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署发给艺人入宫的腰牌
升平署戏台
徽班晋京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件盛事，正因为徽班晋京，才有了国粹京剧。徽班晋京至今，已有整整220周年。
徽班最早发源于安庆，徽戏亦称徽调，徽班是指表演徽调的戏班。清代初年，徽调得到当时实力雄厚的徽商大力扶植，迅速崛起，涌现出诸多著名徽班和演员。徽班不仅流行于安徽境内，而且很快传播到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长江沿岸各地，影响颇深，被时人誉为“安庆色艺最优”。
明末清初时期，京城以昆曲最为盛行，由于它表演于宫廷与贵胄府第，辞藻日益华丽晦涩，脱离广大市民。至清代中叶，昆曲势微，时有江西的弋阳腔传入北京，经过一段时间演变，被称之为京腔。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名伶魏长生的秦腔进入京城，火爆一时，据《花间笑语》载文：“自乾隆己亥魏婉卿(长生)来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随之又有柳子腔、山西梆子等，逐渐在京兴起，从而形成与昆曲竞争的局面。
清乾隆帝曾多次巡视江南，看了许多地方戏曲，对徽戏甚感兴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旬“万寿”之时，耗费巨资大搞庆祝活动，选调各地戏曲名班、名伶晋京演出，便是“祝寿”内容之一。时有浙江盐务江鹤亭，组织余老四率领驰名江南的三庆徽班首先晋京，参加祝寿活动，著名徽调花旦高朗亭(艺名月官)时年16岁，随班晋京。徽调历史悠久，剧目繁多，曲调悦耳，武打火爆，其中旦角百余人，且扮相俊美，表演细腻传神。徽调唱腔以二黄调为主，另有拨子、吹腔、四平调、地方小调等。三庆徽晋京后，在京城的舞台上崭露风采非常活跃，极受观众的追捧。庆寿演出后，他们没有回安徽，继续留在京城各大戏园献艺。当年晋京的仅是三庆徽，因为徽剧受到北京观众的青睐，次年始又有四庆徽、五庆徽等小徽班陆续晋京。9年后，已是嘉庆四年(1799年)，苏州的“四喜”、湖北的“春台”两个徽班晋京。13年后，扬州的“和春”徽班(一说为庄亲王府所组)方晋京。当时的广和楼、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等戏园子每演戏均以徽班为主。因三庆班擅演整本大戏，故事性强；四喜班以文戏见长，悠扬动听；和春班的武戏精彩，开打火爆；春台班以童伶为主，朝气蓬勃。因四大徽班各有千秋，特色不一，故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娃子”之谚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老艺人卒于京城，灵柩不便运回原籍，便在城南荒芜之地购置了梨园义地，长眠于此。
清王朝因崇尚昆曲，将其尊为“雅部”，对徽调、秦腔等地方戏曲贬为“花部”，曾于清嘉庆三年(1798)下令禁演地方戏，但取缔不掉，便禁徽班使用弦乐，改用笛子伴奏来要挟，但有生命力的戏曲艺术，已深入人心，是压制不住的。徽剧不仅在京城站住了脚，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更加危及昆曲、京腔的地位，形成了“时尚黄腔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的局面。
在戏曲史上，“徽班晋京”后又出现了“徽汉合流”，汉戏又称楚调，现名汉剧，是流行于湖北的地方戏，以西皮、二黄两种声腔为主，但更侧重西皮。清道光八年至十二年(1828-1932)，一批汉戏名伶陆续进京，据载约有四喜官、米应先(米喜子)、李六、王洪贵、余三胜、龙德云、童德善、谭志道等。当时徽班已负盛名，汉戏若单独成班，难与抗衡。由于徽、汉两个剧种在声腔、表演等方面都有亲缘关系，所以汉戏演员晋京后，大都加入徽班演出，形成了徽汉合流、皮黄合奏的新颖局面。在竞争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又融化了北京地方语言特点，从剧目、唱腔、表演、伴奏等诸多方面，广泛吸收了昆曲及地方戏的长处，又有了迅猛的演变，更加满足了观众的欣赏要求，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逐渐被时人称作为“京调”或“皮黄”，这就是京剧的基础与雏形，自徽班晋京后，历经几十年的演变、孕育、发展为一个新剧种——京剧。
京剧大约形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因此，它的历史仅有170年左右。虽然叫“京剧”，但它不能算北京的地方戏，，在今日的京剧韵白中，仍保留着徽、汉字音。随着京剧的繁荣与发展，四大徽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第一代的京剧演员有：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卢胜奎、王九龄、薛印轩、龙德云、徐小香、胡喜禄、罗巧福、谭志道、郝兰田、庆春圃、黄三雄、杨鸣玉、刘赶三等。京剧自诞生以来，曾用过诸多名称，先后曾名：乱弹、黄调、京黄、京二黄、皮黄、二黄、大戏、平戏(北京曾称北平)、旧剧(相对话剧而言)、国剧、京戏、京剧等。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贺乾隆帝八旬万寿，京城大搞庆祝活动，并选调各地戏曲名班晋京献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安徽的三庆徽班，极负盛名，并在京城安家落户，随之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徽班晋京，史称“四大徽班”。自徽班进京后，历经几十年的演变诞生了京剧这一享誉海内外剧种，被称之为国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