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应当承认（珠穆朗玛峰）有着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险峻的绝壁，而所有关于雪坡的传说都是一个神话……亲爱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事业，我无法形容它对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前景，还有它的美丽。 n 乔治·利·马洛里 摘自《给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带．生存的意义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当我们在5月10日从4号营地出发时，每位顾客都带了两瓶6.6磅重的氧气瓶。我们准备在南峰顶夏尔巴人为我们准备的贮藏所里领得第三瓶氧气。以保守的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计算，每一瓶氧气可维持5至6个小时，也就是在4点至5点之间，每个人的氧气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根据每个人适应气候和生理构造的不同情况，我们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动--但行动不会很自如，而且时间不能很长。我们在短时间内易受到HAPE、HACE、体温降低、判断力下降和冻疮的袭击。死亡的可能性骤增。 曾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霍尔像任何人一样明白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在认识到一些顾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况下，霍尔试图依靠固定绳索来保护和加速我们和费希尔的队伍在这段最艰难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没有探险队到达峰顶的事实使霍尔深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没有固定绳索。 瑞典的独行者戈兰·克罗普虽在5月3日到达离峰顶垂直距离为350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没有固定任何绳索。那位到达了更高处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绳索，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在南山口以上1，400英尺的范围内用尽了所有绳索，特别是在较平缓的山坡上浪费了大量的绳索。因此在我们向峰顶进发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锯齿状的东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残留着以往探险队留下的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绳索。 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离开大本营前，霍尔和费希尔召集两队的向导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两名夏尔巴人--包括攀登领队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90分钟离开4号营地。这将使夏尔巴人有足够的时间在顾客到达之前在大多数暴露的地段装上固定绳索。 "罗布明确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贝德曼回忆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瓶颈地段浪费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没有任何夏尔巴人在5月 9日夜晚先于我们离开南山口。也许是因为直到晚上7时 30分才停息的暴风雪使得他们没能如期出发。在攀登结束以后，江布坚持说霍尔和费希尔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顾客到达之前固定绳索的计划，因为他们得到了夏尔巴人已在高至南峰顶的地方完成了这一任务的错误信息。 如果江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3名幸存的向导贝德曼、格鲁姆和布克瑞夫对更改计划一无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绳索的计划被有意识地改变了，那么江布和汪多吉为什么从4号营地出发时要携带着300英尺长的绳索走在各自队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样，在27，400英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安装固定绳索。当我和汪多吉在凌晨5时30分首先到达平台时，我们比霍尔的其他队员领先了1个小时。当时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始固定绳索，但罗布明确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时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用短绳系着皮特曼，没有人能与汪多吉合作。 当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时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来格外忧郁。我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交谈。他的坏情绪可能是由于两周来一直在折磨他的脓肿的牙齿引起的，亦或是在为他4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营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时，他和其他夏尔巴人用狂饮米和稷制成的浓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顶峰冲击。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显得尤为躁动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魂。笃信神灵的年轻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对这一预兆泰然处之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气。他认为江布是个爱炫耀的家伙。霍尔在1995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险队里同时雇佣了他们俩人。然而这两名夏尔巴人合作得并不愉快。 那一年，当霍尔的队伍在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时，他们发现一片厚重且松软的积雪覆盖了峰脊的最后一段路途。霍尔派了一名叫作盖伊·科特的新西兰向导跟随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继续攀登的可行性。当时作为攀登领队的汪多吉将此视作一种耻辱。稍后，当江布攀登到希拉里台阶时，霍尔决定放弃攀登峰顶并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无视指令，脱离了科特，继续独自攀登至峰顶。霍尔对江布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今天为两支不同的队伍效力，汪多吉还是要在登峰之日与江布合作--而这一次江布又表现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尽职尽责地工作了6个星期。现在，他显然已经厌倦了再做份外之事，闷闷不乐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着江布而将绳索扔在了一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从平台向上移动90分钟后到达海拔28，000英尺处，我遇到了第一个瓶颈地段。在这里，来自各个攀登队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绳索才可安全越过的石阶挡住了去路。顾客们在岩石的基部乱糟糟地挤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踪"了的江布奋力地将绳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尔的队员南比险些引发一场事故。作为东京联邦特快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没有沉沦于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和、谦恭的老套路。她曾笑着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揽了做饭、洗衣的家务活。她攀登珠峰的壮举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小小的轰动。在以前的登山过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缓慢而不坚定的登山者，但由于今天的目标是对准了峰顶，她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充沛精力。"从我们一到达南山口，"与她合住一间帐篷的约翰·塔斯基说，"南比一心想着攀登峰顶，她甚至有些神志恍地。'自离开南山口后，她非常努力地向队伍前列挤去。 现在，当贝德曼刚刚在顾客上方暂时将绳索系住，过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向导还未将他那一端的绳索系牢之前就将攀登器夹在了上面。正当她准备将全部体重加于绳索之上时--这一举动将把贝德曼翻下山去--麦克·格鲁姆适时地制止了她，并委婉地对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评。 随每一位登山者的到来，绳索上的交通阻塞越来越严重。在早晨即将过去的时候，霍尔的顾客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尔挤在登山者的后面，他们开始对迟缓的进程感到焦虑。紧挨在他们前面的是移动得非常缓慢的台湾队。"他们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紧挨着，"哈钦森说，"就像被切开的面包片，一个挨着一个。这意味着很难超过他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等着他们沿绳索爬上去。 在进军峰顶前，霍尔曾在4号营地考虑过两个可行的返回时间，下午1时或者2时。然而，他从未明确宣布应当遵守哪一个时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为霍尔一再强调制定并遵守时间期限的重要性。我们出发之时只是模糊地认为霍尔会在冲击峰顶那天考虑了天气和其它因素后再做最后决定，并由他亲自负责保证每个人在预定时间返回。 直到5月10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霍尔仍没有宣布返回时间。保守的哈钦森便开始按他所预想的下午1时行事。在大约11点钟时，霍尔告诉哈钦森和塔斯基距顶峰还有3小时的路，然后就奋力地超过台湾人向前冲去。"看起来我们在预定的1点钟之前到达山顶不太可能了。"哈钦森说。紧接着的是一段简短的讨论。卡西希克起初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塔斯基和哈钦森极力地劝说他。在11时30分的时候，三个男人转身向下走去。霍尔派了夏尔巴人送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名顾客及已在几小时前返回的福兰克 ·菲施贝克来说都是艰难的。攀登对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们不会轻易偏离目标。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塔斯基、哈钦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贝克每人支付了70，000美元并忍受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痛苦才获得这次攀登峰顶的机会。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于失败，或是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约翰、斯徒尔特和洛返回处的巨大岩石台阶也就是固定绳索结束的地方。从此处开始，路线沿冰雪覆盖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顶都呈现出陡峭的角度。当我于11时到达南峰顶时，那里形成了又一个更糟糕的瓶颈地段。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阶的切口，再稍上一点就是山顶了。出于对景色的惊叹和长途跋涉的疲惫，我变得沉默不语了。我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坐下和向导安迪·哈里斯、尼尔·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尔巴人在冻结着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绳索。 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样没有使用氧气。虽然这位俄罗斯人曾两次不戴氧气登临山顶，江布曾3次登上山顶，但令我吃惊的是费希尔竟同意他们在作为向导攀登峰顶时不使用氧气，因为这样做对他的顾客们来说是很不稳妥的。我还吃惊地发现布克瑞夫居然没有带背包。习惯上，向导的背包里应该装有绳索、急救用品、裂缝救助装备。额外的衣服和其它一些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顾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见到的第一个无视这些传统的向导。 事后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离开4号营地时曾带了背包和氧气瓶；他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气，但他还是带了一只氧气瓶以备在"体力不支"和峰顶上使用。然而在到达平台的时候，他扔掉了背包，并让贝德曼替他背着氧气瓶、氧气罩和调节器。因为布克瑞夫没有使用氧气，他决定将负重减至最轻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以时速20节行进的微风掠过山脊，将一缕积雪向远方吹送过去，头顶的天空仍是湛蓝一片。当穿着羽绒服在海拔28，700英尺的太阳下闲逛并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盯视着世界屋脊之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没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尔队伍里的另一名夏尔巴人诺布正与我们坐在一起呷着茶而丝毫没有继续上行的意思。在大约 11时40分的时候，贝德曼终于开口问道："晦，汪多吉，你是继续固定绳索，还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在那里分担工作。 贝德曼对南峰顶聚集起来的人群渐感担忧。他建议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这3名向导亲自动手安装绳索。听到这些，我很快提出帮助他们。贝德曼从他的背包里掏出 150英尺长的一盘绳索，我从汪多吉那里抓住另一盘绳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峰脊上穿针引线了。到完成为止，又一个小时已悄悄溜走。氧气瓶并不能使峰顶感觉起来如同海平面。当我在南峰顶攀登时，我的调节器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输送氧气，但每当我跨越完一级台阶，我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气。然后我再迈开一步，接着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气--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因为我们的氧气装备提供的是一种压缩气体和周围空气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29，000 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气瓶的感觉与在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气瓶相似。但氧气瓶还具有许多难以被量化的优越性。 当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并大口大口地向疲惫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静。橡皮面罩外的世界虽历历在目，但并不真实，仿佛一部慢镜头的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闪动。我感到被麻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将用生命偿付每一次蹒跚的步履。 在南峰顶上攀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希拉里石阶的脚下。作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险关之一，这里几乎垂直的40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让人看起来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严肃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样，我非常想抓住绳子的"最前端"做领路人。但很显然，布克瑞夫、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维混饨使我认为他们会同意一名顾客找当这令人垂涎的领队任务。 最终，我们当中惟-一名曾攀登过珠峰的高级向导布克瑞夫获此殊荣。依靠贝德曼的帮助，布克瑞夭成功地征服了险关。由于进程缓慢，当他吃力地爬向石阶的顶部时，我紧张地注意到了时间并担心我是否会用光氧气。我的第一瓶氧气于早晨7点钟在平台上消耗殆尽，大约维持了7 个小时。以此为标准，我在南峰顶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气将在下午2点钟用光。当时我愚蠢地认为我将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峰顶并返回南峰顶拿到第三瓶氧气。但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我开始焦虑起来。 在石阶的顶部，我向贝德曼诉说了我的焦虑，并询问他我是否可以暂停帮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后一盘绳索而直奔峰顶。"去吧，"他友好地说，"我来负责绳子的事。" 当我缓步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我有一种沉于水下的感觉，生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和一根残损的铝制勘察杆站在了一层薄薄的呈楔面状的积雪上。没有更高的去处了。一串佛教的祈祷旗帜在风中猛烈地摇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山的另一侧是我从未见到的景观，干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无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线铺展开去。 登临珠峰峰顶本应激起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在与种种困难抗争之后，我终于实现了从孩提时代就立下的目标，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冲动都会因为对摆在面前的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的忧虑而熄灭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