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4 14:49:43我现时住在县城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套四室一厅的楼房，祖孙三代五人住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记得解放初，我十几岁时，在农村住着，听党派来的农村工作干部说，“到了社会主义，家家都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听了那些话，既向往，又觉渺茫，会有这样一天吗？可现在，不仅电灯电话有了，电风扇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也全有了，室内装潢虽不及人家豪华，但宽敞、明亮，厅里是花岗岩地面，卧室里是拼木地板，真谓住得舒心畅快。更要紧的是当了四十年的教师，多年里曾梦想着哪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书房，现在也终于有了，把儿子在前几年里结婚用的一套家具改装成书橱，原先十几个纸箱装着的书，自此也跟主人一样，有了舒适的安身之处了——尽管这是到我退休之年才有的。如今，每天当阳光洒满书房时，我总清静地坐在书房里，看看书报，或是动笔写点儿什么，同时也尽享着阳光的温暖。 “老年人常想既往”，这大概是人之共性。眼前的舒心日子，并没有让我忘记过去，倒是常常引起我的许多思忆。 母亲在世时，曾听她老人家多次说过，她是童养媳，我祖父手里时，家境贫寒，仅有草房两间。祖父母一心想能翻身，熬苦熬累，让我父亲读了几年书，后来父亲当了教书先生。到兄弟分家时，父亲考虑到自己读了书，就不要分房了，家里的两间草房留给了伯父和叔父家，父亲另租房屋居住。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的住处，是山村的一个祠堂里：一座三间屋的小祠堂，既作小学，又作我们的住处。这学校原是我父亲到这里来创办起来的，日本鬼子打来时，父亲把全家人带到这里来避难。祠堂的前厅作教室，几块长条木板用高脚竹马一架就是课桌，再排上几条长凳让学生排排而坐。我们一家人的卧铺就在祠堂后半的神龛下面，里面暗暗的，几乎没有一点光亮。这时在这里教书的是我的大哥，子承父业，因为父亲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逝世了。 日本鬼子的铁蹄竟然也踏进了山庄，而且时不时地从据点里冲出来扫荡、劫掠。大哥无法教书了，母亲挑不起这副家庭的担子，只得让三个哥哥都离开家庭，各自去谋生，一个姐姐送给了人家做养女，只有我年幼，还依偎在母亲身旁。母亲提着个篮子，到茶馆里卖点香烟瓜子之类维持生计。不久，我们住的那个祠堂，地方政府要占作他用，我们只得又搬家了。 我们又搬到了山村后面的另一个祠堂里。这是一个十几户人家共有的祠堂，也是三间屋，背靠着大山，屋后和侧边挖了一条小沟，让山里窨出的泉水和雨天山坡上滚下的水流注入门前的小溪里。它是名副其实的破祠堂：没有大门，院墙是残破断裂的，上面爬满了首乌藤，还长了不少的狗尾草。三间屋敞着，没有屏风，里面也没有神龛。屋顶上四处可见到亮光，下雨天八路漏水。这里的村民十分淳朴、善良，还因为我家与他们是同姓本家，父兄曾为他们办过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也常念着。我们母子眼前生活艰难，他们也诚恳帮助。在我们搬进这个破祠堂前，几户本家先帮忙从瓦砾堆里找出一些瓦来，把东首的一间加盖了瓦，使它不漏水，又从山上砍了些毛竹来，劈成竹片，在这一间的檐下和西侧各扎起一道竹篱笆，用竹篾编起一个片子做这一间的门。一切就绪后，帮我们把一些生活用品搬了进去，而且怜见我们母子，不收我们的房租。 住在这样的屋里，每到冬天，冷风直吹进来，屋里很冷，为挡风，母亲自己动手，扎了一些草苫子挂在檐下竹篱上，又带着我在入冬前就从山上砍了很多柴来，在祠堂中间的空屋里沿篱笆堆放着，这样一则挡风，再则备足了冬天烧饭和取暖用柴。住这样的破祠堂，倒是不愁盗贼的，不过其他的事故却是不少。首先是靠山的房屋，家中潮湿，蛇很多。夏秋时节，夜里有蛇钻进了鸡窝，把鸡咬死之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说不定有时白天也会从屋梁上掉下一条蛇来。我十几岁时，有一次，从山上掏来一窝小鸟，用竹篾自编了一个笼子养起来，原就担心小鸟会引蛇来，夜间我把鸟笼子吊在床前系帐门的绳上，心里想，鸟笼挂在半空，帐门是软的，蛇总爬不上来。谁知第二天夜里，竟有一条一尺多长的蛇钻进了鸟笼子，把鸟都咬死了，天亮了，这蛇还盘在鸟笼里不肯出来呢，真不知它是怎么爬上来的。我有一个小木箱，是专放我爱看的书的，有一次我翻书看，竟然有一条小蛇盘在里面。还有一次，母亲要帮我洗蚊帐，把蚊帐一撤，却发现床后屋角处有一条雪白的蛇蜕，从屋檐角的墙洞处挂下来，直拖到地面，这样一条大蛇，想想也有点后怕，不知它是何时在此蜕的皮，也不知它是怎样会爬到这高处的墙角的。其二是住在这破祠堂里，野兽骚扰的事颇多，黄鼠狼或夜猫子夜间来拖鸡是常事。更有一件不能忘怀的事是：母亲带着我在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上山芋，为要积点肥料，亲戚家送了一只羊给我们饲养。我们就在天井的墙角处钉了几根木桩，围起一个栅栏，上面盖了几扇草苫，算是羊棚，养着那羊。数月后，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夜里，突然“啪”的一声，把我和母亲从酣睡中惊醒，紧接着听到羊子“咩咩”的哀叫，声音很快消失在屋后的山谷里了。我们害怕得也不敢起来看。第二天早上，出门一看，泥地上留着几行比碗口还大的脚爪印，村民说那是山猫老虎（豹子）的脚印，真叫人看了还胆寒啊！那以后的多少天夜里它都来村里骚扰，害得村民白天也不敢单身上山劳作，直到后来有猎人做了一个有活动闸门的笼子，用一只小羊诱捕，把它逮住后，村子里才太平下来。 我们住在那个破祠堂里，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这间屋子也早在土改时正式归为我家的财产。一九五五年，在江西工作的大哥把母亲接去，房屋易主。我在外读书，五十年代末，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邻县高淳，当了农村中学教师，便一直以校为家，住集体宿舍。 六十年代，文革前，我在家乡结了婚。妻子当时是一个单班村校的耕读教师，学校也是在一个旧祠堂里，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新婚最初的几个日子——说不上“蜜月”，因为我们是在寒假里结的婚，几天后，我就又赴外地去上班工作了，更无“蜜”那般的甜美，婚礼十分简单，就是请一些近亲吃了餐便饭，受布票和粮票的限制，只是两人各做了一付新衣裳，床上加了一条新被子而已，这样就已经把全家人一年的布票用光了。没有像样的新房，也添不起什么家具，睡的还是妻子原来那张用竹马架的单人竹片床。 婚后生了孩子，孩子渐渐长大，促使我考虑要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家”——也就是不仅有家人，还要有全家人赖以安身的住屋吧。终于在我祖辈生活的老家地方，买下了两间私人闲置的农房。我的工作，也在组织的关怀下，调回了家乡。那两间屋子，上面盖的是瓦，前后下半截是土墙，上半截是草苫，两边是用竹篾编的篱笆与邻居隔开。不过我总算是又有个家了，母亲也喜得从江西回到了我的身边。可是，命运偏偏作弄人，七十年代末，两次地震，把这座土墙屋震得倾斜了，在一个雨夜里，土墙倒了，亏它是往外倒的，未砸着人，算是万幸。危房不能再住人，一时又做不起新的，只好在门前空地上搭了个窝棚，既防震，又解决了临时的居住问题。不过说是临时，却住了两年多。由于地方小，棚又矮，一家有五口人，秋收后家中还要堆放稻谷等，打铺的地方也不够，幸好两个孩子还小，只得每天在饭桌底下用稻草一铺，让儿女们睡在桌子底下。冬天下了雪，担心窝棚被压垮，有时夜间也要起来扒雪。 两年多过去了，时序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夫妇的工资增加了，家庭经济状况开始了好转，再加上亲友资助，在乡间盖起了三间砖木竹混合结构的瓦屋。有了这房子，全家人真是欢天喜地的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看到自家终于有了像样的住屋，兴奋得颠着一双小脚，在新屋里抚东摸西，不顾劳累地帮我拾掇东西。这一次可谓是我家住宅条件的第一次大改善。 后不久，妻子由民办小学教师转为公办，由农业户转为供应户。这里是县城郊区，土地金贵，我把原来耕种的土地归还到生产队里，托亲戚帮我在县城买了一处旧宅，从此把家搬进了城里。这宅子虽然破旧矮小，但基地有九十多平方米，四周有抗日时期被鬼子烧掉房子剩下的断墙围着。住进城后两年，我把乡间的房子变卖，贴进这两年的积蓄，又把城里的房子翻盖了三间屋：两间砖木结构房，一间砖混结构平顶房，室内均铺了混凝土地面。平房顶有梯可上，我在上面种了百余盆花卉，过去业余总要到农田去转转的精力，现在全用到侍弄花草上来了。看着我侍弄的花草那般娇美、有生机，全家人都很高兴，深感到我们的居住条件已再次改善了。 在那座自建的新房子里住了五年，又一次机遇来了，县里要进行旧城改造，我家住的那一地块要拆迁了。我们到乡间临时过渡了一年，待新建的居民新村竣工后，我们搬进了现在的住处。这第三次家居条件的改变，简直是把我送进了天堂，圆了我一生的美梦。我乐得心情更开朗，以前经常害病的身体也变好了，自己仿佛变年轻了。只是母亲已去世多年，我常常想念，要是她能多活十年，看到我后来两次住家的变化，岂不让她老人家更开心，更得到安慰！ 从窗外透进书房的阳光，照得我身上暖洋洋的。我曾不止一次地独自坐在窗台边冥想：想到这六十余年里家居变迁的情况，在头十几年里是根本谈不上有个自己的家，中间这二十余年里也无力去创造自己的家，是在最近这不满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家居条件连着起了三次大变化，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有改善，叫人更觉舒心。想着想着，我为自己能比老一辈住得舒适而庆幸，有时还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我又问自己，我的先祖、我的父母乃至我的哥哥等，他们的奋斗没有我努力吗？是我的本领比他们大吗？不，不，绝不是，他们是生不逢时！要不是时代的赋予，我亦至多是个穷教书先生而已，我应该首先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我们的党，我也不能忘记在我困难时期资助过我的亲人和乡邻。 （此稿写于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三日，节略刊于《2000年中华老人诗文优秀作品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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