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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曲取士”考辩
胡淑芳
以曲取士 词赋科 蒙古时代
戏剧艺术
J809.247
“元以曲取士”考辩
胡淑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明清人普遍认为“元以曲取士“是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否定此说遂成定论。本文意在：简述“元以曲取士”说的出现与流播，考察元太宗朝“科举选士”史实，推测“元以曲取士”可能与确定儒人身份加以优待的政策相关。
关键词：以曲取士 词赋科 蒙古时代
中图分类号：J809.2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9104（2004）04—0038—05
中国古代成熟的戏剧较之诗文，晚出千年以上。“诗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诗文强调温柔敦厚风格，创作上要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戏剧却完全不同，它再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并且大悲大喜，大怨大怒，直面人生。这种与“内敛”含蓄的诗文相对“外放”张扬的艺术形式一经形成，便迅速兴盛起来，产生了一大批曲词佳妙、人物性格鲜明的戏剧作品。元代，这个伟大的戏剧时代，被人们誉为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元代文人如此醉心于戏剧创作？
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元代以曲取士，促进了当时戏剧的迅速繁荣与发展。
可是，元代“以曲取士”这种说法是何时出现，又是怎样流传？它与元代的选举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为此试加梳理辨析。
关于“元以曲取士”，元代史籍及其他著作中并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现在所能见到有关此说的最早材料，在《元曲选》序言和《万历野获编》中。就其对剧论的影响而言，前者尤其重要。
1、臧晋叔之论的流传
臧晋叔撰雕虫馆刻本《元曲选序》有两篇。一篇撰于“万历旃蒙单阏之岁”，即万历四十三年；一篇撰于“万历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在这两篇序言中，记录了当时所流传的“元以曲取士”之说。《元曲选序一》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贴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只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此皆予所不辩。”这里，臧懋循提出了两个可能与以曲取士相关的问题：其一，元杂剧第四折往往成为强弩之末；其二，元杂剧宾白多鄙俚蹈袭。造成原因自然是应试时间仓促，并且只作曲词。其考试程式，是由主考官确定题目、曲名和韵脚。重要的是：臧懋循在此只以“或谓”“又或谓”转述当时的传闻，他本人也持怀疑、猜测的态度，故特用“此皆予所不辩”将这传闻“束之高阁”，不加任何辨析评论。
如果臧氏之言仅及于此，那么后世诸多曲论家也许不会对“元以曲取士”如此津津乐道、人云亦云。仅仅一年之后，在《元曲选序二》中，臧懋循竟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故称曲上乘首曰当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应之？岂非兼才之难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目前，我们找不到有关于此的任何确凿的史料证据，但在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却可以看到“杂剧十二科”，大致根据题材主题将作品划分为十二类。朱权这是有所承袭而来，还是自行分类，他未作任何说明。有所承袭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朱权引用周德清《中原音韵》原文，也未注明出处。但是，他按风格将曲作分为十五体时就特别标明：“予今新定乐府体一十五家。”
臧懋循《元曲选序二》断然而言：元以杂剧“十二科限天下士”天下士亦“各占一科以应之”。此说从何而来？是源自《太和正音谱》吗？我们无从知晓，值得思索的是：《元曲选》两序的写作仅仅相隔一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年中，臧氏因何对“元以曲取士”由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疑？身为万历八年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晋叔并非识见不广的乡村陋儒，或信口雌黄的江湖术士，尽管后世一致认为明人学问空疏，可臧氏既然对此存有疑问在前，必是有所闻见，才会完全肯定在后。这一点，无庸置疑。
另外，在曲选序一中，臧氏曾言：“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録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传之通邑大都……”。可见，臧氏态度十分谨慎，对杂剧的选择非常精严。他对这个选本的期望，就象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对《史记》的期望一样，——“藏之名山，而传之通邑大都”（《报任少卿书》原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因此，如果没有见到确切可靠的材料，他不太可能先疑后决，贸然改变态度。
无论如何，随着《元曲选》的风行天下，“元以曲取士”观点也逐渐深入人心。受此影响的剧论家很多，他们又从不同角度对此加以发挥。有强调“以曲取士”对元曲发展的贡献者，如孟称舜、程羽文、吴梅村、吴伯成、汪上薇等；有探讨“以曲取士”之考试程式者，如沈宠绥、毛奇龄、许登寿等；有转录臧氏“元以曲取士”观点者，如李调元、姚燮等；也有对“元以曲取士”说表示怀疑者，如梁廷枏、梦遴生等。总的来说，相信肯定者多，怀疑者少。
2、沈景倩之论的肯定与否定
《万历野获编》有沈景倩撰于万历三十四年的自序，比《元曲选序》早约十年。《野获编》中，沈德符言之凿凿地说：“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取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元曲有一题而传至四五本者，予皆见之。总只四折，盖才情有限，北调又无多。且登场虽数人，而唱曲只一人，作者与扮者力限俱尽现矣。”在此，沈氏指出了元以曲取士的大致时间：“元人未灭南宋时”。也提到他亲眼目睹的元杂剧“同题共作”特异现象：“一题而传至四五本”。其旁证是：元代锺继先《录鬼簿》许多剧本名目之后标有“次本”、“二本”、“旦本”字样。有次本必有正本，有二本必有头本（这里“二本”不指剧本长度，《西厢记》后未标“四本”或“五本”可证），有旦本可能有末本。这种现象在《录鬼簿》卷上所收作品中，最为普遍，卷下则了了无几。《录鬼簿》卷上所录作家作品，被王国维列在“蒙古时代”，也正是沈德符所言元以曲取士时代——“元人未灭南宋时”。这难道只是巧合？然而，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特地指出：《万历野获编》“其论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试士，核以《元史·选举志》，绝无影响，乃委巷之鄙谈。”对此，毛奇龄《王叔卢拟两元剧序》说：“予思曲予仿于金而盛于元，本一代文章，至足嬗世。而明初作元史者，竟灭没其迹，并不载及，只以仁宗帝改造八比，为元代取士之法，以为崇经义而斥词章，可以维世，而不知记事失实，已非信史。”不怀疑“元以曲取士”的真实性，却怀疑《元史》的可靠性，毛西河真是一位奇人。他愤愤不平地批评明初作《元史》者，将“以曲取士”事“灭没其迹”，并非全然意气用事，因为《元史》竟然不立《文苑传》，取消《艺文志》。另外，欽定四库全书，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经问补》卷二云：“若八比，則实造于元仁宗朝之延祐二年。以先時取士承金章宗朝十二科詞曲旧法，而仁宗改之，仍用经学。去秀才明经、进士诸科，而但立乡、会二試，曰举人，曰进士（乡试举人科始此），不用大小中三经名色，而以小经中《论语》、《孟子》，合之《礼記 》之《大学》、《中庸》，名之曰《書》。”这里是说以十二科詞曲取士，始自金章宗朝。毛奇龄在《西河集》卷五十八《何孝子传奇引》中亦云：“昔元詞以十二科取士，原有忠臣、烈士、孝义、廉节诸条，不尽崔徽、丽情也。读孝子传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则请过勾栏而观之可已。”尽管语气肯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毛氏有何根据。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也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此后，对“元以曲取士”的否定遂成定论。
难道藏、沈之说竟是空穴来风？
可是，关于“元以曲取士”，《元史》似乎确实是“绝无影响”，元代剧论中也难以找到蛛丝马迹。朱经《青楼集序》云：“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既言剧作家“不屑仕进”，则填词作曲理应与取士无关。锺嗣成《录鬼簿序》云：“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此言剧作家“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似乎杂剧创作水平再高，也无法帮助作家们飞黄腾达，何谈“元以曲取士”？元代杂剧中，也没有“以曲取士”的情节。再检索元代史籍，我们发现，有元一代，科举时兴时停。《元史·选举志》云：“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另外，《元史·顺帝纪》载，至元元年十一月庚辰“诏罢科举”，至元六年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由此可知，元太宗、仁宗、顺帝三朝，曾兴复科举。这三朝中，元仁宗时，科举制度最早规范完善，其考试程式，史有明载，与“以曲取士”毫无关系。元顺帝诏罢科举六年，又宣布恢复科举，仍然是“悉依累朝旧制”而已。因此，仁宗以后的元朝，是不可能存有“以曲取士”制度的。那么，这是否就可以断定整个元朝都如此呢？
从“元以曲取士”观点的流传来看，臧懋循之言在戏曲界影响最大，但他并未说明元代施行此制的具体时间。沈德符则明确指出：“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取士子优劣。”元人未灭南宋时，只有元太宗曾“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因而，我们要想知道元代是否“以曲取士”，重点要考察的，就只是太宗窝阔台在位时期的取士制度。
关于元太宗朝的取士制度，正史中有几条记载：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元史·太宗本纪》：九年丁酉，“秋八月，命术忽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新元史·太宗本纪》：九年丁酉，“秋八月，命断事官术忽乃、山西中路课税所长官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蠲其赋役，令与本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四千三十人。”
《元史·耶律楚材传》：“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史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由以上四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太宗兴复科举的起因，科举考试的科目，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录取后士人的待遇。以下分别论述之。
1、太宗兴复科举的起因
“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是元太宗兴复科举的起因。元太宗消灭金源，统一北方，蒙古人由边荒强部立国中原。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时期，耶律楚材兴利除弊，功勋卓著。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公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以廊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赞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无愧者也。”（见苏天爵《元文类》）这样一位贤臣能臣恰恰遇合了一位明君。窝阔台对耶律楚材宠信有加，言听计从。于是，科举选士制在“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梦材传》），“孔子孟子不如马鞭子”的喧嚣中横空出世。
耶律楚材提议以科举选士，与金末著名文人元好问也有极大关系。蒙古太宗五年即金哀宗天兴二年正月，金汴京守将崔立举兵为乱，得手后，“遂送款大元军前”，“令官吏士庶皆削发为北朝民”。四月，“（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金宗室横遭荼毒。《元史》、《新元史》之“太宗本纪”都有明确记载。就在这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为保护士人免遭蹂躏杀害，写下了著名的《寄中书令耶律公书》，《元文类》题为《上耶律中书书》（见苏天爵《元文类》）。在信中，元好问清晰地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治理国家需要大量人材，然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功”，“数十年间，乃能备一旦之用”，不可以“朝求而暮足”。意谓已经成材者，需要保护重用，而未来人才，需要养育栽培。其二，推荐士大夫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其三，恳请耶律中书拯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怜文士。信的结尾，元好问说：“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
元好问的这封信，有理，有利，有节。收效如何呢？我们翻开历史就知道。《元史．耶律楚材传》载：“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史·太宗本纪》载：五年六月，“是月帝命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这离元好问的上书时间不到两个月。衍圣公的袭封，给了在苦难中苟延残喘、濒临绝望的文人莫大的希望。它是一个信号，是这个“野蛮”的新王朝仍将启用知识分子的一个信号。
三年以后，战事稍宁，北国逐渐和平，元蒙政权趋于稳定，耶律楚材果然向太宗提议以科举选士，终“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这个“东平杨奂”，就是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中所举荐的五十四人之一：秦人杨奂。《新元史·文苑传·杨奂传》载：“（杨奂）乾州奉天人……太宗九年，诏宣德课税使刘中试诸路儒士，奂应试东平路，两中赋论第一。耶律楚材荐为河南路征收课说所长官兼廉访使。”乾州属陕西省。杨奂是陕西人，在东平路应试。中试后，杨奂“从监试官北上，谒中书耶律楚材，楚材奏荐之”（《元史·杨奂传》）。耶律楚材亲自荐举杨奂如仕为官，其中自然也不能排除元好问那封书信先入之见的影响。
2、“元以曲取士”与“词赋科”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元太宗准许科举选士。其考试程式如何呢？《元史》没有详细记载，《选举志》只是说：“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专治一科”，意即论、经义、词赋三科，士人只要参加一科考试即可。经史时务的策论与儒学典籍的经义考试科目而外，还专列有文学的“词赋”一科。
以“词赋”取士，并非蒙古人的发明，而是沿袭的金人旧制。考察金人词赋取士的情形，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词赋科”的大致情况。《金史·选举志》载：金太宗天会五年，“河北、山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到金章宗时，虽然恢复经义考试，但重“词赋”，轻“经义”。词赋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只有词赋头名才是状元，录取者，经义科的名次全都低词赋科一等。因此，经义科应试者人数少得皇帝都担心会“虚设此科”。金章宗承安五年，“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郭人杰认为，词赋举人参加过词赋科考试后，又以别的名字参加经义科考试以提高命中率的现象应该禁止。皇帝的“批复”是：“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金史·选举志》）这与唐朝重“诗赋进士”轻“明经”情况相类。《归潜志》卷七日：“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归潜志》卷八云：“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叱。”这种风气之下，甚至状元都可能是“诗盲”。《归潜志》卷七记载：“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一位状元以“不识枇杷子”为由逃避作诗，另一位状元用打油诗聊以塞责。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这样，金代走科举仕途的许多文人“不暇读书为他文”，不屑于读诗、作诗，甚至以此约束子弟。这些只重“词赋”的文人当然会是些词坛健将。刘祁说：“余高祖南山翁，金国初，闢进士举，词赋状元也，故为一代词学宗。”可惜的是，翻遍《全金元词》，也找不到《归潜志》中提到的几位词赋状元南山翁刘撝、王泽、吕造的词作，但是我们知道：宋元时期，所谓曲即词曲，词即曲词，曲亦即词，词亦即曲。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有“作词十法”，就是讨论曲词的创作规范。此后，明代徐渭《南词叙录》、沈璟《南词新谱》，清代李玉《北词广正谱》、吕士雄等《南词定律》、周祥钰等《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一直到近代吴梅先生《南北词简谱》，各位曲论家所谓的“词”，均指“曲”，无一例外。清代宋翔凤《乐府余论》云：“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俞平伯先生说：“词、曲既皆为乐府，故两名每混用。方曲之未兴也，词亦泛称为曲；迨曲既盛行，曲又广称为词。”任中敏先生《词曲通义》所列词体类别五种，“杂剧词”即为其中之一。或者，词赋取士与以曲取士有着某种继承发展关系？
就其内涵来说，元曲不同于民间歌谣，它是文人精心撰作的乐府文章。周德清云：“凡作乐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这一观点得到了明代朱权的认同，在《太和正音谱》中，他一字不差引录了这段话。不过象“杂剧十二科”论一样，他也没有注明出处。元杂剧的“文章”，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激赏推重，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书中，王先生专列有“元剧之文章”一章，认为元杂剧是“一代之杰作”。就其形式来看，元杂剧规范的四折，一个抒情主人公主唱，这么严谨的体制，也绝非率意所为所能形成。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整本戏剧一个角色从头唱到尾，既不利于演员的劳逸结合，也不利于次要人物的刻画，可以说它是不科学的。可是为什么作者和演员都不去改变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不能随便改动。也许与应试有关？
3、录取士人的待遇
《元史·太宗本纪》载：九年丁酉，“秋八月，命术忽乃、刘中试诸路儒土”。其实，这次考试，诸路陆续行来，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元史·杨奂传》云：“戊戌，太宗诏宣德税课使刘用之试诸道进士。”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廉访使杨文宪公事略》引元好问为杨奂写的墓碑碑文亦云：“戊戌，天朝开举选，特诏宣德税课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而通过考试录取的士人人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在自唐至清的科举考试史上绝无仅有。《元史·选举志》说：“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太宗本纪》与《耶律楚材传》均记载确切的人数是“四千三十人”。
元代统一全国近20年后，官员总人数也不过万余人。据至元三十年统计：“员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元史·世祖记》）。那么，半个多世纪前录取的这“四千三十人”组成的庞大士人集团，当然不可能全体“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入仕为官。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这些士人待遇有四种：
其一，免为奴。《耶律楚材传》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也就是说，通过考试有一千多文化之士，解除了奴隶身份，恢复了自由之身。
其二，復其家。宋子贞《中书耶律文正王神道碑》云：“儒人中选者，则復其家。”（苏天爵《元文类》）士人在战乱中倾家荡产，无家可归者，通过考试，就可以有家有业，家道恢复。《元史·雷膺传》亦云：“太宗时，诏郡国设科选试，凡占儒籍者复其家。”
其三，蠲其赋役。《元史·选举志·科目》云：“其中选者，復其赋役。”《新元史·太宗本纪》云：“中选者，蠲其赋役。”有产业的土人，通过考试，就可以免交赋税，也可以不服徭役。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左丞张忠宣公事略》引《先茔碑》云：“戊戌岁，会朝廷试天下儒士，公试大名中选，得免本户徭役。”
其四，入仕为官。《元史》中《选举志》与《太宗本纪》载：“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这是最高等次的待遇，也并不是每个通过考试的士人全都享受得到的待遇。只是象杨奂一样的“名士”，得到当朝贵官的推荐，才能“除本贯议事官”“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走上仕途。杨奂本人，就是得到耶律楚材的亲自推荐，才得以成为“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枢密赵文正公事略》引李谦所撰赵良弼墓碑碑文也载：“戊戌，朝命试诸道进士，公中优选，教授赵州。”
总的来说，元人未灭南宋时的太宗九年的这次科举考试，其不同凡响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与历代科举制一样选用贤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保护了知识分子。这次科举考试，并不能象历代科举取士一样，保证通过考试的士人如愿以偿走上人仕为官、荣华富贵的青云之路，却可以使他们得到政治、经济、人身的保障，尽管这保障十分有限，但对于受奴役、遭迫害，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自拔的知识分子，已经是死而生之、骨而肉之矣。
因此，这次科举考试，“取士四千三十人”，很大程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确定儒人“身份”，以便施行优惠保护政策而进行的大面积的筛选。不可能考得特别规范、严格，正应该是象金太宗时一样，“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金太宗“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而取士，尚且如此，旨在确定儒人身份加以保护的元太宗时期的科举考试，其灵活性程度只可能更大。下层文人“素所习之业”如果是杂剧创作，也不乏作为大面积筛选考试科目的可能。
由此，就可以澄清笼罩在“以曲取士”之上的团团迷雾。杂剧作家虽然“不屑仕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可是他们仍然要创作艺术卓绝的杂剧作品，因为“免为奴”，“復其家”，“蠲其赋役”，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比一官半职更为重要！同时，杂剧作家笔下追求功名富贵的士人也自然与“以曲取士”毫无相干。
另外，姚燮《今乐考证·缘起·元以曲取士》引梁兆壬之语云：“相传元人以词曲取士，而考《选举志》及《典章》皆无之，或另设一门，如今考天文、算学，一律特以备梨园供奉耳。惟试录中一条云：‘军、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医、匠、阴阳、写、算、门、厨、典、雇、未完等户愿试者，以本户籍贯赴试。’僧道应试，已属可笑，尼亦应试，更怪诞矣！”这段话在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四，梁氏是转引胡震亨《读书杂录》之言。梁兆任并没有完全否定“元人以词曲取土”之说，即使在稽考《元史．选举志》和《元典章》之后。但让他们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元代不仅阶层十分低贱者可以赴试，僧道等出家人可以赴试，甚至连出家的尼姑女流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要了解耶律楚材提议以科举试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救因战乱沦入各下等阶层的文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耶律楚材传》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奴隶都可以参加考试，其他阶层人士更不例外。不过，僧道尼姑的考试，又当别论。宋子贞《中书耶律文正王神道碑》曰：“丁酉，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苏天爵《元文类》）很清楚，僧道甚至尼姑要参加的是以熟悉佛经道典为标准的确定“身份”的考试，与儒人确定“身份”的科举考试，在这里被列为同类同等。《新元史·耶律楚材传》亦言：太宗九年“又请汰三教冒滥者。僧道中选，给牒住寺观，儒中选，则复其家。楚材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楚材事略》也转引了宋子贞文中的这一段话。这都可以说明儒人的所谓科举考试与僧道考试相类，主要是一种旨在确定身份的资格考试。
在这初步筛选的基础上，一定还进行过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考试，以取士入仕。《元史·杨奂传》、元好问所撰杨奂墓碑碑文、李谦所撰赵良弼墓碑碑文不都很明白地说：太宗十年戊戌，“试诸道进士”吗？这正应该是以九年丁酉“试诸路儒士”作为基础进行的高一级考试。
因此，推论是：元太宗九年丁酉“试诸路儒士”可能“以曲取士”，录取四千三十人，他们享受到不同等级的优待政策；而《元史·选举志》所载：“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则可能是元太宗十年戊戌“试诸道进士”的考试科目，所录取者人数较少，但大都入仕为官。
元太宗九年大规模的科举试士之后，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元史·选举志》），正式的科举制就此停顿长达八十余年。但是，那种确定儒人身份的“资格考试”，应该一直在继续，直到元世祖时亦然。《元史·叶李传》载：叶李奏“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世祖）可其奏矣。”《元史·崔彧传》云：成宗时，崔彧“与御史大夫秃赤奏：‘世祖圣训，凡在籍儒人，皆复其家。今岁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学，宜遵先制，俾廉访司常加勉励。’成宗深然之。”“儒户”的存在，意味着必有确定“儒户”的标准。即使“儒户”是世袭相沿，也必有查考“儒人”的方法。因此，类似后世秀才“岁考”一般的考试，必不可少，“元以曲取士”或者一直存在于此类考试中，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 艺术百家/《艺术百家》编辑部·—双月刊·—ISSN-1003-9104·－2004-4，总第78期，P38-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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