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但他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会，明哲保身。当他叱咤风云时，俨然一儒者；当他功成身退时，仿佛一道家。这都归功于他的处世诡智。
一、处世谨慎 难得糊涂
曾国藩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就立志“摒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同时还可以减少自己的许多遮掩与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曾国藩一生“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至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比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前后反复了三次。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想不到戒烟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他终于在严肃的“克己”中戒了烟。此事虽小，但足可见“克己”的力量。总之，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止，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陋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得保。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的追求。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也最空。立功、立言古今又有几人。我们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心力之所能及。他说过，“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执着、坚韧和至死不渝。但这就与他所讲过的“名利两淡，清心寡欲”、“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显然是矛盾的。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其一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月盈而亏，花全开便是开始凋落的时候。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平时注意“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当”字。他称这句话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其二，是“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其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在北京做官时，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有大名大位的人为仇。后来经过多次深刻的自省，力戒“愎”、“倔”、“惰”、“傲”，使他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能做到持盈保泰。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到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曾国藩就是一个精明的人，也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后来，他似乎有所领悟，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遗憾的是，他未能身体力行。其实我认为，凡事都是相对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奸诈，人也对你奸诈；你对人诡秘，别人也对你诡秘。我们在交往中，都喜欢与单纯实在的人交往。因为心情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可以随意欺骗，而是说他们心地纯洁、宁静、淡泊，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们的心智放在了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了。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陷阱之中。聪明难，糊涂更难，除非经历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是不会糊涂的。也只有到了这一境界，才能真正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儿了。
二、诚恕待人，交友有道
《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是非常有益的。曾国藩总结出两句话：相见必敬，开口必诚。诚信，是人立身之本，做人要诚实无欺。人做到了诚信，然后才能谈得上恭敬，做到了恭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自己。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呵呵~看到这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对照自己的行为呢？经历了内心的几次折磨和争斗，他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因为讲求“诚恕”，曾国藩又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他推崇中国人民传统的优良品德：“笃实”，他认为如果在上者倡而导之，人人遵而循之，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对社会上的虚伪奸诈，曾国藩对付这种人的办法是以诚换诚。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告诫沅弟（曾国荃）时：“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变潜移而默转矣。”这里的“深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使之潜移默转。这一点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如果志同道合，当然多多益善；如果志不同，道不合，那就是乌合之众，其实是不算得朋友的。其实我们所说的多一条路的“路”是指门路、帮助，对应的是实用、实惠，在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的时候被意想不到的朋友解决了，就更加准确了。然而这句话却不符合古人的交往原则。孟子在交朋友的时候，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么和他相交，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就不交往了，是为利尽情绝。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太多，如果有求于你，或有可能有求于你，于是对你体贴入微，嘘寒问暖，热情如同火焰一般；如果无求于你，就会对你不冷不热，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还有一个错误是利己倾向，只想着别人帮助他，而不是帮助别人，有来无往，久而久之，就成了多了个朋友少了条路了。真正的朋友是相知的、相亲的，也是相敬的，但真正的朋友是非常少的。
三、处世禁忌，不可不察
我们经常见到有这样一种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不多。但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的时候，话就更多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也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而掩饰自卑感，而想表现自己某一长处的人，也必定有其短处。夸夸其谈的人，本就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恰恰在表现自己时候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有很强表现欲的人。他经常与好友谈论诗歌，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每次朋友散后，他都检讨自己：这不是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恶习啊！正是由于他有自省的长处，才逐渐改正了这个坏毛病。
翻开《曾国藩全集》，该有多少箴言和警语，说不完的经验教训，他把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情记载了下来，其中不乏真知处、深刻处、警醒处，但也有教训处。他在家里，只有教训，一言九鼎；在军中，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应该说在情理之中。但孟子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天下喜欢教训人、指导人的只有三种：一是当官的，二是当老师的；三是责任心强的家长。但这是由于职业和心理的原因，养成了一种好为人师的习惯。但在生活中一些恃才傲物的人，总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或工作指手划脚，对这种人可以奉上一句话：“才子多傲，傲便不是才。”
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这些表现也就是说都是涉世未深的表现。言人过失，无论是事后议人，还是背后议人，在议论者那里，可以得到片刻发泄的快感，但在被议论者那里却是永久的伤害。有的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议论者也将成为被议论者，也将得到永久的伤害。对人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当时指出，或者当面指出。事后议人已于事无补，背后议人也于人无功。在古代对轻论人恶是十分慎重的。三国时有位名人说过，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由何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要在不贪财上下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也许身处官场的人也会有赞同这种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也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但在我们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有人就喜欢贪点小便宜，殊不知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并已定下结论：此人不可交也。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平时不抽自己的烟，却拼命抽别人的烟；有人总喜欢别人请客，却从不想自己请别人一次；有的人还喜欢拿自己送的东西与别人回送的礼作比较，如果回送得高了就沾沾自喜，如果低了就耿耿于怀。这些小事别人是不会说的，也不便说的。但小事却有大文章，凡做大事者，必先从小事做起，人们正是从这些小事来评论一个人的境界与情操的。这是不是因小而失大了呢？总之，占便宜，无论哪种形式，哪种性质，哪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难堪，或麻烦……
以上是为曾国藩之处世的诡智，也可以称为睿智，的的确确把处世哲学加以精辟的概括，即使是在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可以称之为大海航行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