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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看到《方舟子王琦时隔三年再论中医存废》、《方舟子：再提关于中医的“废医验药”》等言论，颇觉不以为然。中医存废是世纪之争，并非方舟子先生发起。1912年，北洋政府把中医排斥出教育系统之外；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1935年，当时《中华医学》杂志的总编于英秀提出“废医存药论”；历史上，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都曾经是废除中医的倡导者。不过近世纪之后，中医并没有被历史的潮流湮没，足以证明它现实的生命力。新一轮的中医废除论源于2007年，中南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号召“万人签名，废除中医”。方舟子等人随后积极声援，以现代科学（医学）的视觉和方法来“处理”中医，得出了中医是“伪科学”的结论。基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医学体系的事实，我把方舟子等人将现代医学理论强加于中医的作法比喻成“倏忽凿壳”。中、西医和平共处、互补长短给国人带来福祉，何必“相煎太急”？张功耀、方舟子群体对中医的态度，如果排除功利和标新立异的目的，正折射出社会偏激、浮躁、缺乏包容的一个侧面。船夫因此特意写了篇《再论方舟子“打假”中医之谬误》以示反驳。但是，壁垒往往是由内部被攻破的，由于社会的浮躁、功利和责任缺失，中药质量每况愈下，中药行业病入膏肓。船夫忧心的是无需倡导“废医存药”，不过几十年将已出现“乱药死医”的局面。
中药产业，可谓内忧外患。乱之始，始于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中药材和饮片之乱，船夫认为有以下几个表现：
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关于中药材和饮片的伪品、劣品，历代都有，本来不足为怪。但医药体制的结果、市场化的结果、监管找不到着力点的结果，使现在优质的药材饮片在市场上难有立足之地。船夫当地刚开办的一家公司，几个股东对中药都有浓厚感情，本想好生经营药材饮片，去了亳州市场后，顿觉原来的设想幻灭。亳州市场那个价（当然也是那个品质），你根本没办法和它竞争。前些日与一位有三十多年功令的老“中药”交谈，他说“在亳州市场没有卖不出去的货”，还举例说某年某人处几吨北沙参，已虫蛀的不成样子，但联系亳州方面就会有人接货。廉价接去后，用硫磺熏熏，与其它货一掺照旧能卖。老“中药”感叹说，要赚钱，搞中药的都被“逼良为娼”。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尚且如此，其他市场又能怎样？中药治理，必须重新从药材市场整顿开始。
二、行业潜规则。并非危言耸听地说，市场上大部分的中药饮片，都曾经被“规则”过。主要规则有三：一是添加增重粉，二是硫磺熏蒸，三是染色。有无权威机构对饮片硫磺含量系统地进行跟踪监测？如果有，监测的结果定然触目惊心；如果有，政府部门也定然不敢将数据公布于众。如果全社会对中药有毒残留形成共识，中药行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三、恶意炒作。国人手头真的不能太有钱，一有钱，就有资本“无良”。比如今年，民间流动资金太充裕了，充裕得泛滥，像蝗群所过，只剩一地麦杆。炒绿豆，“逗你玩”；炒大蒜，“算你狠”；炒生姜，“将你军”。其他中药也难以幸免。三七价格涨了十倍之多，太子参价格从50多元/公斤飞涨到260元/公斤------。由于市场紧俏，即使劣质品也畅销一空。中药种植户杀鸡取卵，合欢米、果实类等品种未待时令就收割上市------。然而这片“欣欣向荣”全为假象，囤积的货迟早要抛售，苦的是跟风的药农，玩“击鼓传花”游戏不幸被“逮”的经营户，以及高价买吃伪劣品的消费者------。以及被混乱的市场秩序。
四、削足适履。某些曾经被视为“杂牌军”的品种，多少年都是作为伪品处于被打击的对象，由于被《药典》收编，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地位与历史沿用的品种平起平坐。如近两版《药典》收载的管花肉苁蓉、球花石斛、太白贝母、瓦布贝母等，原来非药用或仅作为地方习惯用药，现在却冠冕堂皇地作为肉苁蓉、石斛、川贝母使用。其中同样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为中药资源的短缺。也许，还有地方利益的因素存在。其实，药典委的成员，基本没有搞医的。一个品种能否作为某种药味，其性味归经功能主治，最有发言权的是长期用它的中医师。凭几个搞化学成分的专家掌握“生杀大权”，未免过于草率。即使有地方用药的习惯，收载《药典》后也应给予单列，如金银花和山银花。否则可能喧宾夺主，残废了某个药味。历史上曾有过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关木通事件。据资料记载，中药龙胆泻肝丸原配方中的药味 “木通”，主要指木通科的白木通或毛茛科的川木通，这两类木通均不含马兜铃酸。但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盛产的关木通（含毒性成分马兜铃酸）首次进入关内，并逐渐占领了市场。到了80年代已被全国广泛应用，于是白木通退出市场，难以寻觅。1990年的《中国药典》，卫生部干脆把龙胆泻肝丸组方中的其他类木通全部枪毙，关木通成了“木通族”惟一合法的身份。后来导致数万人肾毒害的悲剧。因此，新品种的入载，一定要本着严肃慎重的态度，而并不能拿新资源开发利用为由削足适履地加以应用。资源短缺应以加大培植产量为切入口方为上策。
中药饮片之乱，还有加工炮制的粗制滥造。由于中药人才萎缩、监管乏力，在强大的市场化浪潮下，良知和责任的声音与对抗都显得苍白无力。中药治病救人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记得多年前中检所林瑞超教授（或者是周超凡教授）说过一句话：一级饮片出口，二级饮片入格斗，三级饮片投料生产。所谓三级饮片，无非是还入不了格斗的“下脚料”，或者这样说严重了，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如此数量庞大的中成药，对疾病能独挡一面的品种确实少之又少。中成药几乎已被沦为辅助用药。汤药是中医用药的精髓，也是最能展示中医特点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但不论辩证如何正确，配方如何合理，直接对机体发挥作用的饮片质量缺陷，终归还是徒劳。樵夫难使锈柴刀啊。药不管医、医不知药两脱节的局面，导致的结果是“医不自信”，配方味数越来越多，药量越来越大，对原来行之有效的古方也越来越怀疑，直至与中医药理论越行越远。相对封闭的中医药理论，好比长虫的苹果，自内部开始腐朽了。因此，中医药的沦丧，责任必不在于医，必先在于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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