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雨果和巴尔扎克那样写小说吧
刘松萝
过去有一句官话：文学不从属于政治，但也离不开政治。从一般规律来说，这话是不错的。现在，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人们，却理直气壮地倡导文学的商业化，倡导文学为商业服务。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在商业社会里，作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1996年，我在《21世纪与文学》中说：
作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得到解答。在欧美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哈代、狄更斯、巴尔扎克、德莱塞、欧•亨利的作品并没有配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他们的笔下，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发展的英雄——企业家和商人，备受讽刺和揭露。当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并没有人认为这些文学大师阻碍了经济发展进程。有人说，西方经济发达，人们精神空虚。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作家，西方国家将是什么样的面貌，也许类似于日本和亚洲那几个“小龙”吧。
12年过去了，文学界，还有思想界的人们仍然认为上了富豪榜的人是说不得的，对于富人只有阿谀的份。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去阿谀。能够去阿谀的人，于是就有了自豪的理由。
欧美在发展的初期属于野蛮资本主义。欧美的文明也并不像中国的唯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用钱堆出来的。作为反例，没有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中国，把准雨果和巴尔扎克列入失败者，仇富者和心理阴暗者的中国，正像我在1996年所说的，“苦难和贫穷不仅能够磨练人的意志，也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种创伤不是短期可以抚平的。在一些‘暴富’的国家和地区，精神的缺陷随着财富的增加反而恶性膨胀。”
其实不只是中国，欧美国家现在也需要雨果和巴尔扎克。2005年，我在致晚辈的信中说，“社会是需要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今日的世界，贫富矛盾加剧，能源紧缺，环境恶化。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世人最喜爱的艺术却是《哈里•波特》和《指环王》。因此，有识之士应该不中断自己的声音。”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把钱堆成了山就万事大吉了。今年加重的全球金融风暴，巴黎郊区的骚乱和刚刚发生的雅典骚乱，都浮现出《悲惨世界》的阴影。
在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上，虽然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手法，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不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都没有很高的水平。在中国，曾经出现的现代派小说根本就没有达到过能够接受的水平。这倒不是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的过错，而是因为中国的作家缺少追求，不论是跟随政治还是跟随商业，不论是使用传统手法还是现代手法，都没有认真的写作态度，总是希望以题材和手法上的招数来讨巧。
我认为，不论采用什么手法，好作品应该是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雨果的思想和社会责任感就不用说了，浪漫主义的雨果虽然在有些情节的设置上不尽合理，在细节的描写上还是下了工夫的。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建筑的描写就像是一幅幅工笔画。故事读完以后，我们还可以不时地翻看，有关圣母院的外貌和历史仍然吸引者我们。最终的结果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圣母院一起成为不朽之作。
在单纯的写作方面，巴尔扎克更值得借鉴。我看过的译本中，有精美的插图。巴尔扎克对街景和人物的细致刻画，远胜于那些插图。记得一位带学生写生的老师说，画家的眼睛，对于光和色彩的变化，能够比照相机还要细致。我想，作家对于景物的描写，在若干年之后应该与绘画有同样的价值。
手法问题有进化的一面，也有分工的一面。工笔多了，就加一些写意和抽象的。不过，离开了认真的观察和写作，在手法上面花样翻新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问题在于，社会气氛浮躁，作家的心里面长了草，想好好写也做不到了。鲁迅先生曾经对当时的一些国画有所批评，大意是画的不像就是不像，与写意之类的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经历的时代充满了大起大落，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写。在这中间人物命运的落差和人性的表现，提供了杰作得以产生的丰富的素材。不需要过于剪裁，不少事情照实记录就很有戏剧性，就非常生动。像巴尔扎克那样，把一件件的事情记录下来，把一个个的平凡人物刻画出来，时代的全景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即使是缺乏灵气的作家，只要有独立的见解，肯下大力气和死工夫，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大作家和好作品是能够出现的。
朱学勤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的时代风起云涌，为什么没有别人那样的巨著呢？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独立和冷静的观察者，作家和芸芸众生一样，都在随波逐流，都在身不由己，都在欲望的漩涡中挣扎。
总之，中国需要有些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良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需要有些作家具有巴尔扎克那种冷峻的目光，细致的观察力和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
当然，作家的第一要务还是生存。我只是希望，已经超越了生存层面的作家，参照一下我的看法。
200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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