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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哲学如是说 在古代，当人们的认识尚未分成不同学科的时候，哲学便兼有全部科学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伦理学、心理学等。在古代哲学中，对待死亡的态度决定于好几个因素，其中有自然和死亡的性质。比如柏拉图在其《蒂迈乌斯篇》对话中就说：“自然死亡并无疼痛，随之而来的满足多于痛苦。”人的躯体要死亡，这是显而易见的，连这位理念学说的创造者对此也不怀疑。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却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未知生，焉知死？”但他也承认死亡是可怕的，颜渊死后，孔子叹息道：“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但他也很乐观地对待死亡：“朝闻道，夕死可矣。” 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则坚信世界是上帝开创的，它允许存在这种形式按自身的规律发展和死亡。犬儒学派唾弃二者，因为思想（意识）之于他们仅是手段，而生活本身（确切而言，是生活方式本身）才是目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犬儒学派对死亡的方式比对死亡本身更感兴趣。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用这样的论述来同死亡的恐惧作斗争：“论自己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死亡与我们毫无关系……一切好坏都在感觉之中，而死亡则是感觉的丧失。因此，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丝毫无关，能使生而有死的规律令人快乐――倒不是因为能让这个认识为生命无限增加时间，而是因为它能消减对长生不死的渴求……有人说他怕死并不是因为死之将至会带来痛苦，而是死会使前来者痛苦，说这话的人是愚蠢的，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并不打扰人的存在，那么在该物还在等待的时候，悲伤便是枉然。如此一来，恶中之最的死亡便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不存在，而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又不存在了。这样，无论与生者还是与死者，死亡都毫无关系。因为对于一种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而另一种人，则已经不存在了。” 罗马人和希腊人则不顾那些信仰和哲学论断，而把死亡捧上了天，认为死得最光彩的，是那些赴汤蹈火或杀身成仁的英雄，或是被推翻的帝王。丹麦神学家克尔恺郭尔在《死之厌倦》一文中写道：“基督教是唯一知道什么是不治之症的人。他从基督教吸取一个自然人最为缺少的勇气，这种勇气是连同对极端可怕事物的畏惧作一起获得的。因此，我们常常被赐予勇气，而对大危险的害怕则使我们下决心对抗较小的危险；对唯一的危险无止境地害怕，会使别的一切不复存在。而基督徒最可怕的一课，就是要学会诊断‘不治之症’。”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对死亡的恐惧中大大掺杂了对死人世界的恐惧。在人的意识中，这个世界同活人的世界一样真实。“彼界”的人格化，其对世间生活的积极“干预”，直至死人在活人眼前的真实显现，一方面加深了人对于冥界的害怕和恐惧，另一方面又赋予这个世界以熟悉的特征，使存在的这两个拟态心理接近。中世纪史学家古列维奇指出：“在中世纪人的观念中，死亡并不是人存在的终结，不是完全的结束。我指的不是基督教那个显而易见和真谛，即肉体的生命终止后还有不朽的灵魂。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情，即人之间的联系是不会被死亡中断的，死人具有同活人交往的能力。死人保持着活人世界中的利害关系，并为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或改善自己在冥界的处境而访问活人世界。死人世界能对活人世界发生影响。活人世界反过来也能对死者的命运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更晚的启蒙时代，人的意识被表现为一只空的容器，由经验往里面注入生活的内容，其中也包括对死亡的理解。心理上的差别自然取决于世界观的取向。与基督教不同，自然神论者否定人本性中的原罪（恶）――人因这种罪而要遭到死亡的报应。相反，他们认为人生性本善（公元前400年中国哲学家孟子就说过），只是由于生活的环境和不完善的社会关系，将人推向了一句著名的拉丁语所说的状态――“人对人是豺狼”。因此死亡并不是一种报复，可以既不害怕死亡，也不畏惧地狱之苦，因为就连上帝也并非《旧约》中虚构的人物，他更像一名钟表匠，曾造出一座宇宙钟，并上紧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发条。活计一完……就把这只钟给忘了。泛神论者也这样毫不客气地否定了神圣的三位一体――他们认为上帝是融化在世界的每一个粒子里的。叔本华认为建立在本能上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生存愿望”基础上的世界，并不配作它的本身，因为它是被割裂为大量“小意志”的，其中的每一个意志都意欲把自己视为神。如此，承认“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谬论，承认在可能有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世界，而是一个糟糕的世界，岂不更诚实？因此，他离自戕的思想就只差一步了。 叔本华的继承者尼采在自己的书中将死亡的思想像发条一样上紧，他以权力愿望取代生存愿望，试图以这种方式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之于他不是无定形的东西，而是行动的接触传媒，是世界竞技场上能激发人鼓足全部生命力的天才拳击陪练员。他在《快乐的科学》一文中确定自己的状态说：“死亡的思想我得自于生活在迷宫里的令人忧郁的幸运，这座深宫里街巷如织、人欲横流、喧声不绝。这里每一个瞬间，都有多少享乐、贪婪，能见到多少人被向往的生活和对生活的陶醉啊！然而，对于所有这些嗡嗡嘤嘤、渴求着生活而活着的人，不久将会有如此的宁静来到！瞧吧，每个人后面都站着他的影子，他那幽暗的伴侣！……而且，大家都以为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都等于零或几乎近于零，不久的将来即是一切：这种压迫、这种叫喊、这种自我震昏和自我欺骗皆出于此！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未来世界的第一人，但仍然只有死亡，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对所有人才是共同的未来，而且是他们唯一可靠的东西！” 另一名经验论气质的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俄）曾责怪尼采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评论太轻蔑，终生热衷于死亡的“自然与非自然”问题。舍斯托夫把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同死亡“迎头”相撞的榜样。他试图复现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迫自杀后的内心状态，他说：“……在这位导师当着我们的面死去的时候，未必就会有谁想到死亡根本上就是自然的。那时你只会想到不自然的事物，想到超自然的事物。难道我们可能会确信自然的事物会比超自然的事物更有权能、更加强大吗？乍一看来，这种事物更容易理解，更可以想象，离我们更近。然而无论是乍一看来，是容易理解，还是可以明白又有什么用呢？苏格拉底可是被人毒死了，这人可是不复存在了！当然，‘自然的事物’不会引起人的不安，容易忍受、接受，而对于超自然的事物来说，打开灵魂则是无限困难的事情。只有在大恐惧面前，灵魂才会决定对自己作出努力，没有这种努力，灵魂永远不能上升到日常现象之上，死亡的丑陋和对人的折磨，迫使我们忘记一切，甚至包括那些我们‘一目了然的真理’，迫使我们随新的现实，去那些在此之前仍是阴魂鬼魅栖身的地方。”舍斯托夫钟爱柏拉图，在他的著作中，他都要提到这位古代思想家的言论，说哲学乃是死亡的准备。后来他又改变了说法，死亡乃是哲学的准备。确实如此，死的能量(混沌)供养生(秩序)。所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死是要比生重要得多的现象，因为正是死使生命得以生，并将它人格化。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的存在是“对死亡的存在”（试比较克尔恺郭尔的“厌倦死亡”）。这个思想既深刻同时又浅陋。不过克服死亡要比检定死亡使我们感兴趣得多。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向我们保证能克服死亡。因为，假如能克服死亡，便没有存在的“自己”，只有“非自己之物”，只有匿名的存在，也就是基督教徒所称的“与上帝融于一体”，也就是佛教徒所称的进入“涅槃”状态。这无论如何不能造出有自我意识，并心怀狂妄人类中心论的“人”来。 20世纪的哲学家一般都有不可思议的唯我主义毛病，他们以孩童般的狂热摧毁了他们的前辈建在沙地上的城堡，并筑起自己的空中之城，这是一种用自身的废料来发生新思想的封闭循环的生产方式。 诚然，很多哲学家都号召不要在死亡面前妥协，或只是去对死亡的伟大意义作大胆无畏的认识，而应投入“武装”抵抗。20世纪的哲学派别和潮流，将死亡的概念同时间的概念紧紧捆绑在一起，作家们对这一类问题也各抒己见，列夫·托尔斯泰写道：“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会死去的，我们的全部生活就会获得完全另一种使命。人在知道他过半小时就会死去时，便不会在这半小时内去作那些徒劳无益的事，那些愚蠢的事，尤其是那些坏事。然而，离死亡半世纪同半小时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在死亡面前和在现实面前，是不存在时间长短的。” 这话确实还有些道理，就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来说，它没有在乎谁出生了，谁死亡了，它绕着太阳转呀转，转一圈有人死了，转一百圈也是这样，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死去，而每天也有无数的人出生。所以半小时和半个世纪确实是一样的。 伊壁鸠鲁则根本不承认死亡，他说：“最可怕的恶是死，但死却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不存在；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又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却没想到死亡却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死人当然不知道，并且也不在乎了，而活着的人则因为死亡而意识到了它的可怕。其实，人不是对于自己，而是对于旁观者才死的。你信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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