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较为普遍地公认，语言使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大标识。然而，许多动物和人类一样也能够从喉咙里发出声音，为什么它们却不能够和人类一样具有语言的能力呢？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人类是怎样获得和怎样能够获得语言能力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产生，可是不少动物也过着群体生活，为何人类群体生活能够产生语言，而动物群体生活不能产生语言呢？如果说是物种不同的缘故，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为何可以在人类的这个生命种群造就语言而不能在动物的各个生命种群造就语言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人类大脑的功能，他们期望从人类大脑的生理结构上，从人类大脑的皮层和某个部位找到人类所独有的生成和控制语言的功能区，从而在大脑生理结构和神经系统回路构造上找到人类语言的生成之谜。确实，人类的大脑中似乎有着生成和控制语言的功能区和神经回路，当一个人的大脑在某些部位有所损缺时，即会丧失语言能力。可是，为何这样的大脑功能区有着生成和控制语言的功能，其核心的结构机理是什么呢？以及这样的结构机理是怎样进化生成的呢？为何人类能够进化出生成和控制语言的大脑功能区和神经回路，而其它所有动物未能进化出生成和控制语言的大脑功能区和神经回路？这里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看来，无论是人类的群体生活还是人类的大脑构造，都无法从根本上为我们解开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自然之谜。
当然对于宗教来说，这个问题就相当简单了，在宗教看来，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的，包括人类的语言能力亦是上帝所赋予的。在《圣经》中，上帝甚至还通过混乱人类的语言，造成人类思想的无法统一和文化差异，使得人类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通天塔与上帝见面的企图成为了泡影。
那么，人类究竟是怎样获得语言的能力的呢？我们能不能解开人类具有语言能力的自然之谜呢？特别是我们能不能从人类已有的经验历史文献和哲学思考上，对人类语言能力的由来进行基础性原理的认识把握呢？
二
在许多人文和科学文献中，学者们思考了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其中最主要的观点综合起来：一是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符号方式的，二是认为人类的语言是意识性的。正是这两点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超离了警示、呼唤和情感的动物性叫唤，成为了一种声音和符号相结合的，有着意识性建构的声符，并由此生成人类所独具语言和语言能力。
人类的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获得是同以符号为源头的文化进化和生命意识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人类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体和大脑生物性进化的造就，人类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获得，是从符号为源头的文化进化，以及生命意识方式的进化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
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符号和意识性内涵的语言产生，可能是一个经历了数万仍至数十万年的漫长的文化的经验历史过程。人类的机体和大脑亦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文化的经验历史过程中逐渐变化，在声音和符号的结合中，在生物性叫唤嬗变为文化性声符使用中，使得人类的喉咙渐渐地进化发出了更多细节分明音节，人类的耳朵能够分辨更多细微差别的声符，人类的大脑生成了控制和使用语言的功能区和神经回路，并写入人类世代传承的基因密码。
这样的基本观点是本人经过长期思考，特别是在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评析，概念论的写作中所形成的。本文将从符号和意识这两个方面综合思考所形成的基础性原理上阐述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并由此揭示语言的本质所在。
三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我们先来谈谈人类语言的特性。
人类的思维有一个极为基本的特点是，当我们的头脑在“想”和“思”的时候，这样的“想”和“思”是语言方式的，是用语言来“想”和“思”的。我们对人类语言的探究和语言能力的获得当从这样一个实在的基础出发。
人类用语言来想和思，同时又以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和思，并进而以语言为通式传递彼此间的想和思，达到彼此的知晓、交流和联结，并由此造就共同的精神纽带和人间世界。
人类语言的特性：
1、语言的符号性；
2、语言的通式性；
3、语言的思想性；
4、语言的概念性。
一、语言的符号性。当我们的头脑用语言来想和思时，我们头脑中的语言，都是有着它们的相关指代的。按照学者们的见解，语言的每一个词项，都是有着关于它们所关于的。例如，当我在想，“今天午饭到那里去吃”时，这句语言所想是由若干语词组成的，组成这个所想的每一个语词都有着它们相关指代的。如“今天”是一个关于时间日的指代，“午饭”是一个关于进食时段的指代，“到那里去吃”是一个关于去处的指代。语言由语词组成，每一个语词都是一种相关对象的指代，这样的相关指代显现了语言所具有的符号的记号性和指代性。所谓符号就是它是相关指代的标识。我们的头脑用语言来想和思，实际上是以一种有着相关指代标识的符号来想和思的。这样的语言符号，从人类的经验历史过程来看，是由声音和符号的结合所获得的，起先是声音和一些简单的形象符号的结合，后来是声音和较为复杂的形象符号结合，再后来是声音和文字、数字和几何符号的结合。
二、语言的通式性。我们的大脑以语言的方式来想和思，同时又以语言的方式把我们头脑中的想和思表达出来，从而使得每一个人的想和思能够在人们的彼此间达到共同知晓，并进而使得语言成为群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联系和纽带。人类用语言方式交流和联系，使得语言成为了一种彼此联系和交流的通式。而语言要成为彼此联系和交流的通式，则要求语言中的每一个语词符号，有着它们各自关于的对象确立和规定，从而使得每一个语词符号各自关于对象的确立和规定为彼此共晓，使得甲头脑中所想所思的语言指代所关，能够为乙所理解和知道，乙头脑中所想所思的语言指代的所关，能够为甲所理解和知道，并以此推列到丙、丁等等，从而使得语言成为人类彼此联系和交流的通式。例如，当我爱人打个电话告诉我：“今晚单位聚餐”，我便会由语言的通式，即刻理解和知道这句话的指代所关。在这里，语言的通式性在于，它有着确定的、共同知晓的指代所关。
三、语言的意识性。人类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想和思，这一事实直观地显现了语言的意识性。长期来人们以为，语言是意识的工具，这样的见解好像很对，但这样的见解，往往使人不知不觉地以为，意识是大脑本有的功能，语言是大脑进行意识活动的工具。这样的见解很容易造成语言和意识的分离，使得语言归语言，意识归意识。然而，在人类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想和思中，语言和意识是不可分离的，这种不可分离在于，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以其独有的方式绽出了一种新的意识活动和意识方式。这种新的意识活动就是人类所独有的概念意识和有语言的心灵。
四、语言的概念性。语言的通式性要求每一个语词符号具有它的所相关指代，而这种语词符号相关指代的定义就是概念。所谓概念，它是语词符号的定义，也就是每一个语词符号所相关指代的建构。对于每一个语词符号来说，一经获得它的相关指代的定义建构，它们就成为了概念，成为了一种相关指代的观念。由符号到概念的嬗变是语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涵，正是这个内涵，使人类的语言进入了概念和概念逻辑，绽出了人类所独有的概念方式的观念、思想、知识和自我意识。
四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心灵种种》的探讨中，感到，我们的心灵在许多方面与别的动物是雷同的，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又迥然有别。他提出了人类的有语言心灵和动物的无语言心灵，提出了要考虑心灵的历史的和进化的途径。认为，“心灵并非从来就有，我们有心灵，但我们并非自古就存在着。我们是从那些较简单（如果那是心灵的话）的生命进化而来的。”
本人极为赞同丹尼特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启发性见解。近年来，我在《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中，根据自己的多年思考，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地球上的生命意识不是开始即有就永恒不变的，生命意识方式是一个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过程。这样的进化过程要从生物性进化和文化性进化的两个基本方面来考察。
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中地球上的生命体，先后出现了反应意识、知性意识、概念意识三种意识方式。其中，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是生物性进化的生成，而概念意识则是一种文化性的生成。从地球生命意识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来看：
反应意识是意识的最为初级的方式，这个初级意识方式是建立在生命触觉的刺激与反应的主体行为择取上的；
知性意识是意识的中级方式，它是建立在生命体多元触觉合成判断的主体行为择取上的。这种多元触觉合成判断在漫长的经验历史中促进了生命体生成、进化出了脑的器官和神经系统。我以为，动物世界的脑和神经系统的生成和进化，是同生命体多元触觉合成判断的知性意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作用的缠绕。
概念意识是意识的高级的方式。对概念意识的理解重在两点：第一，这个高级意识方式是一种文化性进化的生成，概念意识是建立在生物性意识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性生成；第二，概念意识并不是一种纯脑的生理结构和神经系统的生成，概念意识的生成和获得不能从脑的生理科学中寻求，而要从人类文化活动的人文科学中寻求。或者较为全面地说，要以人类文化活动的动因，以及这个动因对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改变的影响作用中寻求。只有这样，人类对心灵的探索才能从“心灵是终极的不可知域，超出全部科学所能达到的范围”的瓶颈中突破出来，从人类文化活动的经验历史中，从这种文化活动经验历史的作用和建造上获得对概念意识，对有语言由来的理解。
在心灵种种上，我的见解是：
第一，对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我们需要从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的划分上界定三类不同方式的心灵。这样就有生物世界的反应意识方式的心灵，动物世界知性意识方式的心灵，人类的概念意识方式的心灵。
当然，每一类意识方式的心灵都将因物种的千姿百态的不同经验历史的进化而显现种种不同发展形态、发展程度的个体的和群体的差异。例如，有的动物的视觉反应和知性判断能力是强项，有的动物的嗅觉反应能力和知性判断能力是强项，有的动物具有别的动物以及人类所没有的反应能力和知性判断能力等等。
第二，在生命意识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和其他动物既有着共同的渊源，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共同的渊源是，在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上，人类和其他动物有着共同的生物性基础，也就是说，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在这方面人类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生物与生物之间有着各自的强项和弱项。
迥然的不同是，人类有着概念意识和概念意识的作为，而其他动物没有概念意识和概念意识的作为。人类的心灵是有语言的心灵，而其他动物的心灵是无语言的心灵。
人类的意识结构是，其底层是反应意识，中间是知性意识，高层是概念意识。在人类意识结构中这三种不同意识方式互为综合，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为概念意识提供着种种直观的经验材料，概念意识则对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符号方式记号和指代、抽象和概括，组合和定义。正是这样的意识结构，使得人类的意识既和其他动物有着生物性的共同，又有着和其他动物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性区别。
概念意识的本质在于，它不是脑和神经系统生理构造的先验造就，而是从人类经验历史的文化活动对脑和神经系统生理构造的文化性作用中产生的。同样，人类的语言能力亦不是脑和神经系统生理结构的先验造就，而是从人类经验历史的文化活动对脑和神经系统生理构造的文化性作用中产生的。许许多多的生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弄明白，他们总是期予从一种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结构的先验模型上，从脑的语言功能区和神经回路的先验确定上，或者另辟蹊径地从语言自身绝对的句法上，找到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如何自发地成为语言的，并由此找到人类的有语言的心灵所在。我在读西方名望的学者们的著作时，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开始他们都把问题提得很好，提出了很有价值和启发的见解，但是由于他们总想从人类的脑和神经系统的自身结构上，或者从语言的自身句法上先验地找到人类的语言所在和有语言心灵所在，他们的论述大多到了中间和后面就会被自己的设定而陷入种种东拉西扯的系乱，并最终意识到心灵问题之难，自己没有能够以答案来结束，并深深感叹自然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丝毫暗示。
五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在岩洞石壁上按照动物的形状进行涂画，用以记号和指代经常遇到的与人类生存和猎狩密切相关的动物对象；当我们的祖先在动物的肢骨上或树枝上进行刻划，用于记号和指代所猎获或采集的食物只数；当我们的祖先在草茎上打结，用以记号和指代某些事情时，这样的涂画、刻划和打结，从偶然到经常，在人类的心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以涂画、刻划和打结为符号方式的记号和指代，用于记住和处理与人类生活须臾相关的对象，并以此规范人类的行为。这样的事件的出现，我把它称之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和开端。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样的以符号为源头的文化活动，正如在黄河和长江的源头，那些很不起眼的细细流水最终汇成了滔滔江河，人类的发展，或者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同以符号为源头的文化活动直接相关的。
随着我们的祖先进行的涂画的、刻划的、打结的符号制作，人类喉咙所发出的声音亦逐渐开始同这些涂画的、刻划的、打结的符号结合，例如，用“lu”的声音同某种动物形象的涂画符号对应结合，用“niao”的声音同另一种动物形象的涂画符号对应结合，以“yi”的声音同一条刻划或一个打结对应结合，用“er”的声音同二条刻划或二个打结对应结合等等。从而使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由警示、呼唤和情感的动物性叫唤，嬗变成为了文化性的声符。
在人类早期文化活动漫长岁月的经验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的符号制作，需要更多的声符与此对应结合，人类喉咙里的音带渐渐地发生了一种文化性的进化，一方面能够发出更多清晰细分的声符，另一方面能够随着种种符号的组合进行声符的组合。于是，一种被称之为语言的东西跟着符号为源头的人类文化经验历史活动而生成和发展了出来。
特别是随着涂画到文字的转变（在黄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流域，我们看到了人类早期的文字都起源于象形文字，即由图形所嬗变的文字），人类的语言能力随着声音和文字的结合，更加成熟地发展了起来，并使得人类喉咙里的音带更加柔韧，能够发出更为细分的声符和声符组合，人类耳朵的听力构造能够分辨更为细分的声符和声符的组合，人类脑和神经系统的构造更加适合语言的使用需要，并在一代又一代的基因遗传编码中获得传承。
以符号为主导的探究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其实在性在于：
第一，它比较符合人类文化的经验历史。在人类史前文化考古中，我们大量发现，早期人类的涂画、刻划、打结、以及包括工具、饰品、图腾等等的符号文化制作，都是有着它们相关指代的，这种指代文化地生成了人们对相关指代的看法、观念和作为。而人类喉咙所发出的声音，一旦和这种符号文化结合，则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由生物性的叫唤演变为文化性的声符，并进而造就了语言，在人类的心灵中绽出了语言指称的事物样式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
第二，它比较符合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由生物性叫唤向文化性声符的嬗变。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在远古时代曾和动物一样是一种警示的、呼唤的和情感的生物性叫唤（这种生物性的叫唤在人类的生活中至今亦保留着，如，受到惊吓时发出的非语言的尖叫，疼苦所发出的非语言呻吟，情感所发出的非语言声音，等等）。随着人类符号文化活动从偶然到经常的进行，人类喉咙音带所发出的声音与种种符号的对应结合，并由非语言的叫唤演变为语言的声符，于是，一种文化性的语言就在人类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进化中产生了。特别是随着文字符号的出现和声音同文字符号的结合，人类喉咙里所发出的声符由最初少量简单的语言，发展为了日益复杂和大量的语言，并由简单少量语言的想和思，发展到了复杂大量语言的想和思。
第三，它比较符合人类语言的意识性、联系性、规范性、组织性和创制性。人类的语言以语词为单位，由各种语词组合而成。对于每一个语词来说，它们都是相关对象的记号和指代，相关对象的抽象和概括，相关对象的规定和界限，相关对象的看法和建构。因此，人类的语言已不再是动物世界中的那种警示、呼唤和情感的生物性叫唤，而是一种有着相关对象记号和指代、相关对象抽象和概括、相关对象规定和界限、相关对象看法和建构的文化性声符。这种文化性的声符能力的获得，使得人类的心灵、人类的意识上升到了用语言来思和想，用语言来指称相关对象，用语言来制作事物样式，用语言来形成关于事物和世界的看法，用语言来进行彼此的交流，用语言来确定彼此的联系和组织，用语言来进行文化的创制活动，从而使人类的心灵、意识、行为和生存获得了一种语言方式的意识性、联系性、规范性、组织性和创制性。
六
人类的语言是建立在声音和符号的结合，生物性叫唤到文化性声符嬗变的文化基础上，懂得这点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是极为重要的。
有些人以为，既然动物和人类一样都能够从喉咙里发出声音，都能够进行警示、呼唤和情感的叫唤，那么，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有着它们自身方式的语言。然而我们知道动物不能和人类进行语言交流，例如，我家里养的一条狗很有灵性很通人性，但是9年多来独独不能和我说话，说说它对我的看法，它对事物和世界的看法，它的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有些人看来这很简单，狗有狗的语言，人有人的语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是无法交流的。对于这种见解，我以为关键在于没有懂得语言，缺乏关于语言的定义，不了解人类文化性声符和动物生物性叫唤的本质区别，把动物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叫唤和人类喉咙里发出的文化性声符混为一谈了，在语言的所是上走向了迷失。
一些学者认为，语言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进化到一定构造的生物性必然，以为可以从一定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构造上破解语言的生成之谜。为此，一些学者试图从大脑和神经系统何以生成语言之物理和化学的构造上解开语言的本质，并试图以这样的设定描绘出大脑自我演绎语言和语言功能的达尔文构造。这样的见解在我看来是非常偏面的。如果语言和语言能力是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生理物理构造的先验，那么，语言和语言能力就将是天赋的和先验的。然而我们看到，对于一个人类的婴儿来说，如果从小离开人类生活的语言环境，他（她）的大脑结构和神经系统是不会天性地、先验地产生语言的。例如，在一些关于狼孩的报道中，这些刚被发现的狼孩，只会象狼一样的发出生物性的叫唤，如果这些狼孩不回到人间，是永远也不会获得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这样的情况要在他（她）重回人类后，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经过长期的培育才能使得他（她）重获人类的语言和语言能力。这个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语言并不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先验必然，而是来自另外的原因，这个另外的原因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植入。此外，我们还看到许多先天缺失听力的聋人，他（她）们的喉咙能够发出叫唤，但不能发出语言和正常人一样进行说话。这样的事实亦说明了，语言不是脑和神经系统的先验生成。如果语言是脑和神经系统的先验生成，那么狼孩和先天聋人的语言和语言能力将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被剥夺的。
人们会问，把一个猩猩的婴儿和人类的婴儿放在一起抚养，开始区别不大，但为何到了一定时候，人类的婴儿很快就能学习和掌握语言，而猩猩的婴儿则始终难以学习和掌握语言。难道这里没有人类和猩猩两个物种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先验构造不同所致。对此，我以为，这里确实有人类和猩猩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上的先验构造不同。然而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或者说要从更为深远和广阔的生命进化的经验历史传承的视野上看。不错，人类的婴儿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而猩猩的婴儿则不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然而，我们知道，人和动物，包括所有生物的本能并不是自我绝对的，一开始就先验具有的。生命体的本能都是在长期的环境与机体的世世代代互为作用和影响的传承和积累中形成的。在这一代是先验的本能的，而对之前的世世代代则是经验的和历史的。人类的婴儿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猩猩的婴儿不具有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本能，是和人类与猩猩不同的经验历史活动的世世代代传承和积累直接相关的。人类具有着文化活动的世世代代传承和积累，在这种世世代代文化活动的传承和积累中，人类的遗传基因使得人类婴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具有了接受语言和语言能力成长和构造的遗传性趋向，只要生活在人类文化活动的环境中，这种遗传性趋向就会被人类文化活动的环境所激活，使得人类婴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成长走向语言和语言功能的构造。相反，猩猩的婴儿缺乏世世代代文化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的传承，缺乏这样的基因遗传，它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具有接受语言和语言能力的成长和构造的遗传性趋向，因此，猩猩婴儿和人类婴儿在学习和掌握语言上，随着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成长和构造，两者的区别会很快地显现出来。这样的事实亦反过来证明了，人类的语言和语言能力是通过文化性的经验历史活动而获得的，这种文化性的经验历史活动，使人类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叫唤嬗变为了文化性声符，并促使了人类的发音构造、听觉构造，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构造的文化性进化。这种发音、听觉、大脑和神经系统文化性进化的特质在于，它们的基因遗传是一种成长性的遗传构造，这种成长性的遗传构造要由文化性经验活动来激活，离开了文化性经验活动的激活，这样的发音、听觉、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成长性构造就会停滞和失却。
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获得得益于语言的句法。他们认为，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各种声音，一旦为句法所组织起来，就获得了种种意义，并进而成为了语言。这样的见解意味着，语言是由句法生成的，只要我们搞清句法在语言中是如何自发地构造的，就可以搞清语言的来龙去脉，剖析语言的本质所在。然而，这样的见解所遇到的更多尖锐的问题和困难是：
第一，这样的句法从何而来，是我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所自发的，还是外在植入的。如果是自发的，那么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否也内含着句法呢？如果动物喉咙和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都内含着句法，那么，为何动物喉咙里所发出的声音经历了数千万年和数亿年的漫长年代，至今未能被其内含的句法组织起来而生成语言呢？人类的历史要比动物的历史短的多，为何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能够被句法组织起来生成语言了呢？这里的原因何在呢？如果句法是外在植入的，那么它又是怎样的一种外在，又怎样外在地植入于人类的呢？以及为何能外在地植入于人类使人类获得语言，而不能外在地植入于动物使动物获得语言呢？
第二，句法的先验结构如何认定呢？它的绝对所是，它的绝对标准、它的绝对模型是什么？这样的绝对所是、绝对标准、绝对模型又如何为我们所知晓，并可以唯一地、不可任何怀疑地被确定下来呢？
第三，我们如何保证一个符合句法的语言命题具有它的意义呢？例如，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公设：“给予任意两个点，可以画出一条以这两个点为端点的一条线段”。我想这个公设的语言组合应该是符合句法的。那么，根据这样的符合句法的语言组合，我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公设呢：即，“给予任意两个男人，可以画出一条以这两个男人为端点的一个女人”。这里的句法和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公设的句法是一样的，只是我把“点”换成了“男人”，线段换成了“女人”。不知这样的一个符合句法的语言命题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呢？它的意义又如何来确定并为人们所共同知晓呢？
由此，我以为，以句法为人类语言之根本，由句法导出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是行不通的，语言的本质不在句法。语言学家们研究人类语言的句法，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语系在句法上的不同特征，探讨主词、谓词、宾词等等的句法结构，对于我们从形式逻辑上了解语句的构造和表达方式是极为有益和极为重要的，但这样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并不能够回答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也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和回答语言的由来。
七
随着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与涂画、刻划、打结等符号的结合，人类喉咙所发出的声音在这样的文化性进化的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活动中，逐渐逐渐地由生物性的叫唤嬗变为了文化性的声符，并进入了语言生成的原始积累。人文学家对非洲不少原始部落的考察文献使我们看到这种世世代代的语言原始积累。而近万年来或离今数前年以来，随着文字、数字、几何符号的出现，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同文字、数字、几何符号的结合，使得人类的文化性声符驶入了语言发展的高速公路。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着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改变意义：
第一，它使人类的头脑进入了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对于我们来说，每天盘旋在头脑中的想和思，都是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进行的。我们难以想象，离开了语言和语言方式，我们的大脑何以进行想和思。对于我们的大脑的想和思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用语言来指称的，例如，这座山很雄伟，这个动物很可爱，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今天气温很暖和，人生的幸福何在，哲学是什么等等，我们头脑中的所有这些想和思，都是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进行的，都是以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进行相关对象指称的，都是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来组织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指称、组织就没有我们的想和思。
第二，它使人类的意识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想和思，用语言和语言方式进行相关对象的指称，以语言和语言方式的组织把种种相关对象联系起来想和思。这样的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意味着人类的意识方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的意识方式由此从一个以反应和知性为特征的生物性的意识世界进入到了一个以语言和语言方式指称、组织、建构为特征的文化性的意识世界。
第三，这样的以语言和语言方式为特征的文化性意识世界就是人类的概念世界。何以这样说呢？或者说怎样理解语言与概念的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了概念的由来和构造。概念是人类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和观念建构，这种看法和观念建构是动物所没有的。例如，人类有关于事物、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上帝、关于历史、关于时空、关于存在、关于人生价值、关于世界、关于物理、关于化学、关于社会、关于精神的等等看法和观念建构，这样的看法和观念建构对于动物来说是不存在，动物头脑里的反应意识活动和知性意识活动是不会进行这样想和思的。动物的头脑可以对外部事物、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作出种种生物性的刺激反应和合成判断，并由此作出它们的自主行为和择取，可是动物不会对外部事物、外部环境、外部世界进行语言方式的指称和概念建构的想和思，进而提出它们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看法和观念建构。
语言具有符号的特质。我在概念论写作的符号探究中，提出了我的见解，认为，当人类以符号来记号和指代相关对象时，这种符号方式的记号和指代，即刻赋予了人类一种符号方式的抽象和概括的观念制作能力。例如，当我们以“山”这样一个文字符号记号和指代所有被称之为“山”的对象时，我们就以符号方式制作了一个抽象和概括的“山”的观念事物样式和事物建构。种种符号方式的抽象和概括的观念事物样式和事物建构的生成和汇集，在人类意识中汇集成了一个观念的世界。
这个观念世界中的符号方式的抽象和概括的事物样式和事物建构，都是以符号为记号和指代、为抽象和概括的。
符号的基本性状是：
1、它是相关对象的记号和指代；
2、它是所有被指称对象的抽象和概括，既具有它的具体对象的直观指称性，又具有它的抽象和概括的共性指称性；
3、符号指称在群体交流彼此知晓的通式中，需要确立它的相关对象所含和界限所在，由此生成了符号的定义；
4、符号定义的基本方式或通式是，它要通过别的符号或一组别的符号的组合来确立。
5、符号一经定义即嬗变为概念，成为一种有着自身建构的看法和观念。
随着符号嬗变为概念，人类的语言方式的想和思或语言方式的意识活动，亦嬗变为了概念方式的想和思或概念方式的意识活动。在我看来，人类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实质就是概念和概念方式的想和思。语言的本质就是概念，语言的联结是由概念和概念逻辑所内在驱动的。
第四，随着语言的发展，特别是声音和文字、数字、几何图形结合的语言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以日益增长和无限多样的符号制作和语言指称，给予了事物越来越精细的界分和建构；另一方面，随着符号制作和语言指称更多定义的概念建构和概念组合，人类意识中的事物样式和事物建构愈益复杂了起来，以致常常有人提出要用奥卡姆剃刀来简化，回复到自然世界的简单性。如果说，在数万年或数千年前，人类头脑中的世界只是一个以食物、工具、狩猎、采集、居所、繁殖而简单构造的生存世界，那么，在今天，人类头脑中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有着种种观念的、知识的和欲望追求的极其复杂的大千世界了。
第五，它给人类带来了新的行为能力和特有的精神世界。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的一句话就从一团漆黑中造就了世界的光亮，语言的魅力在《圣经》中是多么的神效啊！当然，科学知识已使我们知道光是一种自然世界的物理运动，不是由上帝的一句话所产生的。但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的生成和发展给予了人类一种从未有过的行为能力和精神世界。这种行为能力和精神世界在于：
首先，语言的生成和发展给予了人类一种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建构能力。语言的指称、语言的想和思，以其符号方式的抽象和概括，组合和定义，造就了概念方式的事物样式和事物建构，使得人类的意识活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生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刺激反应行为和知性判断行为的新的意识行为，这种新的意识行为就是抽象到具体的概念之物的制作，例如，把头脑中形成的“矛”的概念建构，抽象到具体地投射于物的制作和造就，制作和造就种种被称之为“矛”的狩猎工具。这样的概念之物的制作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概念意识建构的行为能力。
其次，语言的生成和发展给予了人类一种特有的意识纽带和社会组织。人们的语言，以及语言所内在的概念规定，以一种语言联系的意识纽带，使得生活在一定区域中的群体通过共同的语言使用和规范，形成了一种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和行为规范。二千多年前，中国秦代实施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一片极为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和行为规范，这里面就有着以语言为联系的意识纽带的确立，如果没有以语言为联系的意识纽带的确立，这样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社会纽带和规范将是一天也无法实现或承续的。
再次，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使得人类通过语言方式的想和思，特别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数字和几何图形的结合，在想和思的种种概念逻辑的组织工作中，绽出了人类的种种观念制作、思想活动和知识建构。同时，更为重要地使得生命体的自主性通过语言的想和思，语言的概念建构，生成了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组合建构，自我意识的种种欲望和获取。关于自我意识，许多学者或者认为自我意识是一个自然之谜，是超出人类理解范围而永远无法为人类所认识和理解的；或者认为凡生命体都有自我意识，人类有自我意识，动物也有自我意识，蚂蚁、蜘蛛等亦有自我意识，甚至细菌、病毒也有自我意识，这样的见解把生命体的自主性行为统统理解为了自我意识。然而，在我看来，人类的自我意识，即当我能够知道我，能够知道我是什么，能够区分我与他人，这种能够是建立在想和思的基础上，而人类的这种想和思是建立在语言和语言方式上的，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当我对别人说，“我是......”时，这种自我意识是由语言和语言的概念定义所生成的。对于没有语言和语言方式想和思的动物、昆虫、微生物来说，所有的只是反应方式的自主性和知性方式的自主性。在这里，我们必须深入界分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本质不同。自我意识当然是建立在生命体的自主性基础上的，然而，没有语言和语言方式的生成，以及语言的概念建构和概念逻辑，生命体所普遍具有的那种反应方式和知性方式的自主性是不能晋升为自我意识的。
八
以上，我以人类大脑的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为开端，探讨了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我的基本观点是：
1、人类的语言不是大脑的生物性进化获得，而是一种文化性进化的获得。这种文化性进化是以人类符号文化为源头的，是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和符号的结合。在这种声音和符号的结合中，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由生物性的警示、呼唤和情感的叫唤嬗变为了具有记号、指代和名称，具有抽象和概括，具有观念建构的声符，并由此开辟了人类的语言世界。这里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要严格区分生物性叫唤和文化性声符的界别，懂得人类语言与动物叫唤的本质不同，以及有语言的心灵和无语言的心灵的迥然不同。
2、语言的文化性生成和发展，亦反作用于人类喉咙里的发音构造、人类耳朵里的听觉构造，人类大脑里的语言控制构造，形成了人类机体的文化性进化。我以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和人体的进化是互为促进的。我们不能从纯生理学的研究中，从纯喉咙发音构造、纯耳朵听音构造和纯人类大脑皮层或功能区的构造上，寻求语言的生成和发展，而应当从人类文化活动和人类机体进化互动的合成中寻求语言的生成、发展和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
3、人类用语言和语言方式想和思，实质地标志着人类意识方式的重大改变。这种用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使得人类的意识方式，从动物世界的无语言意识的原野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有语言的意识方式，这种有语言的意识方式，我把它称之为概念意识方式。其缘由在于，语言与符号和概念之间的本质联系，语言是一种观念性的建构，这种观念性的建构就是概念的建构，语言由概念和概念逻辑的工作所组织。至于概念，我在概念论的探讨中始终人类，概念是符号的定义，它承续于符号的制作和使用，符号的记号和指代，符号的抽象和概括，以及符号的组合和定义，并以抽象和概括为核心，生成了它的概念逻辑和概念逻辑的组织工作。
4、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基础上的。当一个人获得“我”的这样一个语言概念时，就意味着他（她）有了自我意识的开端。在此，我们要深入地把握生命体的自主性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迥然区别。任何生命体都有着它的自主活动，如，自我复制、获取营养、利用环境、躲避危险、异性交配、孕育后代等等。地球生命体在其漫长的生成和发展的经验历史活动中，在种种主客互动的合成中，进化生成了种种不同的自主性形态，并体现了种种生物性的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在总体把握上，生命体的自主性始终是以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以触觉反应和多元触觉合成判断为基础的生物性意识为界限的，这样的自主性在没有获得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时，它还不能达到自我意识，它还不能生成“我”的观念建构。只有当生命体的自主性在进一步的文化性进化中获得了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生成“我”的语言概念，它才能借助于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跃迁到自我意识。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人类的自我意识在本质上是由语言概念的获得，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所造就的。
5、语言能力的获得对于人类来说，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种独有的精神世界、精神纽带、精神动力和精神资源。它使人类以语言和语言方式的共同知晓和彼此联结，凝成了一种和动物世界不同的社会联系、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它使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通过语言和语言方式的想和思，通过语言概念的观念制作、思想活动和知识建构，造就种种概念之物的物的投射和制作，使得人类的活动在精神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成中，创造了人类的农业、工业、科学、宗教和艺术等文明成果，并使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走了出来，形成了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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