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需破除保增长的自我强化机制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可以轻视通货膨胀。即使不考虑新增加的涨价因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上半年甚至前三季度都会维持高位，全年平均很可能超过5%。如果再增加一些新的涨价因素，通胀会更严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冬季低温、洪水等极端天气导致全球性的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个别城市开始清理地下出租屋、控制流动人口规模，这势必提高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并且通过最低阶层的工资上涨传递到城市服务和商品的价格。   抑制通胀的最大障碍是“保增长”。从决策的角度来说，决定动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外部平衡）。由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在短期难以改变，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仿佛是“鱼与熊掌”。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用多大的力气抑制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容忍多么低的经济增长。   就决策而言，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而非终极目标。例如，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是为了保民生，保民生是为了保稳定。在这个传导路径上，稳定才是终极目标，其它都是中间目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两年的一些项目值得商榷，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为国人提供太多就业机会，却对国内外资本品产生了巨大需求，让一些周边地区和国家获得巨大好处，比如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7%，刷新该国维持了40年的历史记录13.8%。   实现了保增长，保增长与保就业还待进一步对接，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决定的技术路线选择。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动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路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线。以修路为例，“1000把铲子就可以替代一台大型筑路设备”。然而，参与筑路的设计院、承包商、监理方和交通厅，大概都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筑路技术，压根不会采用“人海战术”。   既然保增长与保就业还需要再对接，那就应该寻求其他的政策传导路径来实现保稳定（或者保民生）的终极目标。例如用财政资金增加国民福利，或者按人头分配购物券。如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样，这些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   然而，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有一个差别：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是减少财政收入，都不图未来的回报；中国的经济刺激项目大多从银行大量贷款，因此财政刺激的力度放大了很多倍，因此不得不追求每一个项目的回报。令人担忧的是：不少项目获得足够回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一旦经济减速，就可能会有大量项目“烂尾”。这样，保增长在一些地方不得不“自我强化”：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当前经济体制的保增长存在自我强化倾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及时转型。新进入市场的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都不会豪赌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保增长的动力就越小。然而对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来说，经济减速是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选项上押上更大的赌注，只能让他们赢的时候赢得更多，却不会让他们输的时候输得更惨，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把经济刺激计划逐级放大：某西部省份计划5年投资5万亿元，还有多个在建的金融中心均计划投资数千亿元。但是别忘了，不收手的“豪赌”一定会以“豪输”收场。

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须做到三个选择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11-02 05:56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是什么？改革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政府职能转变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如何推进？10月30日在海口举行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表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须经历三个选择。 　　一、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选择 　　迟福林说，与过去30年相比，今天面对外部市场和国内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改革导向需要从偏重提高经济总量向着力扩大内需战略转变。为此，“十二五”的改革攻坚，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第一，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迟福林认为，同以往相比，当前全社会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明显超出生存型消费支出。人的自身发展引发的发展型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近些年的实践看，在人的自身发展得不到有效解决、发展型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继续把改革政策的重点放在刺激物质产品供给上，不仅容易造成生产过剩危机，还有可能引发某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发展型阶段特征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只有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尽快释放发展型消费需求，才能扩大社会的总需求，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活力和动力。“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就是要围绕人的自身发展进行体制创新，由此释放13亿人的发展型需求，促进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释放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追求。这些年，我国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率走低，主要矛盾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严重制约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关键在于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转向国民收入。 　　“第三、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在谈到到底是国富优先好还是民富优先好时，迟福林表示国富、民富都十分重要。“但问题在于，长期追求国富优先的增长，会使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而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使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能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能有效提高消费率，从而明显提升国家实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新阶段‘民富优先’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大目标，使13亿人的发展型需求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巨大推动力。” 　　二、以收入分配体制为关键的改革选择 　　在谈到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未来五年关于收入体制改革问题时，迟福林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牵动发展方式转变全局。 　　“这不仅在于它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他说，首先，实现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满足多数人基本发展型需求；实现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分配体制改革“分好蛋糕”和“共享蛋糕”，为进一步“做大蛋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建立“藏富于民”的基础制度。 　　第二，要以收入分配改革带动财税体制改革。迟福林告诉记者，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完善财政收入体制，在将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润、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非预算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初次分配中降低政府生产税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再分配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重要的财政基础。 　　第三，以民富优先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改革，是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深刻变革。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为此，建议在“十二五”头一两年，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为“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攻坚起好步、开好头。 　　三、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选择“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在谈到如何实现未来五年规划时，迟福林认为，要真正实现“十二五”规划，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说，以GDP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增长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有内在的联系。GDP增长主义带来了政府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相关机制与政策。改变GDP为主要目标的增长方式，不能不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从实践看，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作用，还是强化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已经成为现实经济生活必须做出的抉择。大量事实说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成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投资消费失衡，以及权力干预经济的体制根源。“可以说，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在于政府转型。” 　　其二，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迟福林认为，“十一五”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把主要目标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进展。“十二五”要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目标，以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为重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例如: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选拔制度；要按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整体设计和推进公益机构改革；要与财税体制改革联动，逐步使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分工法定化。 　　最后，在完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同时，改变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十一五”规划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这几年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总体上没有大的突破，根源在于政府自身利益的束缚。由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综合性因素，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开始形成并具普遍性。由此，不仅使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重重，也使结构性改革难以有效推进。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 　　图: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　迟福林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过体制改革关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11-02 05:56

赵珩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执政党对今后五年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的郑重主张。回想起来，从“九五”时期开始，历经“十五”、“十一五”时期，每次的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把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作为五年工作的主线或重中之重。但十五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依然任重道远，以至于面对新的五年，中央不得不再次重申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大概是中央高层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九五’期间，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加上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完成得很不理想，表现在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人才资源不足，人口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五”计划的建议认为，完成“十五”计划，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并强调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但从“十五”计划实施的中期评估和末期评估来看，许多速度型的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了，而效益型指标以及社会事业进步的许多任务完成得并不理想，经济社会发展从总体上并没有摆脱粗放型增长，以至于“十五”时期尚未完全结束，许多有识之士便痛切地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严重滞后，迫切要求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2004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就制定“十一五”规划向中央的建言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开放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粗放的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那种认为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资源消耗高峰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路的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在提高增长效率方面大有潜力，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才是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十一五”时期，必须痛下决心补上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这一课。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点任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国际贸易顺差偏大、消费率偏低的格局不可持续。比如，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还比如，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大量低水平产业粗放生产，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这些问题深刻表明，经过十多年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十分缓慢和艰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这么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一直难以摆脱“大起大落大调整”的被动局面。尽管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缺乏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以至于每当经济提高增长速度，不要多久时间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资源瓶颈收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的问题，为此，不得不放慢速度，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周期性的波动，不但造成了短期的经济困难，还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究其原因，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还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完全解决。 　　其实，多年来的实践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论证反复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难；经济结构调整难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难。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能根本改变的体制根源，在于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经济生活的不少领域，计划体制的力量仍很强大，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在宏观调控中，有时计划体制还得到固化和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政府拥有过多的支配和配置资源的权力，往往使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不是主要从经济效益去考虑，而是把对“政绩”的影响放在首要地位。另外，由于政府有制定优先发展产业规划和各种审批的权力，企业就会有通过游说和贿赂，而不是通过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来增加盈利的行为动机。因此，体制因素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五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经济运行各环节的配置效率，清除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保证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教育发展，加快信息产业发展，使我国经济真正步入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