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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淞沪抗日之战逐渐平息后，章拟议中的律师事务所虽然早已于上年11月领到律师证书，但于是年1月才正式挂牌开办业务。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及其托派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凡等，其中央常委全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转押赴南京，后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
近日偶然看到76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看到的是半文不白的艰涩语句。只有一段文字被引用得很白话，说：
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以下选自《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
章士钊说“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 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日 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
本律师薄识寡闻，实觉大惑不解也。……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 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若宣传共产即属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日龙头大有人在也。”
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为之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
“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检察官哑然无辞以对。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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