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与盛唐边塞诗歌（之一）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有了国家，就有了疆界。疆界总是相对的，随实力消长变化。要保卫领土，抵御侵略、要开疆拓土，扩大版图，战争就不可避免。
有战争，就有牺牲。马革裹尸，醉卧疆场，是牺牲；“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庾信《寄王琳》），“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是牺牲；“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杜甫《兵车行》），是牺牲；“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依然是牺牲。
唐人面对战争，面对牺牲，更有那种历史上仅见的雄壮、恢宏、洒脱、豪迈，对成功的追求、对边关的向往、对死亡的蔑视、对艰苦的旷达，慑人魂魄，令人敬畏和神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之四》）、“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永王东巡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之二》）“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些声音，代表了唐人的人生、理想、价值和追求。
盛唐的边塞诗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之一，也是盛唐气象的集中表现。
一、先唐的边塞诗歌
战争，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之一。边塞诗歌，（不完全是战争诗歌）以反映战斗战争、建功立业、边塞生活、西北风情、边关与内陆的离别相思等等为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上可溯至《诗经》。
1、《诗经》时代的战争边塞诗歌
《诗经》中有大量的战争诗篇。
《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第二章“与子偕作”，第三章“与子偕行”，就颇有唐人诗歌的英雄主义气概。
《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对战争的持久、艰苦、与亲人的阻隔等方面情感，把握和反应都相当充分。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鄘风·载驰》、《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商颂·殷武》都是战争诗篇。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诗歌所展示的威武气概、同仇敌忾的义愤和爱国精神，却浇灌了后世的类似作品，养育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2、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以反映边地战争的艰苦和征人思妇的相思之苦为主要特点。诗歌体裁以乐府诗为主。代表作品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徐陵《关山月》、王褒《渡河北》等。
代表作首推“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住。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人分别以旁观者的口吻，边疆战士的口吻，家中思妇的口吻，真实的诉说了边塞徭役征战之苦，反战厌战情绪浓厚，语言素朴，构思独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边塞诗风格。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所积累的怨气可见一斑。
3、隋代的边塞诗
隋代的边塞情结在当时社会比较普遍。边塞题材成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甚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虽数量不多，也无一流作家，但促进了边塞诗的发展和边塞诗被社会重视和接受程度。一些诗题更加固定，如《从军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出塞》等。
其中，卢思道的《从军行》应为此时期代表。该诗为七言歌行体。把塞外肃杀的气氛和征人怀乡，思妇闺怨的情思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流畅，对偶工整和谐。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长风萧萧渡水来，归燕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整个意境已经从汉魏六朝的厌战中走了出来，虽然也是肃杀边关，战场硝烟，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态势初显，隐约有些唐音了。
二、边塞诗歌映照下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其实概念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解读。文学、历史、书法、绘画、舞蹈、音乐、军事、外交、宗教等等都必称“盛唐气象”。
就盛唐边塞诗来说，它在情调上既可表现为积极追求功名的英雄气概，但也不排斥儿女心肠的描写，不过这种儿女心肠的描写无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丰满、更真实。王昌龄在《闺怨》诗中写到后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觅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见“”杨柳”时的心情波动，并不代表她正常时候的情感。可见边塞诗即使以闺怨的形式出现，也不减其英气、锐气、豪迈之气。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
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
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
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
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强大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社会历史、理解盛唐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真正理解盛唐的诗、理解自信、恢宏、洒脱、壮美的盛唐之音。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经年持久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等的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很了不起。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也不乏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高适《燕歌行》）
有的诗人还能超越交战的敌我立场，以一颗宽阔的胸襟，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表达外族士兵的思乡情节，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
“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是无战的闲适与安详。“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是胡人子弟思念家乡。
唐人边塞诗歌更有反映和平时期边关军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文化交融的胡汉一家亲情景，殊为难得。“军中置酒夜捶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是军民和谐相处、甚至是交战双方在停战其间的兄弟般沟通交流。
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的何等快意的生活！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李益《塞下曲》）的横扫一切的英雄气概和“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仍主张为国尽节、血染勋业，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
至于“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
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
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
盛唐边塞诗歌，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
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枯骨和春闺温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不乏血肉横飞，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感到惨、悲、苦，相反令人生出壮、雄、烈。催人奋进，迫人奋发。
盛唐时期，国运强盛，边塞诗通常有着昂扬向上的基调。“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烈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这就是边塞诗歌映照出来的盛唐之音。这就是诗人们能够“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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