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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我最终要对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探险做出成熟的评价 …… 一方面，阿蒙森向那里径直走去，率先到达，并且未损一人地返回，也未给自己和队员增加更大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探险队冒着巨大的危险，付出了超人的忍耐，获取了不朽的名誉，被人们在庄严的布道和纪念碑上歌颂，然而，在到达南极后却发现我们可怕的旅程其实是多此一举，而我们最出色的队员却倒在了冰雪之上。无视这样的对比是可笑的：去写一部不将此称为浪费时间的书。 —— 阿普斯利·彻里一加勒德 摘自《世上最糟的旅程》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库巴冰布脚下，我走下最后一段斜坡，看见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正在冰川的边上等着我。盖伊递给我一瓶啤酒，卡罗琳与我拥抱。接下来我双手捧着脸坐在冰上，眼泪顺着面颊飞快地流淌下来。我嚎陶大哭起来，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现在安全了。前几天压人欲摧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我为失去同伴而哭泣，为活着而激动地哭泣。我哭泣，因为我为我的幸免于难和其他队友的梦断珠峰而感到伤心。 星期二下午，尼尔·贝德曼在"疯狂山峰"的营地主持了悼念仪式。洛桑江布的父亲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点燃了刺相的香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念诵着经文。尼尔简短陈辞，盖伊也讲了话，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费希尔。我也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些道格·汉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宁为鼓舞士气，号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回忆。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散去时，葬礼的阴郁气氛仍笼罩在大本营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来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麦克 ·格鲁姆。他们两个人都被冻坏了双脚，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护。身为医生的约翰·塔斯基也将一同随行，以便路上给夏洛特和麦克一些照顾。在将近中午时分，海伦·威尔顿和盖伊·科特留下来监督拆毁"探险咨询公司"大本营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尔特·哈钦森、福兰克·菲施贝克和卡罗琳离开大本营，启程回家。 5月10日星期四，我们被直升飞机从菲舍送到纳姆城。当我们穿过脏乱的飞机跑道，准备等下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时，3个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尔特和卡罗琳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曾两度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为另外两人做向导和翻译的，并介绍说那两人分别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候，南比的遇难早已成为全日本的头条新闻。事实上，在5月12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后不到24小时 --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大本营中，两个头戴氧气罩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他们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一位名叫斯科特·达尔斯尼的美国登山者--询问关于南比的消息。而4天后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闻为生的文字和电视记者正在加德满都恭候着我们。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挤上一架大型米格直升飞机。飞机穿过云层的空隙向远方飞去。l小时后，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我们走出舱门，陷入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的包围之中。身为记者，我发现充当另一种角色令我获益非浅。拥挤的记者大多是日本人。他们希望得到对这场灾难的真实描述--一个充满恶人与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场面尚未转化成语言的利刃。站在飞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盘问了30分钟后，我被美国驻尼泊尔使馆的领事救了出来。他送我住进加拉都饭店。 更令人头痛的采访接题而来。先是一些记者，接着是旅游部满带怒容的官员们。星期五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走着，试图从越来越强的压抑感中寻求解脱。我递给一个很瘦的尼泊尔男孩一把卢比，换回一个印着咆哮的老虎的小纸包。回到旅馆后，我把纸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烟纸上。浅绿色的小烟叶粘着树脂，散发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我卷上一支含大麻的烟，抽得一干二净，又卷了一支更粗的烟，刚吸到一半，就感觉房间开始旋转起来，我于是捻灭了剩余的部分。 我光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听见夜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子飘了进来：清脆的铃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气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女人的欢笑声以及附近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我痛苦地躺着，一动也不想动。我闭上眼睛，任凭潮湿的热气如香脂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融入了床垫中。这个过程如刻制纸风车般复杂。在霓虹的艳影里，长着大鼻子的卡通人物从我的眼皮下溜了过去。 我把头转向一侧，耳朵碰到一小块湿乎乎的东西。我意识到，眼泪已从面颊上流淌下来，浸湿了床单。我感到从身体的深处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断的、迅速膨胀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它们在鼻子和嘴里进发出来。一声抽噎接着一声抽噎，然后就接连不断了。 5月19日，我带着两件道格·汉森的野营装备飞回到美国，准备把它们归还给爱他的人们。我在西雅图机场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杰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对他们的眼泪，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呼吸着带着潮水气息的海风，我惊讶地发现西雅图的春天竟如此丰腴。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湿、苔藓般的迷人魁力之中，我和琳达开始慢慢地、试探性地重新熟悉对方。在尼泊尔瘦下的25磅肉迅速地长了回来。家庭中通常会有的快乐--和妻子共进早餐、目送太阳西下、在半夜爬起来光脚走进温暖的浴室--给我带来近乎发狂的快乐。但这些时刻常常与珠穆朗玛峰投下的阴影混杂在一起，而那阴影仿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有所消退。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内疚感，我推迟了与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奥那、罗布·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德的会面。因为推迟的时间太久，她们终于从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当电话打来时，我竟无力讲出能平息菲奥那愤怒和困惑的词语。在我和简的电话交谈中，她安慰我的时间要多于我安慰她的时间。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运动。我相信，风险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危险，登山就无法同其它 100多种娱乐活动区分开来。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视它禁闭的边界令人情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在拜访喜玛拉雅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更有甚者，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死一直是个信手拈来的假设、一个在抽象思维里徘徊的概念。这种纯真的权利被剥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当它终于到来时，它的冲击被过多的死亡人数而加大了： 全部加起来，珠穆朗玛峰在1996年春天共夺走了2O 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是自75年前人们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来最惨重的季度死亡数。 在霍尔登山队的6名登上珠峰的队员中，除了我和麦克·格鲁姆安全下山外，另外4位曾与我一起欢笑、呕吐并且有过长时间亲密交谈的队友失去了生命。我的行动、或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而且，当南比躺在南山口垂死之际，我却在距她只有350码之遥的地方躺在帐篷里，无视她的苦苦挣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留在我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并不是那种经过几个月的悲伤和充满内疚的自责就可以被冲洗干净的。 后来，我把耿耿于怀的忧虑讲给克利夭·舍恩宁，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克利夫说他同样对这么多人的死感到难过，但和我不一样，他没有"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说：“那天晚上，我在南山口用尽一切办法自救和救助和我在一起的人们。等我终于安全回到帐篷里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被冻坏了一只角膜，眼睛完全失明。当时我发着低烧，神志模糊，身体失控地抖动着。失去南比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我让自己平静地面对，因为我知道，当时我已没法救她。你不该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场可怕的风暴。在你当时所处的条件下，你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也许什么也不能，我表示同意。但与舍恩宁相比，我仍是犹豫不决的。我永远也不会有他说话时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泰然神情。 在许多不合格的登山者峰拥至珠穆朗玛峰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没人能想到罗布·霍尔率领的登山队会成为悲剧的中心。霍尔经营着最严谨也是最安全的探险登山活动，这一点几乎无人可比。他做事富有条理。他制订了详尽的制度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向死难者的亲人以及苛刻的公众解释呢？ 可能有傲慢的因素吧。霍尔能如此熟练地使各种能力的登山者在珠峰上上下下，也许他有些翘尾巴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说，他可以帮助任何身体健康的人登上珠峰；他创造的纪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他也曾显示出驾驭危境的非凡能力。 例如在1995年，霍尔和他的向导们不仅要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应付汉森出现的问题，还要帮助另一位完全垮掉的名叫尚泰尔·莫度的队员。此人是法国著名登山家。他当时正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第7次冲击顶峰。莫度在海拔 28，700英尺的地方被冻僵了。他被其他队员连拉带抬地从南峰顶搬到了南山口。当所有人从南峰顶安全撤离后，霍尔可能会认为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在1996年之前，霍尔在天气方面有着出奇好的运气，而这也许使他后来的判断发生了扭曲。"一个季节接着一个，"曾有着多于12次喜马拉雅之旅并3次登上珠峰顶经历的大卫·布里歇尔斯证实道："罗布在冲击顶峰时总是赶上极佳的天气。他从来没有在高山上遇到过风暴。"事实上，5月10日那场风暴虽然猛烈，但也并非十分特别，只是一场很典型的珠穆朗玛峰狂风。如果它晚两小时出现，很可能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反过来，如果它仅提前半个小时，这场风暴会轻而易举地杀死18或20名登山者--包括我在内。 当然，时间和天气一样，与这场灾难有着诸多关联。对时间要求的忽视并不能因对自然灾难的声讨而被视而不见。固定绳索上的滞停是可以被预见并可以被有效防止的。预定的返回时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了。 对返回时间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费希尔和霍尔之间的竞争的影响。费希尔在1996年之前从未向导过攀登珠峰的活动。从商业立场来看，他承受着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压力。他受到强烈的驱使，要把他的队员送上峰顶，尤其是像桑迪·希尔·皮特曼这样的名人队员。 同样，霍尔因为在1995年没有把任何人送至顶峰，所以如果他1996年再次失败，他的生意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当费希尔取得成功的话。斯科特具有很强的人格扭力，这种扭力又被詹尼·布罗米特有力地加以推销。费希尔非常努力地要吃到霍尔的午餐，这点罗布也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的队员正向顶峰推进时而让自己的队员返回的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霍尔的决断由此而被蒙上了阴云。 此外，还有一点再强调也不过分的理由是，霍尔、费希尔，以及我们其他人都是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在思考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海拔29，000英尺的地方不可能有十分清醒的意识。 事后的聪明总是容易产生。批评家们受到死亡数字的震惊而立即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和秩序以确保此类灾难不再发生。比如，一项建议主张将一对一的向导与队员的比例作为攀登珠峰的要求；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向导，并且始终用绳子与向导结在一起。 也许减少死亡人数最容易的办法是，除紧急救护外，禁止使用瓶装氧气。虽然少数无视危险的攀登者可能会在无氧登顶中葬送性命，但大多数不胜任的登山者将在到达足以使他们陷于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而因体力的匮乏被迫返回。此外，禁止使用氧气瓶的做法肯定会相应地减少垃圾和阻塞现象，因为如果知道不能使用氧气瓶，试图攀登珠峰的人数肯定会明显减少。 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这可能会防止更多死亡的发生。但是，相信通过对1996 年悲剧进行细节剖析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未来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种要求将无数失误编成目录以便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如果你使自己相信罗布·霍尔的死是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错误而你不会重蹈覆辙的话，那么你就极可能在有力的事实已证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时候而去挑战它。 事实上，从许多角度看，1996年具有毁灭性的结局不过是正常情况。尽管珠穆朗玛峰在那个春天创造了12人季节死亡人数的纪录，但这12人只占登上大本营以上地方的398名登山者的百分之三--实际上比历史上的百分之三点三的最高死亡率还略低一点儿。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自1921年到1996年5月间，共144人死亡，而珠峰被攀登过630次，即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去年春季，12人死亡，84人登顶，同历史上这些标准相对照， 1996年事实上在安全系数上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但事实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终归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无论登山者是被人引导的初学者，还是同伙伴们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值得注意的是，珠峰在夺去霍尔和费希尔的生命之前，曾经彻底地摧毁过一大批攀登精英，其中包括彼得·博德曼、乔伊·塔斯克、马蒂·霍伊、杰克·布赖腾巴赫、米克·伯克、米歇尔·帕门特、罗杰·马歇尔、雷·吉尼特以及利·马洛里。 在1996年的向导登山活动中，我清醒地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登山者很少能真正理解所面临危险的严重性-- 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为人类生存提供的狭小空间。怀着珠峰梦想的人们应该牢记，一旦意外发生在死亡地带内，世界上最出色的向导也可能会无力拯救他的顾客的生命。事实上，如 1996年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向导有时也自身难保。我的4位队友的死并非完全由于罗布·霍尔的攀登系统有漏洞--事实上，没有谁的系统比他的更好了--而是因为在珠穆朗玛峰上，这一系统的机能被彻底地摧毁了。 人们在进行反思时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攀登永远不是安全、可预测和受规则约束的事业。这是一项将冒险理想化的运动。从事此项运动的最著名的人物总是那些将脖子伸得最长以逃避危险的人。登山者作为一类人，并不能凭借他们较多的谨慎而被从人群中区分开来。这一点对珠峰攀登者来说尤为确切：当有机会到达地球之巅时，历史表明，人们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丢掉正确的判断力。"最终，"汤姆·霍恩宾在他登上西脊33年后提醒道："珠穆朗玛峰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在下一个季节里被重演。" 要找出表明人们几乎没有从5月10日的一系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证据，你无需远看，只需看一看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珠峰上所发生的一切吧。 5月17日，也就是在霍尔登山队撤出大本营后两天，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一侧，一位名叫莱因哈德·瓦拉西奇的登山者和他的匈牙利队友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从东北山脊爬至海拔27，230英尺的营地，并住进了运气欠佳的拉塔克人遗弃的帐篷。第二天早晨，瓦拉西奇抱怨说觉得不舒服，继而就失去了知觉。当时正好有一位挪威医生在场，他诊断这位奥地利人同时患上了肺、胸水肿。尽管医生实施了吸管和药物治疗，瓦拉西奇还是在半夜时死掉了。 与此同时，在珠峰尼泊尔一侧，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 MAX探险队重新集结，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拍摄计划共投入了550万美元，他们在此巨大激励下继续留在山上以进行攀登顶峰的冲击。拥有布里歇尔斯、埃德·韦斯特斯及伯特·肖尔的这支队伍无疑是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队伍。而且，尽管他们一半的氧气已用来救助急需补氧的救援和登山人员，他们仍然能从离开山脉的登山队那里借得足够的氧气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埃德的妻子保拉·巴顿·韦斯特斯在5月10日那天灾难降临时，正以IMAX大本营总管的身份监听着无线电通话。作为霍尔和费希尔的朋友，她对此感到无法承受。保拉原以为经过这样令人发指的灾难，IMAX队会自动卷帐篷回家去。后来，她听到了布里歇尔斯与另一名登山者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在通话中，这位IMAX登山队的领队不慌不忙地宣布，他的登山队准备先在大本营做短暂休整，然后向顶峰攀登。"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无法相信他们真要上到顶峰去。"保拉担心地说，"当我刚听到无线电通话后，信号就断了。"她非常不安，于是离开大本营，回到村里呆了 5天以恢复体力。星期三，也就是5月22日，IAInX登山队到达南山口，天气极佳。他们在那天晚上向顶峰进发，曾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埃德·韦斯特斯在没有使用氧气的状态下子星期四上午11点到达顶峰；布里歇尔斯于20分钟后到达，紧跟其后的是阿拉斯利·西格拉、罗伯特·肖尔和夏尔巴人诺盖--第一位攀登珠峰的丹增的儿子，也是诺盖家族第9位到达山顶的成员。那一天共有16名登山者到达了山顶，其中包括从斯德哥尔摩骑自行车到达尼泊尔的瑞典人戈兰·克罗普以及第10次登上峰顶的夏尔巴人汪里塔。 韦斯特斯在上山的路上经过了费希尔和霍尔被冻僵的尸体。琼（费希尔的妻子）和简（霍尔的妻子）都曾要求我为他们带回些私人物品。"韦斯特斯局促不安地说道："我知道斯科特的脖子上带着结婚项链。我想把它带给珍妮，但我就是无法强迫自己在他的尸体周围乱挖。我就是没有勇气这样做。"在下山的路上，韦斯特斯坐在费希尔的身边和他呆了几分钟，没有收集任何信物。"斯科特，你还好吗？" 埃德悲伤地向他的朋友招呼道："怎么回事，伙计？" 5月24日星期五下午，当IMAX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2 号营地下山的时候，他们在黄色地带遇到了南非队剩余的几名队员--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德多、布鲁斯·赫罗德和三名夏尔巴人。他们正赶往南山口以完成他们的登临山顶的计划。"布鲁斯看上去很强健。他的脸看起来很精神，"布里歇尔斯回忆道，"他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表示祝贺，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半小时后，我又遇到了瘫软在冰镐上的伊恩和卡西。他们看上去真是精疲力竭了。" "我特意和他们呆了一会儿，"布里歇尔斯继续说，"我知道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我说，请小心，你们清楚月初这里发生了什么。记住，到达山顶是件容易的事；活着回来才是最难的。" 那晚，南非人向山顶进发。奥德多和伍德尔在午夜过后20分钟的时候出发了。跟随他们的是背着氧气瓶的夏尔巴人丹迪和汪多吉（不是霍尔队伍里的夏尔巴人领队汪多吉）以及江布。赫罗德似乎在大队人马出发后几分钟内就出发了，但随攀登的继续，他被甩得越来越远。5月25 日星期六上午9时50分，伍德尔呼叫大本营的无线电话员帕特里克·康罗伊，告之他已和丹迪到达了山顶，奥德多和汪多吉及江布将在15分钟内到达。伍德尔说因为赫罗德没有带无线电，所以不清楚他在下面的什么方位。 我曾在山上几次见到过赫罗德，他友好而健壮。虽然他不具备高山攀登的经验，但他曾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在南极洲的严寒条件下工作了18个月--他无疑是南非队里最出色的登山者。认1988年开始，他开始为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而努力工作。他希望到达珠穆朗玛峰顶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必要的激励。 当伍德尔和奥德多在山顶上时，赫罗德仍在下方很远的东南脊上以危险的慢速度孤军奋战着。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遇上了正往山下走的伍德尔、奥德多和3名夏尔巴人。汪多吉递给赫罗德一部无线电并告诉了他氧气瓶的具体位置。然后，赫罗德继续独自向顶峰攀登。他到下午5 点才到达山顶，比其他队员晚了7个小时。当时，伍德尔和奥德多已返回他们在南山口的帐篷。 碰巧的是，当赫罗德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报告说他已经到达山顶时，他的女朋友苏·汤普森正好在她伦敦的家中通过卫星电话与大本营的康罗伊通话。"当帕特里克告诉我布鲁斯正在山顶时，"汤普森回忆道，"我说：'他妈的他不应该这么晚还在山顶--已经5点1刻了！我不希望这样。" 稍后，康罗伊为在山顶的赫罗德接通了汤普森的电话。 "布鲁斯听起来还是神志清醒的，"她说，"他知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听上去他的声音在那个高度还算正常。他是将氧气罩拿下来说话的。他甚至没有气喘吁吁。" 然而赫罗德从南山口攀登到山顶用了17个小时。虽然当时风力不大，但乌云吞没了山顶，而黑暗又迅速降临了。独自呆在世界之巅，他一定非常疲惫，而且氧气也已用完或几乎用完了。"他那么晚独自呆在那里简直是疯了，" 他的前队友安迪·德·克勒克说，"实在令人费解。" 5月9日夜晚至5月12日，赫罗德一直呆在南山口。他曾感受到暴风雪的猛烈，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呼救，看到了由于严重的冻疮而变得一瘸一拐的韦瑟斯。在5月25日的上山路上，赫罗德经过了费希尔的尸体。几小时后，他又在南峰顶跨过了罗布·霍尔已僵硬的双腿。 显然，尸体没有给赫罗德留下太多的印象。他不顾缓慢的步伐和渐晚的时间继续向山顶走去。 自赫罗德在5时15分从峰顶呼叫之后就再没有从他那里传来无线电信号。"我们开着无线电通话设备，坐在4 号营地等待他的消息，"奥德多在刊登在约翰内斯堡的《柳报》专访中解释说，"我们太疲劳了，最后睡着了。当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醒来时，他仍没有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我意识到我们已失去了他。" 布鲁斯·赫罗德现被认为已死亡。他是在这一季节中逝去的第12条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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