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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缩小贫富差距要靠机会均等
缩小贫富差距要靠机会均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尚希
当前热议的“国富民富”的概念模棱两可,国富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积累;另一部分是大自然赐予的财富。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国家并不富裕,不存在与“民穷”对立的“国富”。
如果说“国富”只是指国家财政规模,这些年来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但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问题,意义不大。关键是用这个收入去干什么,老百姓认为花这个钱去干那些事是不是有价值,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问题。 民富或民穷中的“民”指的是什么？如果“民”仅是指老百姓,从“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确实是“民穷”了,因为这两个比重存在下滑的趋势。但其原因不是“国富”,而是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时常通用,但实际上二者有重大区别。贫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仅仅讨论收入的分配,那只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成果做静态的分析,很容易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归结为对现有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上。这种做法静态看是有效的,但只是“一次性有效”,无法改变贫富差距变化的长期趋势。 贫富差距不只是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它有三个指标:一是收入,再一个是财产,还有一个是消费。收入与财产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里不讨论。现有的城乡差距,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大概是3.2:1,但从消费的角度衡量,大约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居民消费并不只是取决于居民收入和财产的多寡,还有公共消费。对人来说,无论生存,还是发展,最终要靠消费。现在一谈消费,似乎就是私人消费。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公共消费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从关系上来讲,公共消费往往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 例如农民工的问题,农民要转化为市民,有个前提条件,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与房子相关联的就是土地、自来水、污水净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公共消费,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社会,是私人消费须臾不可离开的。私人消费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费为依存。
为什么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实际上就是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彻底,没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导致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即公共消费的不平等。单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和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能看出来,农村里至今仍有不少文盲。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可以理解,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没法理解了。享用的公共消费不平等,造成了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致富的机会也就严重不平等。这个起点上的过程一旦开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就会陷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循环,并在代际之间传递。机会的不均等,城乡之间最明显。现在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就是试图缓解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后果。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国特有的,即公共产权制度残缺,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失。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却对公共产权收益不太重视,而更看重税收。公共产权收益应为国家所有,通过国家财政转化为全体国民享用。但现实是大量的公共产权收益进了部分人的腰包。很多暴富者,无一不与国有资产、土地、矿山、煤炭、湖海、景区等等公共资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富豪不是在创造财富,而只是在转化财富。 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招商引资,大都把公共资源的收益暗补给了国内外投资者。在起步阶段,也许可以理解,但毫无止境、毫无约束地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经济上把公有制给瓦解了。当公有制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时,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税收制度不合理,会造成看得见的不公平竞争,而公共产权制度的缺失,却会隐性地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共产权收益的流失,其实失掉的不只是收益,连同一块流失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要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还绕不开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企业、居民。我国当前遇到的重大问题,已经不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所能包涵的。把居民(或个人或劳动者)简单地纳入市场之中,当作一般商品,用供求关系来分析,有点过于简化了。劳动力是商品,但劳动者不是商品。但在当前流行的观念中,恰恰把劳动者也当成了商品,在一些企业,甚至包括政府,没有把劳动者当“人”看,被视为市场自发调节的对象。已经占到我国产业工人半数的农民工,长期来就是完全靠市场来调节的,缺乏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保障。 首先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手中有权力,企业手中有资本,二者一旦结盟,相互利用,那么,其后果是毁灭性的。企业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政府考虑的是怎么维护企业,而不是维护消费者权利。生产者主权至上,而消费者主权被忽略,以至于我们整个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都是在向生产者倾斜。这种政府和企业过分紧密地拴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隐藏着巨大公共风险的问题。 其次是国家和居民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关系,但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国家和居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现阶段而言,对各级政府来说,加快发展是最终重要的;而对居民来说,消费状态的改善是最重要的,二者的目标及其排序上并非总是一致。当前最热门的词汇“民生”就反映出二者关系的某种紧张,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也就是希望缓解这种紧张,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居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居民又是分阶层的,有城市居民,有农村居民,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消费,也是国家和居民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再次是企业和居民的关系。从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二者是利润和工资的关系。这两者关系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来调节,还是同时让二者作为两个组织 (企业与工会)对话来协商,或者把劳动者纳入企业之中,视为企业的参与者。不同的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处于什么立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利益决定其立场。对地方政府来讲,他要政绩,他的政绩老百姓帮不了,但企业能提供,企业能创造GDP,企业能带来税收,政府的立场会不由自主地站到企业一边。很显然,如果政府的立场不调整,不改变,要追求民富将十分困难,社会财富将会进一步向少数人集聚和集中,也无法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上述三者关系中,政府怎么发挥作用是关键性的。政府是立足于更多地参与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即从结果上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立足于创造更好的体制政策环境,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即从起点上来缩小贫富差距？选择前一种方式,见效快,但持续时间短、治标;选择后一种方式,见效慢,但可持续、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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