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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日本近20年，笔者很少发现这个国家精英层移民海外。尽管日本人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是“爱国者”，但实际上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要“爱国”。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很“爱”他们。无助的日本人会把国家当依靠，这种现象背后，是因为国民国家的存在，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享受主权者的权利。反观中国，长期以来，精英主义造成国民国家建设滞后，国民与国家彼此错位。今天中国“主流社会”缺失，可以说与这个问题有关。
辛亥革命后后，中国历经磨难，建立了现代国家。但这一期间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造成的大规模社会分裂，导致中国人缺乏统一、平等的国民意识。从此意义上讲，中国今天还没有主流社会，更不存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可以理解，对当今中国来说，重构主流社会及重塑主流社会价值观，意义重大且问题紧迫。
为何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没有建成“主流社会”？这与现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特点有关。首先，现代中国国家建设，是在强大外压下仓促达成的。这个过程，主要是政治精英主导之下的革命与改革。政治精英率领大众实现了国家建设目标，但在国家独立斗争过程中，精英往往采取强制手段，代表了大众的意志。
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场精英代替大众发动和实施的“代行革命”，大众只能“被代表”。革命后，中国政治的这种代行主义仍然持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人大农村代表比例严重失衡等问题，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代行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建设有其历史意义。不论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论，还是此后中共的“先锋队”理论，均有其政治效率考虑。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代行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与效率，但在当前社会高度复杂化、利益集团利益诉求众多的情况下，代行主义往往成为社会矛盾起因。因此，精英“代行主义”应该放弃。
从孙中山时代到今天，民众多数属于沉默的一群，缺乏政治表述机会与渠道，他们一直是“被代理”。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如何彻底放弃政治“代行主义”，让各个利益集团从“被代理”、“被代行”中解放出来，获得政治表达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利益集团分化，远远突破了既有制度框架、价值观所能包容的范围。以往的精英“代行主义”无法充分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复杂诉求。这就给政治提出一个课题，如何整合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形成“主流意见”，并构建一个反映主流意见的社会即“主流社会”，进而形成“主流价值观”。今天，中国政治面临巨大复杂的利益诉求压力，中国政治必须认真面对这种诉求，迅速调整政治体制功能，敏感回应社会的这种诉求变化潮流。
事实上，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的建成过程就是一个“去代行主义”的过程。这是社会保障与政治表达的双重过程，涉及到诉求表达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的普及。▲ （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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