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换减刑”是给人性“加刑”

古代至民国：亲属间不“相隐”将受处罚 如今，感天动地的“大义灭亲”场景依然经常出现在古装电视剧中，但在真实的历史里，“亲亲相隐”才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调。亲亲相隐制度确立于西汉，到唐代已很完备，在唐代，亲属间不相隐反而会受到处罚。在亲亲相隐原则下，亲属有罪互相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者不论罪，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被视为“封建糟粕”才逐渐被边缘化。 [详细] “文革”时期揭发成风，刑法修订沿用“大义灭亲”理念 中国法律明文肯定“大义灭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1979年修订刑法时，对亲亲相隐原则作简单化处理，而沿用了“文革”时期达致顶峰的“大义灭亲”式法治理念。1997年刑法修订时，这一原则仍被沿袭。事实上，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仅肯定“大义灭亲”，甚至要求它的公民这么做。刑法310条关于窝藏罪和包庇罪的规定，和刑诉法48条中对“绝对作证义务”的规定都提出，犯罪嫌疑人家属是不具有沉默权的。如果不检举、揭发、作证亲人犯罪，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于是，在刑法强调打击犯罪的语境下，“大义灭亲”逐渐成为司法公权力推崇的原则。 [详细]

替亲人隐瞒罪行、还是告发至亲，除了在电视剧里以外，无一不是艰难的选择。

西方仍承认“亲亲相隐”，夫妻亲属享有拒绝作证和揭发权 实际上，在现代司法制度确立较早的西方，被中国人摒弃的“亲亲相隐”原则依然可见，“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安排中依然保留了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选项。英美法系里，夫妻享有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夫妻间情报和信息的权利，公权力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作不利的陈述；沿用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也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有拒绝对被告作不利陈述的权利，即使被发现“窝藏”罪犯也要视犯罪轻重才决定是否处罚。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甚至将“亲属”的范围扩大到被告人近亲属以外，规定“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都没有义务作证。 [详细]		类似“亲亲相隐”的原则，依然见诸于西方的法律之中。

“大义灭亲”冲击“虎毒不食子”的伦理底线 对于法律公开鼓励“大义灭亲”，学界的指责大多直指其破坏社会关系的隐患。中国人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鼓励“大义灭亲”及其背后的“法不容情”，其实是将追求正义和个人感情、国家大义与个人私利置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与鼓励“大义灭亲”不同，法律上保障一定程度的“亲亲相隐”，实际上是为打击犯罪和稳定家庭之间的平衡做出制度保障。 法律保护正义，但“正义”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都有着不同的正义观。然而，人类的基本伦理是相对固定。“亲亲相隐”所代表的，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庭成员相亲相爱的基本伦理准则，所谓“虎毒不食子”，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合人类最基本伦理观念的原则。相比“亲亲相隐”，“大义灭亲”则是对这一基本伦理观的挑战，是一种更高、更严厉的要求——试想，如果每个家庭都充满了背叛，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要如何维持秩序？ [详细]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38.81%的人对“大义灭亲”的行为感到矛盾。

举报和犯罪主体不同，亲属“立功”也不能为罪犯减刑 用减轻被告处罚来“诱惑”亲属“大义灭亲”，从法律逻辑上说是有缺陷的。细看中国刑法对于被告可减轻处罚的情节规定不难发现，被告可被减轻处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被告本人具备应当减轻处罚的条件，而其亲属在不在此列。简单地说，哪怕被告的亲属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被告，即使“论功行赏”，充其量只能算亲属“立功”，并不能自动转换成被告人减轻处罚的条件。 其次，从刑罚理论上讲，决定刑罚轻重只能是犯罪人的行为及后果。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刑事责任的惩罚对象是犯罪人。更何况，将“大义灭亲”与“被告人减刑”捆绑，在现行法里也找不到确凿的依据。如果亲人希望帮助犯罪嫌疑人减刑，恐怕只能“曲线救国”、说服犯罪人自首，根据刑法规定获得减轻处罚。[详细]		用自首减刑的逻辑套“大义灭亲”，从法律上不能自圆其说。

“大义灭亲”破坏社会关系，公权力不能强迫也不应鼓励 对于“减刑换揭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曾指出，“至少是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犯罪嫌疑人的归案，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比用窝藏罪、包庇罪强制要求亲属更人性化。但“大义灭亲”与亲情的矛盾无处不在，其对破案和定罪到底能起到何种帮助，非常值得质疑。1997年，武汉市公安局曾连续三年对越狱逃犯调查，结果发现多达81.5%的逃犯都被窝藏过。一名因藏匿犯罪儿子入狱的母亲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 为了建立社会秩序，公权力以法律形式鼓励一种潜在破坏社会关系的行为，其做法有待商榷。西方司法制度将亲人作证规定为“权利”而不是义务，之所以更值得推崇，在于其赋予了公民自由选择是否揭发自己亲属的选择权。国家公权力既不能强迫也不应鼓励亲人作证，在于它不能夺去公民自由决定是否“大义灭亲”的权力，更不能把损害亲情和家庭关系的风险全数托于公民本身。[详细]		作为个人的决定，“大义灭亲”并不需要法律加以“规范”。

“大义灭亲”固然是破坏人伦基础的司法政策，但更应改革的是支撑它的、忽视个人的刑事司法制度。法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表面的秩序井然，更在于使人成其为人，因而法律及其所从属的价值观都不能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