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君康书法:明 李东阳《城塘书屋》诗一首安君康书画作品选 2010-08-02 10:56:19 阅读4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明 李东阳《城塘书屋》诗一首 安君康 书 读 解 “ 书 屋 ” 晓 华 ／ 汪 政 一九八六年《读书》杂志的封二，曾经开设过“书房一角”的栏目，专门选登我国当代一些著名学者书房的摄影照片，至今还印象颇深。记忆中，巴金先生的书橱不高，一字儿排开，显得特别的平和、安详；陈原先生的书柜是顶天立地的，气派得很，尽管有限的摄影角度不能将其尽括于内，但仍能让人想象得出坐拥书城的丰赡与快适；萧乾先生的书房给我感触最深的是那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稿纸，抽屉似乎是半开着的，好像显得主人总是忙忙碌碌而又不拘小节；姜德明先生的书房恰恰与其相反，严谨、整洁，不漏过一个细节。还有许国璋先生书房的质朴、黄佐临先生书房的雅致……真是让人不胜向往。 照片不知看过多少遍，除了对先生们的景仰羡慕之外，更多的是梦想也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屋。随着时间的流逝，书渐渐多起来，这个梦想竟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现实。现在回想起来，最初的书屋是间十四平米的房子，从中间隔成两半，南边临窗，一张书桌，四张书橱，构成一块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面能走动的不足两平米。这自然不成模样，但自己还是强烈地感受到那次也许是无意或心血来潮时将那间小屋分隔后的异样来，由此，原先杂乱混一的空间被分割了，当然，空间的分割是表面的，实际上被分割的是自己的生活，因此，书屋虽小，但它获得了独立，得到了强调。 没有书便想有书，有了书便想有自己的书屋，有了书屋后又总是绞尽脑汁想给它起一个恨不得“无一字无来处”的书斋名，这好像已成了读书人的惯例和通病。宋末的许蓒因书屋的四周遍植梅花，故称其为“梅屋”，陆游的“书巢”也是因为室内之书“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乱书围之，如积槁枝”而得名，对此，陆游甚为得意，“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有些书斋名因为起得恰当、别致，道出了读书人的心态，因而版权难以自保，不免被广为传播和“盗用”，比如后世藏书家、读书人常用的“四当”之名，便是缘于尤袤对其书斋名“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这不无自矜自炫的自述。我们自然也不能免俗，虽不便攀附前贤硕儒，也给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屋取了个名儿——“二人转书屋”，其后为文，便常将其署志于后，有朋友认为这个名儿有点怪怪的，其实它是很写实的，而且记得当时也是有一番讲究的，只是道来不免琐屑，不说也罢。 在幽暗而逼窄的小书屋里读书，时常会遥想古时文人的读书之所。“君子之所乐，其乐且何如?结庐在丘壑，委怀在诗书”。这是元代吕诚一首诗的开头四句，背依青山，端坐明堂，一卷在手，直读到夕阳西下，何乐而不为?诗再往下读，便是“舍前有修竹，舍后有芙蕖”,“倦来聊掩卷，步出临前除”。这样的读书环境自然让人羡慕不已。司马光为自己的读书堂买了二十亩地，以藏书五千多卷的读书堂为中心，环绕着它建造出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平日里在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搁下书，或钓鱼，或采药，或种竹浇花，或登高远眺，难怪他要取名为“独乐园”了。自然，不能人人有司马光这样的气魄，家贫者如匡衡便是连一支蜡烛也点不起而只能凿壁偷光的书生了，幸运的是匡衡竟遇得一个家富藏书的大户，可以让他以遍读主人的书作为做杂役的代价，而最终好心的主人竟把全部的藏书作为报酬赠与匡衡，使他成为能文学、善说《诗》的西汉经学家。——他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书屋。 由此看来，不管富与穷，显与达，读书人不改其嗜书的本性却是一致的，读书人首先要营造一个读书的居处也是一致的。其实，话题不如稍作展开，书屋、书房、书斋，好像都有一个居处的前提在里面，事实上，居处对传统的读书人来说似乎显得很重要，细细考察过去，对作为个体而言的每一个中国读书人而言，居处在其生命旅程当中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我们说居处对读书人似乎相当重要，但在事实上，读书人的人生轨迹恰恰是从走出家门开始的，即所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至于“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更是豪语惊人。然而，反出家门的读书人大都不易找到理想中的入仕之途，于是，一种失意、沮丧和懊恼便袭上心来，“少年心壮轻为客，一日病来便思家”。其实，即便入仕又如何?且不去说君王的暴戾与无常，也不去谈官场的险恶与无聊，往骨子里讲，在读书人心灵深处的价值指向中，故土与家园才是他们的终极皈依，往日的行止极可能是一着错棋，“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嘛，这样的幡悟和感受显然是群体性的，“十年辛苦在京华，梦里何以不见家。一照若耶溪畔月，始知杨柳隔天涯”。读书人的人生轨迹之所以富于戏剧性，就在于他们大都从反出家门始，以重返家园终，近乎一个圆圈。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家园”这个概念了，这个概念很富意味，实在值得好好地谈论一番。对读书人来说，家园总是具备双重意义的，它当然可以是实在的和物质的，不过，即便在这个层面上，它也与世俗意义上栖身之所有别。简单地讲，它不一定要去追求什么高廊四柱，重坐曲阁，而总是讲究一种趣味，一种与自然的亲近，前面已经提到吕诚和司马光的一些自况，不妨再看看其他一些人的描绘，这些描绘或许更为本质，“文史归休日，枉间卧草亭。蔷薇一架紫，石竹生垂青”。“小隐西亭为客开，翠梦深处遍苍苔。林间扫石安棋局，岩下分香递酒杯。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风起夜潮来。云山绕屋犹嫌浅，欲棹渔舟近钓台”。这里的精髓显然是闲适与清寂，自在与疏放，与风尘漂泊和功名利禄构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因此，重要的便在于家园的第二层面上，文人的居所在其人文意义上已成为他们对抗社会的退隐之所，它既是一个空间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堡垒，所谓“始为江山静，终防市井喧”。
说来有趣，这样的景象和氛围似乎也氤氲于现代人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苏青，她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开头一句话单独写成一节，很是醒目：“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接着说道：“我的房间，也许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房子虽然不大，但苏青却会其乐融融，她憧憬道：“让我独个儿关在自己的房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在卡夫卡的日记中，也会发现类似的话语：“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的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在读苏青时我就曾想，她的那些念头是否来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曾经多次翻阅过这本小册子，虽然她所谈的是妇女与文学的问题，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但我从中感受到的除了作家睿智的思想和大声疾呼之外，又有一种疼痛，我可能误读了伍尔夫的思想，一间自己的屋子显然是一个比喻，它喻指着现代人希冀拥有自己不被入侵的精神空间，伍尔夫、卡夫卡、苏青，他们之间确实有许多一脉相承或不约而同的地方。 我还想到了康德，想到了康德的远离城市的居所和几乎是属于他的林间小道，当然还有维特根斯坦，想到他在阿尔卑斯山丛林中的小木屋——难道哲学家们的哲思只有在远离尘埃的林中净土中才能诞生?即或不是这样，这样的思想环境大约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愉快和适宜的。所以到了本雅明，哲学家们就痛苦得多了，工业化挤兑得他们无处藏身，城市与思想不得不对立地共处于他们的生活当中，本雅明也就不得不绝顶聪明而又悲伤地将当代文人比喻成穿梭躲藏于城市“垃圾箱”中的“老鼠”。古今同一，中外无二，名词性的家园与动词性的安居始终是知识者思考、渴望与营造的对象，对这一点，深受当代技术冲击的后来者海德格尔以富于总结性的口吻将其作为第一命题予以阐述：“在我们这个匮乏的时代，安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认为世俗意义上的住宅等问题“都不是安居的真正困境，……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一旦人致思于他的无家可归，这就不再是不幸之事了。只要好好去思并铭记于心，它将会成为唯一的召唤，召唤人们进入他的安居”。现在许多学人动辄将海德格尔与中国古典哲学进行比较性研究，想来确实有道理，中国古代读书人虽然使用的是较为感性的和艺术性的语言，但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有着许多殊途同归的地方，比如，套用海氏“存在”与“思”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读书人最终强调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往往也在精神的层面来对待家园与居处的问题，概括地描述起来，中国文人若“修炼”到一定程度，前面所提到的第二层面往往就替代了第一层面，亦就是说，不一定真的要千里还家，也不一定非得临山靠水，离群索居，因为到了真正的境界，“家园”作为一种“心”的意象本身就可以使他们拥有一种理想的生活，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大隐隐于市，一直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最高理想。 话题似乎扯得有些远了，不妨再回到书屋，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当我们理清了文人们对居处的哲学化的理解、理想化的营构及无奈的喟叹之后，书屋的意义便显豁得多了。书屋与书斋是既关乎居处又关乎册书的处所，它们作为一个物质化的存在与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语词，其内在有着隐秘而又必然的联系。我在前面引述古人对居处的理想化营构时有意回避了其中“书”的细节，而到了这里，该是点明和予以强调的时候了，比如宋代孔武仲吟咏自己的“萧洒堂”时讲道：“政简琴书聊度日，地闲花木为留春。”同朝方岳亦云：“竹外一青灯，残书伴古厅，叶干闻雨急，山近觉岚腥。”文人的居处之所以被自己所珍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中有书，明李东阳说：“身在尽余容膝地，囊空频散买书金。门无俗客城中驾，坐有清风石上琴。”看来李东阳的“城塘书屋”实在小得可怜，简朴得可以，但因为它藏纳着主人平生倾囊所聚之书便被主人自珍不已了。这层意思元代的陆祖允说得最为干脆：“吾亦爱吾庐，芸窗几卷书。”因为拥有自己的书屋，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书屋在此可以虚化了，只要有书，随处可成书屋，说句实话，在史料记载中，好多文人的书屋、书斋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许多文人终身居无定所，形如萍踪，书屋从何谈起?真正有意义的是以书为伴，书屋书屋，到此可以绎解为以书为屋，以书为庐了，而续接到前面的意思，则自然逻辑化地推演出这样的意思，书也是文人退居的地方，书是用语言构造的天地和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家园”，只有在这里，文人才会自适其性，找回自己，归依本我。宋陆游奔波之后于晚年说道：“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错晓送流年。”明于谦说得更为乐观和逍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流，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以书/语言为筏，我们再一次穿越古今、横渡中西，重提海德格尔，在海氏的哲学辞典中，语言、诗、思、存在、大地……是同一层面的可以互文的概念，于语言中沉思便是“诗意的栖居”之一种，人们将会找回失落的存在，接近大地和本真，上达澄明之境。——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形而下的言说和书写便时时觉得局促和阻隔，而我们对书屋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析解的最终理解又不得不令人坚信它必然关乎人，尤其是知识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态，这真是思与说的两难之境。权且如上，算是对书屋的一次近于“语言分析”式的读解与梳理。聊作自慰的是:对任何对象的思考与言说都不会有它的终点的。 一九九七.春,二人转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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