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主要著作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绝版恭亲王》等，在华人文化圈中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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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最大成果是和解与宽容
凤凰网读书：您在2010年所读的书里，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有哪些？请简要谈谈读后感。
雪珥：我最喜欢的书，可能对大多数朋友来说，是很枯燥的。因为要撰写辛亥革命的专栏及书，我花了很多精力阅读相关史料。这本由戴执礼先生花四十年心血收集整理、台湾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彙纂》我足足精读了5遍。这本书共收文件约一千九百一十余件，约205万字，其中录自原稿、传单、布告、稿本、孤本者约四百零数件，录自稀有资料者约三百四十余件，共约七百五十余件。从史料价值来看，十分珍贵。美中不足的是，这本史料的编辑上，带了很多的“红补丁”，按照革命史观进行了剪辑和分类，极大地影响了史料汇集本该有的客观和中立。建国后出版的史料荟萃，基本上都有这个不足，很多时候，也只好另找“原著”来看全文，把史料荟萃当作索引。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而四川保路运动恰恰是辛亥革命的先声。其实，从国民党时代开始，保路运动就已经被神化，俨然成了一场正义对抗邪恶、光明对抗黑暗的泾渭分明的“圣战”。但是，即使在编辑者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结构和标题下，史料本身传递的，却未必就是“红与黑”的脸谱。只有撇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框框，才能看到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背后，各种利益的冲突、博弈。其实，我研究中国改革史，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这世界本无天使、亦无魔鬼，你我他皆是凡人，历史细节的背后其实都是利益的博弈，口号标语旗帜等，只是投枪和匕首、工具和武器而已，大多数是当不得真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很少，仅有的也在现实的、市侩般的、极其严酷的利益争斗中，被同化或者被淘汰了（你可以称之为“逆向淘汰”）。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并在自己的新书《1911：晚清政改失败百年祭》中，提出了只有“避运”（避免运动）才能保住国运，这就是我从这些琐碎而细微的史料中受到的启发。
凤凰网读书：您今年读过的书里，有没有看完后觉得是浪费时间的？
雪珥：呵呵，当然有了。现在不少出版社也在给我赠书，非常遗憾，一半左右都是浪费时间。换位思考，我就会更加小心地把握好自己的文字，别写出书来浪费他人的时间。
日本人看中国问题比我们自己还清楚
凤凰网读书：迄今为止，对您最有影响的书是什么？为什么？
雪珥：被震撼和被感动的书很多，非要选个“最”出来，可能就该是日本黑龙会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那里头记录的一些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间谍，在中国跋山涉水、不畏艰险，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却也令人感动，更令我常常感慨：为什么这是“他们的”英雄，而不是“我们的”英雄呢？为什么他们看中国的问题，比我们自己看得还更清楚呢？我们在“口水抗日”之外，是否该首先向日本人学点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靖国神社”都没有呢？我把这些日本间谍和我的感触，都写进了《绝版甲午》一书，很多读者也被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