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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星期六，日本的横滨—东京地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车站上挤满了准备外出度假的人们。
11点58分，一向宁静的大地开始躁动不安，很快就演变成疯狂的左右摇摆和上下抖动。人们仿佛成了置身于风暴之中的树叶——无法站立，无法走动，只能听命于大地的摆布。一栋栋高楼大厦经不住大地的剧烈抖动，纷纷摇晃、倒塌。许多人试图逃出摇摇欲坠的房屋，可是摇晃的大地使得双脚不听使唤，最终被倒塌的房屋砸死、砸伤，或者困在瓦砾之下，被随后的火灾吞噬。有些人侥幸逃出了即将倒塌的房屋，却又掉到大地的裂缝中，被冒出的地下水活活淹死。 在日本的田沪山区，一大片山林以每小时90多公里的速度从山上滑下山谷，碾过一条铁路和一个村庄，带着一火车和一村庄的人冲入了海湾，方圆几公里的海水被染成了红色。更悲剧的是，许多幸存者逃到了海边或者船上，以为躲过了这场浩劫，结果随后到来的海啸冲毁了东京、横滨等地的海堤，直灌内陆，这些幸存者连同 8000多艘各类船只以及各种码头、港口设施尽数被吞没……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大地震，震级达到了里氏8.3级。其袭击范围之广、受灾面积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为日本历史上所罕见。这次地震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日本全国约1/20的财富在这次地震中化为乌有。震后日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完了”。 关东大地震促使日本人对自身生存国土的安全感大大降低，生存的危机感大大增强，他们时刻担心自己所在的岛屿有一天会整个沉入海底。日本的统治阶级也认识到，无论其现代化程度有多高都无济于事，因为它所立足的国土是如此脆弱和危险。于是，开拓安全的生存空间成为震后日本各阶层的共识，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对面的大陆，那里有个羸弱可欺的国家——中国。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当时落后贫穷的中国官方和民间一共拨款和募捐了34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支援日本救灾，政府还下令暂免食品、药品、卫生材料等商品出口日本的关税，号召百姓忘却甲午战争的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尽管善良的中国人如此以德报怨。但日本人还是将罪恶黑手伸向了中国。 地震刚刚结束，日本就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动，军人出身的强硬派开始取代明治维新以来的开明派掌握政权。为了转移民众视线，平息灾后人心浮动的动荡局面，新上台的日本政府将日本人对灾难的恐惧转化成了扭曲的暴力——为了生存空间不惜诉诸军刀，他们开始磨刀霍霍，准备以朝鲜（当时日本已经吞并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东北。 但这一时期日本正处于大地震后的重建阶段，并不具备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国力，只能通过援助和支持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换取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以及开办矿山的特权，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殖民开发一步步侵占这片富饶之地。 1931年，日本经过8年重建已初步恢复元气，恰逢此时，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损失惨重。这再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蠢蠢欲动的日本军部借机向政府施压，并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之后，为了实现其永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在中国东北的移民规模，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管理机构。 1933年，日本本州再次发生大地震，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造成3000人死亡，这又迫使日本加快了对东北的殖民和掠夺。而且日本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华北。 1937年，日本境内陆震恢复活跃，再度陷入恐慌的日本军方于是又将侵华提上了日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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