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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壁画墓浅论 [原创 2009-06-13 23: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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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群雄割据的时代，处于从统一陷入分裂，又为新的统一积累各种条件的大转折时期。严酷混乱的政治军事环境一方面对社会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一方面使人口大规模迁徙，不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彼此激荡，为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墓分布地域广泛，等级差别明显，图像内容多样，造型栩栩如生，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美学价值。
一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的发现、研究史概述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迄今已有80多年的研究历史。 1915年，英国籍历史学家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墓地时，就曾发现4座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这是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的首次发现。抗战时期浙江东关上虞曾出土东晋“泰宁壁画墓”。1941~1944年，驹井和爱等人又发现了辽阳南林子、玉皇庙墓。1944年，西北科考团在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墓地发掘了十几座魏晋墓，其中发现的翟宗盈墓墓门上有门楼式照墙、雕砌斗拱和门阙并嵌有彩绘画像砖。这些发现大都没有完整的报告。 20世纪50年代，被学者们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数量大为增加，如辽宁辽阳三道壕、辽阳上王家村墓、甘肃酒泉下河清1号墓等，其内容丰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数量较多。例如1977年发掘的丁家闸5号墓规模就较大，可能属于西凉或北凉时期。1978~1979年在河北磁县大冢营村发掘的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闾吒地连墓，该墓较完整地保留了墓道、甬道及墓室内的壁画。 20世纪80年代，北朝壁画墓的材料继续增加。1987~1989年发掘的河北磁县湾漳大墓规模空前，墓道有宏大的仪仗壁画，据推测为帝陵。1983年在宁夏固原深沟村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墓的发现，填补了北周壁画墓的空白。此外，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壁画墓、湖北襄阳贾家冲南朝墓、敦煌佛爷庙湾133号壁画墓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上述发现大都发表了简报，少数重要的墓地或墓葬还出版了发掘报告专集，另外所出版的一些印刷精良的图录，图版清晰，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魏晋南北朝墓葬的发掘”一节和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魏晋北朝墓葬”、“吴晋南朝墓葬”等词条对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梳理。1989年汤池在《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卷中发表《汉魏南北朝的墓室壁画》一文，对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按照时代和地域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且注意到了这些墓葬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差异。1993年杨泓发表《南北朝的壁画和拼镶砖画》，对南北朝的墓葬壁画内容、布局、所反映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外，有较多美术通史和专史著作也对这一时期的壁画墓进行了介绍。 综上可以看到，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壁画墓资料的积累已较为丰富，可以初步反映出这一时期壁画墓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发掘出的壁画墓数量增多，对壁画墓的墓葬年代、墓主、壁画题材、墓葬个案、艺术价值的研究也日臻完善。 二 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 研究壁画墓就不能不研究图像。魏晋南北朝壁画墓中最早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题材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墓葬年代与墓主人；二，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生平和思想；三，讨论绘画风格和粉本作者，此外还涉及技术渊源和社会文化风尚等多方面。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被发现之前，六朝绘画史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绘画理论的探讨，而对绘画作品的研究无法展开，其主要原因是实物资料的缺乏，因此这些砖画的出土，在某种意义上也填补了六朝绘画史的空白。 自战国开始，庙堂壁画就出现了历史人物的题材，汉代以后在壁画中绘贤王忠臣、孝子烈女的更是蔚然成风。南朝时期，墓葬中的儒家样板逐渐被竹林七贤等高人逸士所取代。研究者一般认为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几座大墓为南朝帝陵。有些学者指出，画像表现了死者对于这些著名人物的尊崇和对士族文化的仰慕。例如北齐《朱岱林墓志铭》中就称死者生前“结四子七贤之交”从墓葬等级来看，七贤等高士题材不仅出现在南朝皇帝的陵墓中，在下至中小官吏的北朝墓葬中也有所发现。从地域来看，这类画像题材不仅在南方流行，而且影响到了北朝的墓葬，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山东地区北齐墓壁画屏风中绘有高士的形象。这类题材如此广泛的流行，使我有理由认为除了七贤的名士魅力之外，应该还与当时的丧葬观念有关联。 据文献记载，当时很多著名画家都画过七贤，在粉本创作过程中，高明的画家总是尽量使不同人物接近其原型或文本。但画家富有个性的艺术追求与这些画作在墓葬中的象征意义不能完全等同。如果说名家笔下的粉本可算作文人艺术的产物，那么它一旦被复制到墓葬中并流行开来，就必须具备为公众所普遍认可的意义，尽管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属于不同文化层面，前者要突破陈规，后者要契合共同观念。因此就画像与墓葬关系而言，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并没有多少意义。实际上，这些画像既非叙事性的，也与宗教偶像不同，他们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明星照一样，人物只需摆个姿势，观众不十分在乎他们在干什么。奥德丽.斯比罗指出画像中的人物是一种“集合式肖像”，各个不同人物表达了一种相同的“理想形式”。陈寅恪在谈到竹林七贤时也说： “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意。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则非为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 墓葬中的七贤画像又加进了春秋时代的荣启期像。荣启期深受魏晋人崇拜，皇甫谧《高士传》亦列有其名。但荣启期与七贤时代差距甚大，加入这一角色，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求得画像在墓葬中的对称。可见不管七贤、四皓，还是凑足八人，很大程度上是形式的问题。 町田章在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的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例如：吴家村壁画上人物的老人化不外乎是“把作为实在是隐士的竹林七贤，改变为理性境界的隐士和方士”。他啊还提到金家村和吴家村墓在题记上出现的混乱，“对于每个人物党的人名也未予以重视，这不正说明了把全体作为理想的隐士的看法是能够成立的吗？” 笔者认为，古代将历史人物神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不管这个任务原来面目如何，一经神化，便脱离了原来的身份，人们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他求子问病，于是这些人物在艺术中的形象也就逐渐偏离了他的原型。对于南北朝的人来说，七贤、荣启期也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的行为有多麽高玄、思想有多麽深邃，一旦他们的画像和丧葬礼仪结合起来，其价值就只停留在功利性的层面上了。 三 壁画墓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墓的分区情况是基本符合当时的政治地图的。我们可以看到，壁画墓集中的地区是不同时期的几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说明政治与军事的分割对于各地的文化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各个政治中心的不断转移，一个朝代的墓葬往往集中发现在某一区域，随着朝代的更替，壁画墓的分布区域也会发生变化。例如随着北魏政权的分裂，壁画墓所集中的区域便由原来的洛阳转移到邺城和关中等地。 政权分立和军事对峙一方面为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而另一方面，与之伴随的军事征服与人口流徙又常常打破地域的阻隔，推动了各地区之间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之形成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多极整体。因此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对河西地区壁画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联系。同样，南朝与北朝壁画墓也是在互相的影响和作用中发展演化的。在同一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不同的小区之间的壁画墓也有不同的特征，同时也处在彼此的联系中，这一点在对北齐壁画墓的分析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壁画墓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丰富多彩的壁画不仅是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宝贵史料，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关于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相信魏晋南北朝的壁画墓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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