茶业 比较集中于农村产茶区。在福建茶区崇安武夷山中，有不少名叫茶焙处的作坊。在另一茶区瓯宁，山僻之间，加工制茶的作坊，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不下千厂”。
制糖业 这也是较多地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四川的糖房，广东的糖寮，台湾的糖廍，“各就田园设厂”。台湾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蔗车达到三百八十张。四川内江在十九世纪初，沿沱江两岸，“自西徂东”，也有不少规模较大的糖房。
造纸业 手工造纸，有一定的产区。在产纸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乃至农村，也往往有较大的作坊。广西容县是一个偏僻小县，“创纸篷于山间”者，开始于十七世纪下半期，至十八世纪中期，已有纸篷百余间，纸槽二百余具。陕西终南山区，在十九世纪初期，有纸厂三百二十余座，分布区域，达十厅县。接近武夷山区的江西铅山，也有不少生产表纸的纸槽。
木材加工业 和造纸相类似，木材产区也常有较大的作坊。陕西终南山区的周至等县，在十九世纪初期，有各种名称的木材加工厂厢，为数在七十家以上。
此外，还有一些属于特产的传统手工业，也有为数众多的作坊。以制瓷著称的景德镇，在十八世纪中期，烧瓷窑户在二百至三百之间。以制墨闻名的安徽歙县，在同一时期，有制墨作坊百数十家。著名的南京丝织业，虽然以个体生产为主，但也有大机房存在的迹象。
分布在广大农村的矿场和盐井，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各种矿场中，铜矿和铁矿占居主要地位。在十九世纪开始时，全国在采各矿，共有二百九十五处，其中铜矿五十六处，铁矿八十六处，合计约占总数之半。盐井以四川最多，十九世纪初，全省井眼共达九千六百多个，煎锅至少在一万以上。
这些城乡手工业和矿场，规模大小不一，分工程度也不一致。有的比较大，雇佣工人也较多。如广东佛山的炒铁业，“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湖北汉口的十三家铁行，每家平均雇铁匠四百人。台湾糖廍，每廍需工十七人。四川糖房，“家辄数十百人”。福建瓯宁茶厂，大者每厂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广东佛山织布工场，平均每家雇工二十人。江西景德镇瓷窑，每窑一座，需工十余人。陕西终南山木厂，每厂雇工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有些工场内部分工比较细密。景德镇瓷窑无论是按照产品类别在各窑户之间进行分工，或是按照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在工人之间进行分工，都很细密。（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台湾糖廍的生产，共分六道工序。江西铅山纸厂，有扶头、舂碓、检料、焙干四道工序。不过就多数而言，规模都比较小，也没有严密的分工。至于在矿场和盐井中，有些记载给人以规模巨大的印象。如十八世纪中期的云南铜矿，“大厂矿丁六、七万人，次亦万余”。有的甚至说，“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四川盐井，“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这些记载，显然失之夸张。它们所指的，往往是一个产区各场矿的从业人员，其不能代表一个矿场的生产规模，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工矿业的生产，就其主要者而言，在矿产方面，全国铜的产量，在十八世纪中期，至少在一千五百万斤以上。盐的产量，包括海盐在年，在十八世纪时，大体上在二十亿斤左右。其中井盐产量，四川达九千二百万斤，云南在三千万斤左右。铁的产量，缺乏全国的统计，但从个别地区的生产中，可以推测全国生产的轮廓。广西一省的年产量，约为三百万斤；四川两县——威远、屏山——的年产量，为六万八千斤。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十八世纪中期的情况。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也有一些全国和地区的统计。全国茶产量，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内销者至少在五千万斤以上，外销者平均年约两三千万斤，最高达到四千万斤。加上自产自用，不通过流通过程的部分，估计全部产量当以亿计。糖的产量，仅台湾一省，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就达到一亿零八百万斤。全国产量，至少倍于此数。
其他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苏州造船业，在十八世纪初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清代初期，每年生产达二十万担。广东佛山镇出产的铁锅，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单是出口，每年可以多到数百万斤。闻名西方的南京布，由海上运输到英美等国，最高年达三百三十六万匹。由陆路运至沙俄，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年达三十万包，在整个十八世纪的对俄出口中，居于首位。这些数字，有的出自官方，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过当时能引起官方的注意，也表明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相当突出的。
（二）手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本
清代手工业生产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必然需要投入相应数量的资本。在某些手工工场、矿场和盐场中，资本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云南铜矿，“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四川井盐，“凿井之费，浅井以千计，深井以万计”，甚至“非数万重资不能胜任”。福建茶场的经营者，包括生产加工和转运，每家资本恒“二、三十万至百万”。南京丝织业中，传说清初每张织机要纳税五十金，乾、嘉年间，机户共有织机三万余张。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单是税额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资本和与之相联系的高利贷资本，仍然占居优势。无论在数量上或在活动范围上，商业、高利贷资本都远远超过工矿各业资本。
第一，从单个商人看，这时某些行业的商人，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其中经纪对外贸易的广东行商，垄断盐业的两淮盐商，以及经营沿海贸易的江、浙、闽、粤船商，最引人注目。在这些商人手中，有的积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巨额资本。广东行商伍秉鉴的财产，据一八三四年估计，总额为二千六百万元以上。广州民间流传的两笔巨额遗产，都是出自行商，数额都在两千万元以上。一是启官的第三代潘正炜所继承的遗产，另一个就是伍秉鉴的遗留。两淮盐商中，有二、三十名所谓“纲总”的大盐商，包揽了一百六十八万多引的两淮盐运。这些居于散商之上的总商，多“富以千万计”，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嬉笑而呼叱之”。在沿海船商中，康熙时就已传说有拥船百艘的大商人。嘉庆时期，上海、崇明、通州、海门一带，已不乏拥有沙船四、五十只的船商。当时造船一只，须银七、八千两。这些大船商的资本，单是投在造船之上，至少在三、四十万两之间。这些大商人积累的巨额资本，不是一般手工工场主所能望其项背的。
第二，从各个行业看，有些行业所积累的资本，也是相当庞大的。上述沿海航运业，就是如此。中国沿海贸易，历来就有相当大的规模。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海禁开放以后，又有更大的发展。当时关东豆、麦，每年运至上海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聚集于上海的沙船，经常有三千五、六百号。福建一省航行天津的商船，不下数千号，其中晋江一县，至少有一千六百多号。这些船只，大的载三千石，小的载一千五、六百石。经营这样大的沿海贸易，所需的流动资本以及建造这么多海运船只所需的固定资本，决不是一个微小的数目。
钱庄、票号、典当业的资本，也很可观。康熙初年估计，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超过百家。苏州也是一个钱业集中之区，十八世纪时，在一幅描写苏州市况的画卷中，出现了五十多个行业，二百三十余家铺面，其中钱庄、票号、典当，就有十四家之多。当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陕西、甘肃等处商人，每年来到苏州置办货物，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营汇兑的票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浙江的商业中心宁波，在十九世纪初期，钱庄已大批出现。这些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所发的钱票，有很高的信用，银钱交易，自一万至数万、十数万，只须在钱庄过账，不必银钱过手。
在一般商业中，也有不少商人拥有大量的资本。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第三，从投资活动看，这时投资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资本的流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广州的行商，是一个地域性比较浓厚的行业，但是不少著名行商的资本，就有来自福建、浙江乃至遥远的长江流域的。在两淮盐业中，主要的投资者，来自安徽的歙县，淮盐总商，歙县恒居其半。四川井盐中，从事制盐的企业主，大多是湖南、湖北、陕西和广东的客籍商人，而租引行盐的行商，则主要为“陕西大贾”。在矿业中，云南铜矿在它的兴盛时期，厚积资本进行开采的，多为“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本省之人，反“不过零星伙办”。四川马边铜矿，地处偏远，而开矿之初，各处商人“挟重资而谋利者，不可胜数”。在福建产茶的山区，无论制造或运销，都有大批的外来商人参加。瓯宁茶厂，经营多外来大贾；武夷茶区，列肆皆他方客商。江西汀州及兴泉的大商人，运闽茶于广东、江苏；拥资巨万的山西客商，则贩运河南转销关外。在散处农村的造纸业中，地处险僻的江西广纸厂，业者“率少土著”，挟资而来的富商大贾，多为安徽、福建的客商，甚至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北。位于山涧的广西容县纸篷，在康熙年间，就有“闽、潮来客”开始创建。乾隆时期发展到二百余槽的福纸，就是由福建商人的教作而得名。在采木业中，四川的木材产区雷波，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江西、湖广商人来此设厂，雇工采伐。在陕西终南山区，到十八世纪末期，川、楚等省商人之就地设厂采木者，遍及四府七厅县，形成一个“五方杂处”的地区。
从以上的情况看，资本的流动相当活跃。它不但集中于通都大邑，而且也流向穷乡僻壤。但是这些资本，绝大部分是在流通过程中。投入手工业中的，估计只占很小一部分。清代《徽州府志》说：安徽歙县“百工之作皆备，而歙为巧，然仅仅足以偿其僦费而已，其能蓄以息之者，不十一焉。”（康熙《徽州府志》卷三）这就是说，连有精巧的手艺如歙县的手工业者，也只能勉强维持租赁固定资产的费用，能够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不到十分之一。
（三）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者
包括矿场在内的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线上的劳动群众，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支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
在手工业中，集中工人最多的是纺织、制茶、制盐和铜铁开采、冶炼这几个行业。举其大者而言，在棉织业中，苏州踹布工匠，在十八世纪初期，总数将近两万。十九世纪初，广东佛山的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共有五万手工业工人。丝织业中，苏州的散处机匠，在十八世纪初期，人数在一万以上。南京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有缎机三万张，每机即使用织工一人，也有三万机匠。同一时期，广东佛山“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织绸工作”。在制茶业中，十九世纪以前，福建瓯宁一邑，从事制茶的劳动者，人以万计。云南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制盐业中，四川井盐的劳动者，在十九世纪初，单是井工一项，估计近二十万人。从事海盐生产的劳动者，为数更多。以淮盐而论，在十八世纪中期，参加制盐以及捆盐等辅助劳动的人，估计在五十万以上。在铜、铁冶炼业中，云南铜矿在十八世纪中期，一个矿区的人数，可以达到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广东在十八世纪初期，单是从事煤、铁采冶的“佣工者”，就不下数万人。此外，在制糖、制瓷、造纸、木材加工和铁器铸造等业中，也集中了不少手工业劳动者。汉口的铁行，在十八世纪末，有铁匠五千人，而在此以前一个世纪，佛山炒铁炉房中的劳动者，就已达到数千。广西容县的纸篷，“工匠动以千计”。陕西终南山区，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分散在纸厂、木厂和其它各种工场中。景德镇瓷窑，在十八世纪中期，窑工至少在三千以上。制糖业如四川内江糖房，“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这种糖房，又分散在广大农村，则力作者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在交通运输线上，也集中了大批的劳动群众。在内河航行中，单是漕运线上的运丁、水手、舵工、纤夫，为数就在十五万以上。民间运输，为数更多。江南浒墅，地当南北通衢，商船往来以千计。长江上游水运中心的重庆，每年聚散的纤夫达十余万。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和远洋又有所发展。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为数三、五千不等，或者更多。每船所用水手，一般在二十人以上。整个从事海运的劳动者，当在十万以上。
陆路运输线上的劳动者，具体数目难以估计。但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倍蓰于水运，是可以肯定的。
劳动者的流动，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本章第一节已从农业雇佣劳动的角度，提到破产农民的流动。事实上，成为劳动雇工的，并不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全部，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逃亡进入城市，或者移入其它地区，从事各种“徒手求食”的工作。手工工场或作坊、矿场、盐场、山场以及交通运输各业，是这些“徒手”的人“求食”的主要所在。
流到城市的劳动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手工业工人。苏州踹布坊的踹匠，“皆系外来单身游民”。景德镇瓷窑的工匠人夫，大多是所谓“四方无籍游徒”。“京师刻木之匠，江宁南乡人居其大半”，这是劳动者由南向北的流动。昆明铜器作坊，各种铜器“皆江宁匠造之”，这是劳动者由北向南的流动。可见流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向城市以外的矿场、盐场和山场的流动，更引人注目。在矿场中，云南铜矿，从开采到冶炼所需矿工，“近在土民，远及黔粤”。“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铁矿中，有福建上杭等县游民“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刨寮住扎”。四川各矿砂丁，成千累万，皆为“无室可居，无田可耕”的乏产贫民。
在盐场中，四川井盐中，汲井、烧灶的劳动者，多系来自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无业穷民”。两淮盐场的灶丁，不断有流亡迁徙。那些被官方诬蔑为“匪类”的盐场劳动者，不少是外来的流民。
山场更是流民的集中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在深山中进行新的开垦，有的则成为山场中各类手工工场的雇工。在福建瓯宁茶山的制茶工场中，被称为“碧竖”的茶工，率皆“无籍游民”。山僻中的茶场，外来的“客氓”，是主要的受雇者。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各县，“山深地僻，箐密林深”，造纸“厂户繁多”，这些纸厂的佣工，十之七八，是来自江西、广东以及本省汀、漳一带的“无业游民”。在陕西终南山区的纸厂区，来自山西、湖广、四川等省的农民，或者“砍竹作捆，赴厂售卖”，或者直接进厂作工。这个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山区的木厂，雇工“多系外省游手之人，无家属之相系”。
至于水陆运输线上的广大劳动者，更是富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大都是“无田可耕，无本可贾”，靠“代商舁货，风雨无休”来维持半流浪的生活。
劳动者的流动，说明国内市场的一个方面，即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处于萌芽状态。这种农业劳动人口向非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动，虽然还不是大量的、持久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已经带有新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