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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综述

 十二木卡姆 2011-02-13

2009年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综述    张倩芸

摘要:本文通过将部分发表于2009年学术期刊上的五十余篇文章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个案研究、邻近学科之音乐人类学理论以及相关乐评等四方面进行分析、整理,总结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及实践教育;田野方法和仪式音乐调查;音乐人类学发展状况;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评论等内容,力求充分地展现该年度的学术动态。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    学科建设    个案研究    邻近学科    评论

 

    民族音乐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学科,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2009年度,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讨比较活跃。随着讨论问题的深入,学界思想的活跃,学者们除了肯定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所取得的成就外,也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研究与探讨。在文中,笔者把在本年度各期刊或学报上发表过的五十余篇文章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个案研究、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其他部分这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

一、学科研究

     2009年,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是学者们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们结合自己过去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以及我国的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现代发展,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独特、缜密的思考和讨论。

(一)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本年度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学者们首先对历年来该学科在我国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如呼延梅文在《2008年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综述》一文中从专题、专项研究,文化中探究音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仪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认为08年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并且更加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去阐释音乐。杨民康在《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展望》中则从音乐民族志研究的角度回顾民族音乐研究方法论的变迁,从而得出音乐民族志研究模式的越来越丰富和完整化、规模范围的立体性逐步扩大、文本方式的动态性更新快等观点。而伍国栋的《得失有三思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一文不仅肯定了近年来民族音乐学所取得的成果,而且严厉地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在文中,作者以将近30年全程跟随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的经历作为参照,从学科建设和学理构成角度进行反思,先是肯定了该学科的“所得”——学科建构,渐趋完善;视野开拓,路径扩展;学术反馈,影响扩大。随后,作者笔锋一转,指出三个“所失”——自大幽灵,驱之不散;理论实践,凸现脱节;迷失本位,自断血脉。最后,作者希望这两个“三思”能作为该学科理论及方法继续传承和进取的镜鉴。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长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在2009年也不例外,许多学者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专门论述。如林琴在《“世界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概念比较》中对“世界音乐”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概念的历史溯源、学科定位、学科内容、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学科普及度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发现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亦是逐步递进、不断深化的关系,且它们始终拥有共同的目标——“教育要面向世界”。而张伯瑜则在《漫谈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划分》一文中从西方民族音乐学在学科定义上的多义性、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复合视角、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的复合方法、学科划分中范畴和方法的对立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之间学科划分的认识这五点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将由并列关系走向从属关系,即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学科概念,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此学科范围内的特殊研究方向”这一观点。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还有张爱民的《民族音乐学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之联系》、朱晔的《族音乐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之我见》等。

    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音乐学也是其研究领域的重心之一。如方建军的《民族音乐学与族性、政治和社会变迁》一文就对五部西方民族音乐学论作予以评述,并试图探寻其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刘芳、李昕的《民族音乐文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则通过对民族音乐文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研究,,指出民族音乐文化的合理开发,能够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又能够促进民族音乐文化更好的保护与传承,,由此提出了对民族音乐文化旅游开发的建议及对策。还有一些学者在传统民族音乐学理论基础上,作了合乎时下文化价值取向的更新探索,如宋瑾的《在中性化中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作》,张泉、王俊的《民族音乐学者群中的“本土乐派” 》,李磊的《环境音乐的民族音乐学基础》等。

    另有学者毛继增、杨玉梅、李水清等撰有文章三篇:《与时代同步和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刍议》、《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与发展的思考》、《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现状和展望》,其中就民族音乐学的未来发展提出,“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国际社会接轨,深入田野、深入民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才能使建筑在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民族音乐学的教学实践

    多年来,有关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在业内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有关民族音乐学教学的研究领域尚有待完善,为此,许多学者纷纷涉及,成果初显。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李芸在《将乡土音乐溶于教学的实践》中认为教师有必要加强乡土教材的教法学法研究,通过学校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这一绚丽多彩的宝贵文化遗产,使学生从教学中体验出厚重的历史文化,了解优秀乡土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得到美的享受,从而扩大学生的音乐审美视野,加强民族民间音乐保护和传承意识的培养、增强民族自豪感。杨钰哲在《对民族音乐学专业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开设表演课的思考》中则觉得主体参与性教学具有生成性、开放性、合作性、全体性、全面性,因此,民族音乐学专业应开设表演课。通过主体参与,还学生学习的主动权;通过主体参与,拓展学生发展空间;通过主体参与,引导学生挖掘自己的创造潜能,开发自己的创造力,培养自己的创造性学习能力,民族音乐学专业的表演课是典型的主体参与性活动。

二、个案研究

(一)                        从田野工作的角度阐释

   《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薛艺兵)一文中以“话说田野”为题,先展开对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性质及中、西学者田野感知与文化差异的讨论;再以“走进田野”为题,陈述了作者田野工作实践中的典型事例和由事例引发的一些理论思考;后以“感悟田野”为题,探讨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特点、经验与问题。

    萧梅的《谁的声音——以田野工作的视角》一文,则以作者自身的田野工作实例为材料从并非合式的“普遍性知识体系”、并非止于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并非“独白”的田野共在三部分进行民间音乐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论述,从而得出“传统暨民间音乐不断以他者重构的面貌出现”这一结论。

这两篇文章虽说是从田野工作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进行分析,但是,他们所研究的方法与内容都各不相同,但却能充分说明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整篇文章都以喻意性表述方式,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问题进行了多主题的理论反思。换句话说,即是对田野工作中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分析。“局内人”和“局外人”是民族音乐学家们把自己和所研究的民间音乐家们相互区别的代名词。作者用“自然的田野与学术的田野”和“异邦的田野与故乡的田野”这两个并列词暗喻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从而引申出两者的关系——即学者们在研究某种音乐文化时,虽然对于此文化的知识量已经很丰富,但这种文化不会成为自己的文化,对此文化来说他们是局外人;而民间音乐家们身处该文化之中,是所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是局内人。最后,作者再次指出对于田野工作的评价:“尽管站在家门口,仍然还是局外人;尽管对面本文化,依然持有客位观。”而《谁的声音——以田野工作的视角》一文,作者把陕北民歌“信天游”和多声部民歌“侗族大歌”的田野工作为实例进行反思,把音乐学写作作为重要的叙事文本介入传统音乐的建构,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多元的传统音乐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它们纷纷从原来自在于历史及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转变为某种相对于“他者”的“对象”,并在不同的他者叙事中呈现其不同面貌,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换言之,作者从中认识到预设的理论必须要经受田野工作的检验,还应认识到每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表述都有其文化主体的智慧。再者,事物本身在不断变化的同时,“他者”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倾听“他者”的声音,这样才能把握来自自身与“他者”的关系。

(二)                        从仪式音乐的角度阐释

    近年来,仪式音乐的研究倍受学者们的关注。刘嵘的《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音乐研究———以家祭仪式“还土王愿”为例》以还土王愿仪式为个案,在对该仪式及其音声做民族志描述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学分析。即通过对仪式音乐基本形态的分析,探求仪式与仪式音声结构的并行关系,并进一步阐释其音声、信仰与仪式三者的互动关系。该文章既关注了音乐本体,又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阐释音乐,同时,还在文中体现了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的互证。苍海平的《土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音乐研究》亦是如此,也是以音乐本体和文化内涵为基点,研究“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仪式音乐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此前的研究较多的继承了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道教音乐的调查、采样、记谱等方面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主要是道教音乐的调查、介绍和乐曲记录等方面。而系统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应始于1993年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之后,各种相关文章分别见载于国内的各大期刊。如今,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现时情况,王志毅在《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倾向——60篇期刊论文的阅读而引发的思考》中有所概括。在文中,作者统计了国内六大音乐核心刊物20年(1989-2008)来有关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论文,并借此进行了归类统计。从论文的叙述方式、音乐事象的地理属性和研究者的属性进行了分析。从而把仪式音乐研究的现状归纳为三点:其一,民间仪式音乐存在重思想阐述、轻个案描述的学术偏向。作者认为该学术情况是一个不合实际的不知不觉的偏向,它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理论建构的程序和发展规律。其二,调查区域的内陆倾斜现象。作者发现,属沿海地区民间仪式音乐的描述性文章占总数的22.2%;内陆占77.8%,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占40.7%。由此说明,目前民间仪式音乐调查的对象,存在明显内陆倾斜现象。其三,研究者倾向老年化和地方分布不均的情况。该观点主要体现在学术年龄结构和研究者地域结构两方面。此外,在文中作者还以个人之见论述了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未来倾向:第一,倡导阐述性与描述性相结合的音乐民族志描写方法;第二,加强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民间学术团队和中青年学术团队的建设;第三,研究范围应先沿海后内陆。

三、邻近学科(音乐人类学)

     2009年,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借鉴了人类学的学科方法,更多地从探究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相关事项。就目前收集情况看,这方面研究主要以熊晓辉的文章居多,包括《对当代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思考》、《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音乐人类学深度意识的消解》、《音乐人类学的困惑》、《音乐人类学视角中的民间音乐》、《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等。再者,在《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形态、模式及其研究路向》一文中熊晓辉谈到了近年来产生并盛行于欧美的新型学科——城市音乐人类学,并觉得“城市音乐人类学在城市化进程深刻变化的同时,自身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成为现代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而洛秦今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颇具影响。他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一文从四个部分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特别是20世纪晚期约20年学科发展繁盛多样的状况,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对其在21世纪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构想,抛砖引玉、求教大方。而另一篇文章《学科、学术和学人的薪火相传——记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音乐人类学专家讲习班》则介绍了当前音乐人类学学术发展新趋势、研究新理念,其所处的国际学术环境和新思潮。

    与前者观点相近的《艺术切入→随缘选择→文化思考——论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研究过程》(杨民康)中也提到了艺术人类学(含音乐人类学)的对象化考察研究过程可简单归纳为三个基本阶段:“艺术切入、随缘选择、文化思考”,或者从方位立场上归纳为“客位切入、主位体察、换位思考”。其中韩锺恩的《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蒲亨建的《音乐人类学本事初论》均为此类代表。

四、相关评论

   评论性文章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不仅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该学科进行分析、评价,而且反映出其研究成果。

    2009年度,评论性的文章在民族音乐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年内会议及专题研讨中均有各类评论,其中代表为王晓平的《民族音乐学的灵魂、内核、理想与基石——“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专题评述》、王婷的《走创新教育之路育民族音乐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少数民族音乐创新教育研讨会”综述》等;评论民族音乐学相关作品的文章有吴宁华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读后》、邵小萌的《“文化思考”与“历史意识”——评<学无界、知无涯,释论音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表达——洛秦音乐文集>》、赵书峰的《“东方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彩云之南”——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等;评论民族音乐学相关学者的文章有高舒的《志体鸣乐器洞察表象析音乐仪俗练达文章——记民族音乐学家薛艺兵先生》、李延红的《知、行并重厚积“厚”发——记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等。

此类文章中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均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事实,以期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在《“西方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彩云之南”——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赵书峰)文章中,作者就该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丰富、详实地记录和研究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专著”这一评价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并认为其是“一部凝聚着作者数年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的厚重之作”。但是,作者也提出了该书美中不足之处,如该著作中有的问题表述过于简单,产生现象所存在的共性因素没有进一步阐述产生的原因等。

 

    综上所述,2009年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界较为活跃的一年。学者们除了发表论文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2009“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第二期)、陕北民歌译介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届仪式音乐研究田野工作论坛、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回顾暨首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等。随着越来越多与民族音乐学相关论著的发表以及国内音乐学者通过对众多个案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学界已逐步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并开始渐渐走出亦步亦趋紧随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步调的被动状态。此外,众多的国外学者也来到国内举办讲座,如美国著名学者郑苏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与华人音乐研究”讲座等,他们的到来为国内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带来了较为前沿的信息,为其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2009年民族音乐学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学术热点多元化的现象,并且更加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去阐释音乐,进而把音乐当作文化进行解读。它的中国化特征、方法论性质、音乐文化研究等表现都预示其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国内,对其他民族的音乐的了解也是必要的。目前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已开始对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这是对本民族音乐研究发展的一种推动。只有深刻的了解世界音乐,才能意识到本民族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位置。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内的研究做的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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