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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被视为一种问题的存在，简称“三农”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尴尬而又荒谬的事实：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中，一个群体和地域长期被视为问题的存在。最浅的智慧是看到三农的“穷”、“落后”，由此开出的政策药方是：18亿亩红线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加大转移支付。 穷不可怕，起点低不可怕。可怕的是规则歧视。以一种演化的思路，不需要追诉起点的公平，不需要人为造就一个财富平等起跑线再参与竞争。给定任何一个财富差距起点，一旦启动一个公平正义的规则，一旦把歧视性规则淡化直至废除，一个良性的改善过程(一个帕累托改善过程)就会开启，农村隐藏着的大量资产变成资本卷入程度更深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目标不请自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既有官方主流观点全部是一种技术专家观点。我们看到过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中央计划经济问题上发表错误看法，我们也看到令人尊敬的中国水稻科学家袁隆平在18亿亩耕地保护上持有糊涂的观点。但是，不能责怪他们，他们是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他们以技术的视角看问题。那些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们，特别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三农专家们，至今以一种技术专家的视角看三农问题，就让人不解了。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彻底从一种技术专家的视角中跳出来。 1.放弃国家视角。没有人是救世主，没有人需要救赎。想当救世主的人也是人，不是超级理性主体。社会是一盘棋，每个人都在棋局之中，棋盘之外没有棋手。幻想自己身在棋局之外指挥棋子乃是一种双重的(道德和理性上)身份幻觉的结果。这意味着，三农问题，连同城市化进程、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建设，需要以农民自己的视角取代“国家的视角”，这是“人民视角”和“国家视角”的较量。 2.放弃功利主义。过去以压低农产品[16.60 -0.30%]价格支持工业和城市，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政策，把农民当手段，是极不人道的。今天又通过压低农民的土地价格攫取土地增值收益，把农民当手段的逻辑如出一辙。这种目的论和功利主义政策必须结束，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诸目的的世界。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是任何其他人、事、神、集体目标、祖国、……总之外在于我的事务的手段。牺牲农民以达到任何其他目的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在学理上和道德上没有任何依据。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牺牲发达地区的利益来实现农民的福利呢？不可以。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压倒性地重要于其他原则，重于诺齐克矫正的正义。何况，就群体而言，一种矫正的正义差不多是一种群体施暴。 3.放弃总体性目的论。在社会现象领域作一种所谓全盘性思考常常犯错误，因为这样容易不起当地同质化差异很大的事物，容易假设和加总不能加总的事物，容易设置根本不存在的“总体目标”。把虚幻的事物说得言之凿凿，自己吓唬自己。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政策、所谓“粮食安全”，所谓“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就是在总体性目的论指引下的一些提法，由此引发出来的灭村运动，强制集中居住的强制城市化就是其必然后果。在一个家庭之内可以搞占补平衡，在一个经济体系内搞占补平衡是国家家庭化的治理倒错。所谓的粮食安全，其实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思路。这种人把经济理解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也把个体隔离起来形成一种原子化社会，把粮食的满足视为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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