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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
谁能比达利更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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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达利
■达利奇怪而变化的胡须和达利一生惟一的女人加拉成了他的标识
■毕加索是达利“精神上的父亲”，弗洛伊德则是给达利影响最深的人
■想起达利让人产生联想的名词：疯、恶、超现实、梦境、偏执狂，还有行为艺术
火红的六月，《萨尔瓦多·达利绘画原作展》正如火如荼地在美术馆举办。这是继多年前的夏加尔、蒙克、罗丹、米罗、印象派画展之后京城又一届美术盛事。
馆外是购票长龙，厅内则是人头攒动，如此的火爆场面真是久违了，而且这一热潮还在随着北京炎热的天气而不断升温，大有不让美术馆爆棚、不使京城上空燃烧不罢休之势。自称“永远不会离开人间”的达利若看到这一场景，大概又会“疯狂”一把吧。他的“行为艺术”在这里又得到了延续，长达数十年的自我推销获得了长久而深远的回报，这样一位长于“运作”的艺术家受到如此礼遇应该是不奇怪的。当然，达利还有扎实的绘画技法功底为依托，用奇特的想象去表现非现实的荒诞与怪异，因而合上了二十世纪的节拍，受到各界人士的接受与青睐。而且达利标新立异的性格与行为准则也因与超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暗合而与之水乳交融、互为你我，把超现实主义的魔方玩得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如此这般之后，达利当然如愿地得到了荣誉和盛名。
值此热闹火爆之际，记者于日前就达利以及这次的达利原作展，冒着“高温”与两位对绘画颇有研究的艺术评论家止庵和车前子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而又不乏深刻的谈话（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话画文丛》中，他们分别著有美术评论专著《画廊故事》和《西来花选》，分别对毕加索、达利等画坛巨匠予以解读），他们发表了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达利成功有秘诀吗？
■记者：达利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他？
■止庵：首先是达利绘画的技法高超，超现实主义者都有很深的写实功底，达利作品的细节是很吸引人的。他是在用一丝不苟的现实笔法来描绘非现实（比如梦的荒诞），这是关键所在。他的作品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要，保守的可接受传统绘画技巧，时尚的可从中看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影子，浪漫的因欣赏到丰富奇特的想象而满足。总之，群众可以不接受它的内容，却可以接受他的方法，即建立在古典绘画手法基础之上，又超过一切传统的、完美的、完善的技巧。
■车前子：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艺术即自我推销收到了奇效，群众大多是仰慕他的名声，关注其个人形象。
■止庵：达利本人与画是同等重要的，即他的胡子与柔软的表已成为其标志。
■车前子：胡子的变化很多，而画的变化少。因而我对达利这个人很有兴趣，但我对他的绘画却没多少兴趣。他的绘画就这几个套路，看他的一幅画，就推想得出他的其他的作品。
■止庵：印象派以前，画家是没有标识的，画家就是画家，还曾被称为画匠，可见是微不足道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画家开始出现标识。人们开始关注画家本身以外的事，如画家的形象、身世；画家的行为已成为其艺术的一部分，像毕加索与女人、梵·高的耳朵、高更的塔希提岛以及达利的胡须、达利与加拉等等。一般观众正是靠这些才知晓了这些画家，这是二十世纪画家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受限制之处。
毕加索是“精神上的父亲”
■记者：达利被称做天才，同时他也自称是天才，人们也经常把他和毕加索相提并论。那么达利与毕加索究竟有多大的可比性呢？
■止庵：首先达利与毕加索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同样精于行为艺术，都是二十世纪最被接受、在声名上最成功的画家。在这一点上，毕加索比达利还要成功。在艺术上也是毕加索影响了达利，达利曾将其称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
■车前子：是的，在艺术上毕加索确实高于达利。毕加索是变化多端的，他可以有不同的创作时期，如果说达利是“矫揉造作”的，那么毕加索可以说是“穷凶极恶”的，当然这是就艺术而言。
■止庵：毕加索是个永不停歇的开拓者，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永远变化，具有一种无休止的、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有着不同的视点；毕加索被称为立体主义绘画创始人，实际上他是大于立体主义的，因为那只是其一个时期的风格。达利是一生在一定范围里追求，在一定区域里做尽、穷尽，做到极致。
■车前子：达利与毕加索最大的区别是达利想做天才，而毕加索本身就是天才，因而毕加索是不能概括的，也是更伟大的。
看达利作品不要追求“像不像”
■记者：那么对于这次达利画展，我们的观众应该抱怎样的心态和用怎样的眼光去欣赏呢？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车前子：主要还是关注画本身，而非其他的因素。要仔细去看，看到什么即什么；同时不要想太多，包括超现实主义也不要考虑，画就是画。
■止庵：不要拿自己去比，不要以是否看懂来衡量作品，不要因主观认为晦涩而断定其价值不高。
■车前子：也就是不要以个人能否接受来作标准，不要追求是否“像”。
■止庵：是的，“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超现实主义完全是创造、创新，是无中生有，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最反对的就是“像”，画像了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毕加索、达利们十几岁时古典主义绘画技法已相当圆熟，画像了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如果仅以是否像来衡量作品是非常可笑和悲哀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眼光也要变，切忌刻舟求剑。
■车前子：通过这次画展，我们的美术意识或许将要经受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而且是从上至下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住绘画技术（当然也不能忽视），而更多的是观念、绘画语言和结构的更新。
■止庵：接受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和迎接未来。由此，我们的美术启蒙在现阶段就显得尤其重要，美的教育也应大幅提高。这大概就是这次达利画展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意义所在。
达利：我的野心与日俱增
萨尔瓦多·达利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也是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1904年5月，达利生于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的费格拉斯，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预示着他要向天才的方向发展，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窥一斑，“我六岁想当厨娘，七岁想当拿破仑。从此，我的野心与日俱增”。十七岁时达利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院学习，系统地掌握了古典主义绘画技法，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接触了大量新潮绘画流派和其他各种艺术流派后，经过不懈的探索与追求，达利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即把具体的客观世界的描绘同任意的夸张、变形、荒诞、怪异、省略和象征等手法相结合，创造一种介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从而使他不仅在绘画方面，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如他与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合作的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早已名闻影坛。达利还是二十世纪画家中最好的作家，他虚构的自传就是一部精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在超现实主义领域无人能匹敌
超现实主义是一种思维方法，贯穿于各个艺术领域，其最主要的特征即自由思维、自由创作，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并破坏和打碎一切既定格局。这恰恰与达利本人的性格相吻合，或曰超现实主义迎合了达利。当达利到达巴黎后，正赶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仿佛上天特意为他安排好了似的，达利如鱼得水，获得了飞速发展的环境和土壤。
达利说过，“超现实主义就是我”。可见他的灵魂深处即骨子里就是超现实的。他是这么想、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凡是别人拥护的他就反对，凡是别人反对的他就拥护。在《达利谈话录》中，当他被问到：“如果你不得不烧掉你的所有绘画，而只留下一件，那该是哪一件呢？”达利回答：“一件也不烧。”可见达利总是拒绝别人加给他的任何既定逻辑和思维方式，达利的逻辑就是反逻辑，反逻辑即逻辑。可以这样说，达利是深得超现实主义的要领与精髓的，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将超现实主义运动推向了极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其说超现实主义成全了达利，毋宁说是达利发展完善了超现实主义。但他这种做法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达利最好的作品就是达利
达利在1929年至1939年的1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其个人艺术创作的巅峰。1939年以后，则更多地转向行为艺术方面，遭到了一定的排斥。止庵对此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见解，“在我看来，作为行为艺术家的达利在公众面前成就了画家达利，但是在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心中损毁了画家达利。关于达利，除了他太多的近乎胡闹的举动和言论之外，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无比精确的写实主义、‘偏执狂批评方法’和一系列因此而产生的著名形象，如柔软的钟表、腐烂的驴子和聚集的蚂蚁等。达利喜欢最真实地表现最不真实的物体和情景——这句话中的两个‘最’字没有任何保留意义，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达利的自我推销和自我炒作可谓与生俱来，登峰造极。标新立异甚至是哗众取宠之后受到关注正是他所追求和要达到的目的。达利曾亲率众人抬着长达25米的巨型面包在街上游行；也曾在伦敦讲演时身着潜水衣上台，观者目瞪口呆，而自己却差点儿被闷死。达利自己的话为此做了极为精确的注脚，他说，“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可见，他是在“没疯”地表现“疯”。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达利拿着自己的绘画作品去拜会弗洛伊德时，问其是否看到了无意识，而弗洛伊德竟说见到了有意识，真乃当头一棒！对此，车前子有过这样的阐述：“达利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他这一个人，他把矫揉造作发展到极端，比达利画得更好的画家起码有一打以上，但要比达利更矫揉造作，就很困难了。”“达利最好的作品，就是达利，他琐碎的画面，有时使他少得可怜、少得只剩达利这一个名字。”
达利惟一的女人———加拉
达利的画作中有两个重要形象，反复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加拉。达利的绘画，很大一部分都是不厌其烦地唱的对加拉的颂歌。在达利的艺术中，加拉的地位极其重要，她曾参与达利的创作，可以称作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员。止庵分析说，画家达利与模特加拉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利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加拉；这个女人是神。换句话说，把这个女人当成神的那个人是演员。“加拉的崇拜者”是他永远扮演着的角色。不仅如此，达利还强迫别人与他一同崇拜加拉。如果说达利是戏剧性的那么加拉就是戏剧性对象，是一个符号。达利喜欢这种戏剧性的对应关系，他对加拉所表现出的绝对真诚对我们来说，可能仍然是“达利式的恶作剧”的一部分。
唯独不表现美好
另一个不断在达利画作中出现的形象就是米勒的名作《晚钟》。达利对这幅画非常着迷，而且深受影响。为之写过一本书，并不断把这幅画画入他的画中。达利大概是对其所隐藏的残忍性感兴趣，因为超现实主义即意味着不表现美好，故而达利总的价值取向就是“恶”。在他的作品里，什么都可以表现，唯独没有美好；只有丑恶、恶梦而非美梦，而这梦也都是矫揉造作的。
我想到你没想到的
尽管如此，达利富于奇想的特殊才能仍不得不令我们为之赞叹。止庵认为，无论技术还是艺术，他都有别人很难具备的充分才华作为依靠。他的“偏执狂批评方法”既是一种努力把自己逼疯的方式，也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启发、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的方式；在对现有形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异方面，达利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画家中以富于想象见长，其中达利可以算得第一；但是达利的想象未免缺乏含蓄，或者说，缺乏克制。他的想象的魅力在于其自身，而不在进一步的意味。他的表现多于暗示和隐喻，稍嫌直接。在这一点上，德·契里柯和马格利特要比达利做得好。不过想象本身就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创造，就足以赋予艺术以不容质疑的价值；达利画作中的想象是那么奇特，那么无拘无束，要说伟大，达利也够伟大的了。他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形象，即那个经常在其画作中出现的“柔软的钟表”；在这里，时间第一次被质疑、被消解了，这在二十世纪的画家中是不多见的。
二十世纪的达利在二十一世纪初走近了我们，那就让我们静静地欣赏，静静地思索……
张宇静
选自 《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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