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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
作者：关玉国 更新时间：2009-9-7 22:19:26 一、民本思想的起源形成与总结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发端于夏商时代，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历史证明：中国古代的每个历史时期，只要统治者重视民本，施政体现民本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和社会鼎盛。 （一）、民本思想的起源 民本思想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其最初到底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时期呢？据考证，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已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根据可靠文献记载：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如此关于民本思想的萌芽在先古时代还有很多，但都是初具雏形，散见于某些史书中，是少数智者的主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追本溯源，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最集中的时期是在夏商周三代，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夏禹、盘庚和周公。 夏禹的民本思想。夏禹是中国的著名先期统治者，他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无人不知，而其施治中的民本思想却是他对中国历史所做的最大贡献。他首先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并在其施政过程中真正地实践了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他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一次回忆、一次谈话、一次实践。一次回忆指的是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洛水以北等待了100多天后，回忆大禹之戒，作的《五子之歌》。据记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其第一首就写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概念，其意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同时也承认了“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这种对于百姓，只能亲近，不能轻贱；百姓是立国根基，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天下的百姓比我们聪明，面对亿万百姓要存戒惧之心，不可随意欺凌的执政理念，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思想的一次飞跃，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一次巨大推进。一次谈话指的是大禹和舜帝、益、皋陶讨论政务和治国见解的谈话。夏禹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罔克，民不依”；“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yī，治理安定的意思)，黎民敏德”。而大禹还曾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大禹政事的根本在于养活和教育百姓，端正人们的德行，为百姓的物用提供便利，使人们的生活富足的民本思想。一次实践指的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概念，形成了一些民本思想言论，而且在其施政的过程中还切实加以实践。《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全过程，这虽然是一部关于地理方面十分有价值的文献，但也体现了大禹治水的巨大贡献。据《贾谊·修政语·上》记载：“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故鬟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也。故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这充分证明大禹不仅在思想上提出了民本思想概念，而且也在身体力行着民本思想。 盘庚的民本思想。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商的第二十位君主，也是商代的一位明君。他在位时为了避免都城水灾，把商都迁于殷。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都集中在《尚书·盘庚上》、《尚书·盘庚中》、《尚书·盘庚下》三篇中。他关于重民的民本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为迁都殷而发表的三次演讲中，所以盘庚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次演讲。第一次演讲：盘庚为了都城人民生活的安定，避免水灾，决定第五次迁都，而臣民却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去新邑居住，而且有一部分大臣不仅不支持迁都，还煽动平民也不迁都，在这种情况下，盘庚把一些贵戚近臣召集起来进行教导，发表演讲。盘庚在这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他教导贵戚近臣：要抛却私心，给予百姓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把迁都的原因、善言和思想正确无误地传达给百姓，切不可谣言恐吓和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避祸的大行动。这是他民本思想的最初显露。第二次演讲：盘庚在对近臣贵戚发表第一次演讲后，把那些不服从迁移命令的百姓召集起来进行耐心说服。盘庚用诚恳的态度劝导他们：“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天时”；“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这第二次谈话通篇贯穿了迁都为民、使民安居乐业、避灾躲祸的思想，提出了顺应天意民心，帮助、养育百姓的民本思想观念。第三次演讲：盘庚把都城迁到新邑，安排好百姓住的地方后，把百官召集起来，发表演说，对百官进行告诫：“无戏怠，懋建大命。”“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在第三篇演说中重点是劝诫百官不要贪图嬉戏游乐，也不要疏懒怠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重大使命。同时他指出：你们要想想自己的职责，我将认真考察你们照抚民众而取得的政绩，我不会任用贪财好货之辈，而只会任用努力帮助百姓的人。凡是能够养育百姓并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人，我都要根据他们的政绩的大小而给予他们应得的敬重。最后还告诫：不要聚敛财宝，要努力为帮助百姓谋生而建功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对待民众的情况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理念，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公的民本思想。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因以周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周灭商后，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时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靡常”。强调只有实行德政，才能长期获得人民的拥护。周公认为君王必须爱护人民，保护人民，使人民能过安宁的生活。他总结商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正式实施了“德治”主张。0 公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敬德保民”和“教化”两个方面。“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其中在《尚书·康诰》中最为集中。《尚书·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勤勉治理殷民的诰词，他精辟论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汝丕远，惟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他的关心百姓、保护百姓、施行德政、满足百姓所需、安定百姓之心、使百姓康乐安定的“敬德保民”思想。关于“敬德保民”他还有许多论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朕教汝于民彝，汝乃是不，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平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尚书·洛诰》)这无一不是他“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教化的思想。教化思想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深化，也是周公执政思想的精华。关于教化，周公专题论述的并不多，但其在许多言论中都蕴含了这种思想。其中较为典型的教化思想集中在《尚书·康诰》之中。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这两句话是周公民本思想教化方面的集中体现，他告诫康叔不仅要自己遵守法令，还要用法令去教导百姓，要用文王敬德忌刑的风范把百姓引上正道。同时更明确地指出：教化能够使百姓善良，国家安康。民本思想在夏商周三代虽然没有形成体系，但在这个时期中民本思想的萌芽有了巨大突破，完全可以说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概念，第一次提出了以对民的政绩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方略，第一次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他们三个典型代表人物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民本思想，而且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在其施政过程中也都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其提出的民本思想，这对我国民本思想的体系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二）、民本思想的形成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时期经过三位杰出人物的提出与丰富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当时的士阶层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和阐释，由于士阶层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对民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楚，所以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更加着意阐释、鼓吹，成了这一时期的一股思想大潮，并在萌芽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同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想体系是民本思想的精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民贵君轻的思想。孔子以舟水相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见解，更加深入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二是安民利民思想。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统治者必须安民利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孔子率先提出了“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等安民利民的治国思想，并强调民信是最重要的，进一步论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无立。”(《论语·颜渊》)三是平政爱民的思想。如荀子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强调“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韩非子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四是顺从民意的思想。在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著中都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和“天命即人命”的观念。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就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先决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的民本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每位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却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中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为民本思想形成体系做出不朽贡献的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思想的侧重点都各有千秋，孔子侧重于“为政以德”，孟子侧重于“仁者无敌”，而荀子的侧重点则是“平政爱民”。 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完备地继承了周公的“德主刑辅”的思想，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完善，将德与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在吸收了春秋时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论语·为政》)从而形成了自己较为详备的德治思想体系。当然，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强调把礼的执行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赋于礼以道德的品格，把外在的强制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实质和它的意义所在。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来展开的：一是为政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如何管理庶民百姓的问题。前者是“修己”问题，后者是“治人”问题。修己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它要求统治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行；治人是对广大庶民百姓而言的，是对民众管理和教化的问题。对于广大民众首先要满足其生存需要，解决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道德修养。两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强调了把统治者的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安人，安百姓)、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中，为政者作为德治之主体，其政治道德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为政者首先要自身品行端正，使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认为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有赖于执政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亲密关系。为政者要“爱民敬民”，体察百姓疾苦，爱民如子，减轻民众负担，维护百姓利益。在孔子看来，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及个人道德人格力量决定了国家政治之前途及君民关系之命运，修身乃一切之根本，乃治国安邦之基础，执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欲而不贪”，具有高尚之道德品质，才有治人之条件。“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为政者欲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正其身”(《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次要勤其政。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很显然，孔子把统治者的修身、修己看作是治国平天下、实现德治理想的前提。孔子“为政以德”思想是建构在君主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然后延伸到“治人”的层面上，具体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统治者在实施德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孔子遵循“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原则，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位。孔子认为，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等级秩序，在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用自身的高尚道德泽惠于民，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老百姓的信任对为政者至关重要，“为政以德”必先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子贡曾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把取信于民看作是治理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尽管孔子时代还没有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因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之财、君主之用皆源于民，一国之存在，不可须臾离民，无民则国将不存。因此，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之稳定，首先必须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有了丰裕的生活资料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君主来说都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从这一层面来说，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没有民足，就没有君足。这是维持君民关系的最基本底线，在这一底线范围内，君民之间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超越或破坏了这一底线，社会将面临“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他认为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获得民众之信赖。(《论语·颜渊》)并以使民“富之”作为人口众多后的首要选择。(《论语·子路》)为了实现其富民的政治理想，孔子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然后再“庶之”、“富之”(《论语·子路》)，让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孔子看来，民富则安，民安则国安，民贫则乱，民乱则国危。作为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哀公十一年》)；“薄赋敛则民富”(赵善诒：《说苑疏证·政理》)；切不可漠视民众之合理要求。孔子的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考察和总结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指出“既富，乃教之也”。(赵善诒：《说苑疏证·建本》)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辨证关系，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虽然孔子“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提出后不停地游说列国，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当时各国诸侯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实施，但是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后来儒家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吸收了孔子民本思想的精华，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系统而完备地提出了他“仁者无敌”的民本思想学说。对于仁，孟子自然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但他对仁的思想更比孔子要开放的多，不拘泥于周礼的繁文缛节，不拘于往旧，而是发挥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传说，把仁的使用范围明确地扩展到“民”，给仁注入崭新的含义。在《梁惠王下》中，“与民同乐”和“与百姓同乐”混用，说明在孟子眼中，百姓已与民是相同的概念，或包括在民的概念中，属于民的一部分。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孟子“仁者无敌”的民本思想又可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仁政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仁政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是一个君主受民爱戴的根基。他精辟地指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他指出：一个君主只要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就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目的。他进一步指出：“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恕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进一步论述了施行仁政能够王于天下的道理。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施政者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他深刻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中，也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施行王道，“保民而王”。在这次谈话中，孟子集中阐述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经济思想，描绘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社会蓝图。他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说起，鼓励齐宣王发扬“仁术”，推恩百姓，以德服天下。总之，在孟子看来，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保民”是王道的基础。二是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既然民众比君主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孟子不仅把孔子的“爱人”发展为“爱民”，而且把民放到了历史决定性因素的地位。认为君王可以变置，社稷可以变置，而民是不可变置的。孟子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可见，孟子把民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即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同乐”，并认为君臣之间有某种对等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权在孟子的眼里再也不那么威不可犯了，他经常通过委婉或直接的方式斥责君主，如“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上》)。他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为大丈夫。正因为如此，孟子呼唤的是仁者治国，呼唤“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社会。 荀子“恩惠于民”的思想。荀子是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学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了：“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他以“恩惠于民”的思想对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加以补充和完善，从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初步体系。一是“平政爱民”的思想。“平政”的目的是要使百姓“安政”，要使“庶人安政”，绝不能滥用刑罚，暴虐人民，而应该是爱民，施恩惠于民，养民富民。荀子认为，要“平政爱民”，就要“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百姓安政，国君才能安位。民安君安，社会才能安宁和谐。所以，荀子认为：“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是国君执政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荀子·王制》)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上溢下漏”，“筐壁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的剥削行为。荀子认为，“王者之法”，取于民要合理，要按等级收税，要办理好民众的事情，利用好万物。荀子说：“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根据土地的好坏收税)，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荀子·王制》)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养民”，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平政爱民”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滥用刑罚，施强暴于民。“重法”，施刑罚于民，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民安、君安，达到社会的安定。荀子说：“凡节奏(礼法制度)欲陵，而生民放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荀子·致士》)“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荀子·致士》)从荀子“平政爱民”的政治主张中，可以看出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但是仍然以“爱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可以说，荀子把“人之性恶”作为政治立说和施政的“方便法门”而已。二是“节裕富民”的思想。他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求富求贵求荣是人的情欲之一。为了满足人民求富的欲望，荀子提出了“富民”、“养民”、“裕民”这一治理目标。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莫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矫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荀子·富国》)国家节约开支，实行富民的政策，君上控制过度收税，教育百姓节约，实行这种“节用裕民”的政策，人民就有了生产的积极性，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多如丘山，人民也就可以富足了，民富则国家也就富了，相反则民贫。民富就可以“养民情”，就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就可以达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目的。民富了，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则可以进一步教之、化之。“性伪合而天下治”就能达到“求治去乱”这个总目标。 （三）、民本思想的总结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出现萌芽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丰富和发展后，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到了西汉时期，大政治家、思想家贾谊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理论。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他的民本思想仍然像明珠一样，依然闪耀着不可逼视的光芒。 贾谊首先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古代民本思想最为完备的概念和内涵：“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故夫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大政上》)贾谊以“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是国家安危之基，存亡之本，兴坏之源，是君主之威侮、之盲明、之强弱的关键，进而总结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之本、君主威侮之本的科学结论，完备地形成了他的“民本思想”体系。贾谊“民本思想”体系博大而精深，内容深刻而全面。他的民本思想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民无不为本的思想。这是其民本思想的根基和精华。他精辟地论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故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候之本也，不可轻也”。(《大政》)他认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提出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根本的重要论断。“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夫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大政》)从而阐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在于人民的道理。 施行仁政的思想。“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这是贾谊深刻分析强秦为何迅速灭亡后得出的结论。贾谊在名篇《过秦论》中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并假设秦二世施行仁政进行对比：“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从而得出其“劳民之易为仁也”的科学结论。他认为，作为英明的君主，就要体察民情，忧其民苦，施行仁政，这是一个国家富强兴旺的根基。正是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汉文帝时期出现了长达60余年的无为政治模式，让农民休养生息，从而使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文景之治”这一兴盛之巅峰。他还进一步阐述：“义者，明君之性也。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犹以为大数也。桀纣，所谓暴乱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充分论述了只有施行仁政，一个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农民才会富足殷实，国家政权才会巩固。 政在爱民的思想。贾谊指出：“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过秦论》)他认为英明的君主应该常怀爱民之情，善于安抚民心，做到爱民如子。“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数也”。他认为，作为官吏，要以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作为自己的功劳，以使百姓生活贫苦作为罪行和耻辱。官员的忠心，不是对任何个人或偶像，而是至高无上的人民。“夫忧民之忧，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他认为与人民同忧其乐，而不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 民必胜的思想。“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大政》)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与民为敌，民必胜。5.教化安民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人们犯罪不过是在道德上犯了错误，法律就是要帮助人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惩罚犯罪的人。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将人理解为在道德上能够自觉、且有待于自觉的人，贾谊民本思想之精髓正体现在对人的这种理解上。这方面贾谊做了大量的论述：“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道术》)“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大政》)他认为虽然民愚昧不觉，有待于教化，但同时为政者又要尊重民意，“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因此，要以百姓之意见来选贤任能。民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的关于为政以德、仁者无敌、民贵君轻、恩惠于民、平政爱民、节裕富民、重民保民、教化安民的思想展现了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萌芽，这些思想对推动国家富强和社会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这些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借鉴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但这种借鉴要建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既做到古为今用，又坚持与时俱进。 管仲牧民“4411”思想。管仲乃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第一功臣。在记述管仲言行事迹、阐述其思想主张的《管子》一书中，开宗明义，首卷之作为《牧民》篇。在《牧民》篇中，着重阐述了治国、牧民之术，强调在治国过程中牧民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思想可概括为“4411”。 四维：维乃维持、维护。意为民众通过教育具备了四种品德，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何为四维?即：礼、义、廉、耻。如若“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四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如何顺其民心呢?就是要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当政者能顺民而佚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则民众必定对当政者为之忧劳、为之贫贱、为之危坠、为之灭绝。所以，“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只有从四欲，“则远者自亲”；如行四恶，“则近者叛之”。由此可见：“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十一经：牧民十一条经验。“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译为白话即：把国家建立在不倾斜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囤中，把物资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的源头上，驱使民众在无可争议的岗位上工作，明告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向百姓开启立功必得奖赏的大门，不去做办不成的事情，不去求得不到的利益，不居处难以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怎样做到这十一个方面呢?管仲认为：“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如果做到了这11个方面，则国安，则食足，则民富，则威令行，则用备，则民远邪，则民轻难，则事无不成，则诈伪不生，则民无怨心，则下亲其上。 二、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特点
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并在历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其认识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可以说，古代民本思想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细化，具体可分为10个方面。 1.畏民。畏民者，敬畏民众也。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尊重和敬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大禹谟》)孔颖达《尚书正义》疏解“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时说到：“言民所爱者岂非人君乎?民以君为命，故爱君也；言君可畏者岂非民乎?君失道则民叛之，故畏民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同时，孔子更是把君民关系比为鱼与水的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为水，政为舟。畏民者犹如行舟而畏水，焉足以为政?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在这一点上有较深刻认识的当属李世民，他在《民可畏论》(《全唐文》卷十)中说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在分析过去朝代兴衰时也曾说：“可爱者君，可畏者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唐太宗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魏征则更形象深刻地指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风平浪静能载舟，惊涛骇浪可覆舟。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乃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警世之钟，居安思危，人心向背，不可不察。 2.重民。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对民众问题加以重视。《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重民思想，而且一语中的，非常精辟。但却是孟子把重民思想推到了高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视民为贵，那么人民在地方诸侯那里应该占有怎样的分量呢?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此三宝者安，失此三宝者危。诸侯之所以成为诸侯，是因有此三宝，如果丢失土地，背离人民，荒废政事，那么诸侯也就要失其位了。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他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为国本”的道理，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都取决于人民。他还反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他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故不敢多言。”他还说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能够想到老百姓，说话办事考虑到对老百姓是否有利，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君民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地。据《明实某》记载，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徵敛铢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其位乎?”要想君主安其位，就得让民安其生。那种不停地勒紧马缰绳，又狠狠地抽打让马跑得快的驭者，没有不被颠覆的。清初思想家唐甄也十分强调“重民”的思想。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来源，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做君主的才能安享尊位。 3.得民。就是要得民心。《左传》上有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古代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聊天闲谈的场所。子产任郑国执政时，人们常在乡校中议论为政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这种广开言路、让人宣泄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当政者。所以他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民心向背，决定兴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管仲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夫大呼天下土崩”。北宋的石介说：“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宋文鉴·策》)苏轼主张：“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清末的王韬深刻地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这些论述都阐明一个道理：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民心归附，基石牢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4.知民。就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句俗语说得很见深刻：“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官以民为本，不知而欺之，则根基摇动以为权谋，焉足以为民之官?只有知民，才能上下一心。作为当政者，要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了解下情，才能保证施政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坐在皇宫和衙门之中，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和百姓离心离德，欲成善政，岂可得乎?《尚书·无逸》篇中说，要想保住“小民”，统治者就必须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知道了老百姓生活不易和靠什么生存，从而去为他们办事，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墨子曾说过：“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可见知民之重要。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当皇帝之后，经常告诫官吏们说，你们知道农民的劳苦吗?他们一年四季，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工具，吃穿住都非常简单，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所以你们“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欲，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在上者只有体察下情，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国语》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周厉王暴虐，遭到老百姓的咒骂。他派人去监视，只要一被告发，即被处死，于是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洋洋自得，自以为能消除对他的“诽谤”。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老百姓的口本来就是用来说话的，难道能堵得住吗?只有让老百姓说话，才能知道政事的好坏，从而行善备败，若堵其口，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谏，过了3年，人们起来造反，便把他推翻了。 5.宽民。就是要对人民群众体恤爱护，珍惜民力、民财。孟子首先对宽民作了阐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入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他将充裕的物质生活视作提高道德境界的必要条件。他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人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统治者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放在为政的最首要位置。这实际体现了他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关注，换言之，他是为维护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提出其“仁政”之说的。据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圣人制法，莫不崇节俭，革奢侈。”土木营建要符合民意，若只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恣其骄奢，则危之可立待也”。并称赞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他得出结论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一个官员，“若徇私贪污，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宋朝大思想家朱熹精辟地论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宋史·朱熹传》)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了，而爱护百姓的根本，在于统治百姓的君主能否端正心术，建立好法律制度。明代的王夫之提出“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读通鉴论》卷八)“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他痛恨豪强兼并的弊政，非常同情农民之苦，曾在《黄书》中描述过“农夫泞耕”、“酸悲乡土”的景象，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严惩贪吏是取得民心，国家长治久安之要务。清帝胤稹在总结时弊时说：“地方之害，莫大于贪官蠹役之削。”如果对那些贪官污吏不加铲除，无异于“养稂莠者害庄稼，惠奸宄者贼良民”。清帝弘历也说过：“减官吏一分之浮费，即留百姓一分之实惠”。百姓负担的加重，则源自吃皇粮人员的增多和官吏的奢侈糜费。 6.爱民。就是要爱护民众。这在许多文献里都有大量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文王向姜太公求教“为国之大务”，姜太公明确回答：“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六韬·文韬·国务》)周武王也曾问姜太公：“治国之道若何?”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对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汉刘向《说苑·政理》)《襄十四年》记载师旷曾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孔子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要对民施仁政，要爱民，与民同乐，以民为本，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针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的情况，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墨子曾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荀子也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晏子也曾论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内篇向下二十二》)意为任何意愿也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崇高的了，任何行为也没比使百姓快乐更厚道的了。 7.教民。就是要教化民众。孔子是极力提倡和推崇德治的，他认为压迫百姓的政治是“苛政猛于虎”，是吃人的暴政，而行德治才是众望所归，对待老百姓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他们才能有耻辱感而安分守己。“德化”能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好的政治是不搞“不教而诛”的。管仲在《管子·权修》中提出：“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孟子也十分重视“教民”的作用，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西汉贾谊把教民总结得极为详细：“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贾谊《新书·大政下》)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新书·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西汉贾谊《新书·道术》) 8.忧民。就是常忧民众的疾苦。春秋时期的孟子首先提出了忧民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当君主乐民、忧民，民众才会服从君主的意愿，和君主共忧乐、共患难。荀悦把忧民提高到了志向的层面，他在《申鉴·杂言上》中写道：“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他认为只有忧民者才是有大志向的人。更有许多志士仁人把忧民之情付于诗篇，留下了千古绝唱，如：“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荀悦《申鉴·政体》)；“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三国志·魏》曹《六代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新制布裘》)；“不能救人愚，不合食天粟”(唐·无佶《咏常吾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唐·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哦五百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去民之患，如除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宁为寒饿嗟，不同富贵讴”(宋·王令《令既有高邸之行而束孝先兄弟索余诗云》)；“忧民之弱，由己之弱；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宋·邓牧《见尧赋》)；“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清·魏源《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他们的诗歌唱词中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同时也把他们关于民本的思想深深地蕴藏于其间，让人反思，让人回味。
9.利民。就是施政定策要利于民众。据《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曾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是天生的，君是树起来的，“君为轻”自属当然。君与民有利害冲突时以利民为要，亦属当然。《左传》还有记载：“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意思为只有利于百姓，才能君位安稳、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清代的钱泳、万斯大、魏源等人则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钱泳《履园丛话·水利》)；“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清代黄宗羲更为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利民思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让人深感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10.富民。就是要使民众富裕。关于富民的言论，在重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不富，无以养民性”(《荀子》)；“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汉·王符《潜夫论·务本》)；“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天下顺治在民富……”(明·王廷相《慎言·御民篇》)。这些精辟的言论无不体现治国以富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有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富民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立国之道、强国之道的高度进行阐释：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意思是老百姓富裕了就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也就是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也就容易治理了。老百姓贫穷了，就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也就敢顶撞上面的管束，挺而走险；顶撞管束，挺而走险，也就很难治理了。因此，达到大治的国家总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总是贫穷的。所以“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出身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晓喻大臣：“强国之道，教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体威所系。”自古以来的昏君，都是因为肆意挥霍，奢侈无度，使老百姓又穷又乏，才导致民反国败的，只有富民才是强国之道。 清代唐甄在其《潜书·存言》中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意思是立国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富裕一条路。从古至今，没有国家贫穷而能成其为国家的。不过，富裕应该在老百姓那里，如果老百姓空虚，虽然官府的金库充盈，也还只能算是贫穷，也还是不能立国的。 三、古代民本思想之局限
古代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的宝贵成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之精华。它所提出的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助民的施政行为，对于封建社会乃至更早时期得民心、谋民生、安民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民本思想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提出者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提出的，相反，他们大都是为统治者长久“王天下”而提出的，并受所处历史环境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一、目的错位。这是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古代民本思想是为君主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大众所服务的，它是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牧民”、“治民”之术，是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手段提出来的。虽然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着“民贵君轻”的思想理念，但是，它从思想体系到运行机制，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它虽然期盼、仰望圣君良相贤臣“为民”作主，但“为民”只是手段，“仁政”只是幌子，而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因此，它是以君为主体和本位的，而不是以民为主体和本位。它的目的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按现代的观点来说，传统民本思想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当时的等级、专制制度。在孟子概括“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先贤们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的，主张的是“官本位”，“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是有阶级性的，“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随“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独立的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拥有天下的君王的道德期待。传统民本思想主张愚忠愚孝，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像“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同时，民本思想之“民”的范围也是特定的、狭义上的“民”。以春秋的“朝国人”之制为例，其“国人”的构成，肯定不包括妇女、野人和皂隶。因此，它是在承认君主专制的前提下主张王道、仁政和德治，所言爱民、重民、恤民实际上是“以君为本”的开明统治策略。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二、内容空位。这主要是一个民权的问题。权力乃是对抗别人侵犯自己尊严、自由和利益的道德思想及制度手段。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都主张以民为主体，以民为本位，而且承认民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君主利益之上，主张“听于民”，这在当时显然是先进思想。但是，传统民本思想未曾论及如何“听于民”，如何让民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主权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民之所本者，乃民之尊严、自由之所系。在政治领域，民之所本者，乃是民权。因此，古代民本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封建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为满足他的“大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此，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并不包含对普通民众个体价值与权利的尊重，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人民以政治权利的思想内涵，也就是不可能赋予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权力。具体讲就是没有赋予以民为本中人民应该拥有的参政、议政、选举、罢免、复决等权力。民众不享有政治权力，便没有合法的资格和力量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去阻止别人侵害自己的事情。没有政治权力，便不能当家做主，即不能当自己的家，不能做国家的主。不能当自己的家，是说自己的人生、财产得不到当权者的尊重，自己的人权和自由得不到政治保障；不能做国家的主，是说不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只能做国家的臣民，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国家对自己来说只不过是用来居处的场所。因此，传统民本思想只是形式上的民本思想，是没有民权的空壳民本思想，是实际意义上的挂羊头，卖狗肉。 三、制度缺位。这主要是一个政体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传统民本思想产生的社会体制是封建君主制，实行的是君主独裁的政体形式，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并依靠官僚军事机构，维护其专制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由于“设官分体，委任责成”的官僚权力体系自上而下逐级授予分配，造成下级官员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民间和中央政府之间缺乏互动的信息反馈，造成上下政令不通，或政令强行，因此有了权力腐败孽生的土壤。在这样大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下，中央政权常常是忙于救火，吏治腐败的毒瘤总是如春风野火，势如燎原，最终使民本思想表现为为政者“口惠而实不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最终没有什么制度可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实现真正的平等权力；也没有什么制度保证真正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动起来；也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保证官吏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更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保证建立民主政治，根本不可能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更不可能让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得以实现。这样的民本思想只能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总之，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由于目的错位、内容空位、制度缺位的局限性，造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愚弄百姓，最终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一种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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