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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
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但他们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战俘营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个，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这句话是认真的。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妇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
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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