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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 小资教母的寻根之旅
游历世界20余年后，上海作家陈丹燕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未到过父亲的故乡广西平乐。在小时候姑姑讲的故事和父亲的回忆录的指引下，陈丹燕终于在去年回到了平乐，“看到”了父亲和姑姑的成长。于是就有了这本《莲生与阿玉》。
■人物简介： 陈丹燕，作家，写作的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关注青少年生活和上海城市变迁，并致力于旅行文学的创作。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曾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非虚构作品《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 52岁第一次踏上故土 上世纪90年代，因为出版了一系列描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的作品，诸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曾经有媒体称陈丹燕为“小资教母”。然而，出生在北京，8岁随父母来到上海的陈丹燕心里却总是感觉自己跟上海有一段距离，虽然不像哥哥那样“排斥”当一个上海人，坚持用一口流利的京腔混在上海，陈丹燕却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上海滩，始终找不到“扎根”上海的感觉。 1993年开始，陈丹燕发现了让她怦然心动的世界。她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四处旅行，伴随着旅行的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陈丹燕都会认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欧洲。陈丹燕有一个叫太阳的女儿，有一位事业有成的丈夫，除了居家写作，她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陈丹燕放下在上海的一切，像个无牵无挂的单身女人那样游走于异国的街头。“最喜欢的是在冬天阴暗的下午时分，喝加酒的咖啡，又热又香，世界为之改观。” 2010年的清明，52岁的陈丹燕第一次踏上故乡平乐的土地，追随父亲莲生、姑姑阿玉的足迹，在陌生却又息息相通的故乡开始寻根之旅。在平乐的街头，她突然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的姑姑和父亲，也曾是和她一样的孩童，也有要依赖的亲人，因此父亲和姑姑在她的书中，就成了“莲生”和“阿玉”。 阿玉与莲生是一对真挚的姐弟，他们终生相依。红色书生莲生，少小离家，从桂林走向延安，从事党的情报工后，因怕连累家里，他先后用过二十几个不同的化名，后来索性就叫自己“化名”，他的名字也从李莲生变成了陈化明（取“化名”的谐音）。一生未嫁的姑姑阿玉，早年为求生在老家苦苦挣扎，中年以后离开故乡，随弟弟一家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阿玉到老年都长着一张安静、纯净的脸，从来没有人知道她如何不断适应自己人生际遇的变化。 经过历时大半年的创作，陈丹燕终于在德国完成了《莲生与阿玉》，写到最后一节的时候，97岁的阿玉在上海因脑中风离开人世。陈丹燕说她有一个私心，希望至少让九十多岁的父亲能够看到书的出版，享受这种愉快。看到新书，“莲生”除了很用心地指出一些错误，还很认真签名送给他的朋友和家里的晚辈，包括他只有四个月大、还没见过面的重孙和陈丹燕的女儿可能出生在某年的孩子。 对话 ·回乡· “完全没有故乡感” ■记者：本书宣传时说到了“寻根”，你最初得知可以回到故乡去看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寻根的感觉？ ■陈丹燕：完全没有这种人们通常所说的故乡感。这是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是夏天脖子上长出了不少痱子，它们的确是你身上长出来的东西，但是却与你没有关系。而且，在我童年时代，阿玉在我睡觉前，讲过无数次平乐的故事，那条叫“大街”的街道，他们家的房子，厨房的灶台，她下河去洗衣服的石头，莲生的学校，学校的石阶，还有石头狮子什么的，我在平乐一一找到这些东西。看到他们出生的房子还在大街上，我很好奇，但没有别人书里写的那种血脉相通的奇异感受，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我的寻根体会。我也看到了他们从小告诉过的他们的外婆的照片，他们的外婆在他们母亲暴病去世后，就是他们家最亲的亲人。我看到她的照片，只觉得眼神熟悉，其他再也没有了。也许，像我这样回乡的人，懵懂和恍惚是正常的感受。
■记者：平乐之行除了身体上的回乡，还有没有更加重要的东西？
■陈丹燕：似乎说不出来更重要的东西。细微的感受都在书中写到了，也许它会是深远的，但它不是那么容易总结出来，说出来的。 ■记者： 从书中阿玉那一章推测，你在平乐待了一周，短短几天给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陈丹燕：我的父亲和姑姑从此成为与我相当的成年人，我能这样体会他们的感情。我不再是个小孩，可以任意撒娇。在此之前，我虽早已成人，但由于一直还是得到他们的爱护，所以常常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对他们还是依赖的心情。看到他们出生的房子，了解到他们青少年在那个边远小城经历的事，他们变成和我一样的人，而不是强大的大人，所以，我开始称呼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用的名字。 ■记者：20年前走出上海，现在又走进平乐，这20年间的一出和一入，似乎暗合了某种精神上的成长与成熟。 ■陈丹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成熟，但是可以说的是成长。 “人真实的感情，不是戏剧化的” ■记者： 书中写到莲生和阿玉对你回平乐这件事没有很强烈的表示，有想过为什么吗？ ■陈丹燕：当时我以为他们已经垂垂老矣，缠绵病榻，一定思乡。不是书上总是说，人到老了，会想念自己的故乡，会想要回去，落叶归根什么的。但事实上，他们不是这样，甚至我做的PPT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看。我想，也许他们在故乡那些痛苦的回忆，让他们抛弃了这个地方。莲生甚至从未想到要“衣锦还乡”之类的。这不光是他的自律，也是他感情上已经真正淡漠的象征。 人真实的感情，不是戏剧化的。莲生和阿玉都是非常客气和真挚的人，他们这样的表示，我想是恰如其分的。 ■记者：你的父亲在看完这部作品之后的反应如何？ ■陈丹燕：很用心地指出一些写错的地方，但是认真签名送给他的朋友和家里的晚辈，甚至他只有四个月大、还没见过面的重孙，这个小孩叫李翼张。我的孩子也要他签名给她可能出生在某年的孩子，他也真签了本书给那个未来的小孩，他叫那个孩子“小崽子”。 我自己的私心是希望既然阿玉没看到书的出版，莲生最好能看到，而且能在他还能感到高兴的时候，享受这种愉快。所以这本书写得急，出得也急。我希望莲生能指出那些我写错了的地方，在书再版时有机会改正。 ·写作· “对于一个作家，书是公器而不是私器” ■记者：以前你写儿童文学，接着开始叙述上海的历史和今天，再后来写旅行游记，似乎每一次转折的痕迹都很清晰。你说过生活的经历不同，会写出不同的东西，而且会越写越厚。《莲生与阿玉》比起以前的作品来说，怎么形容其厚重的地方？ ■陈丹燕：在平乐看到阿玉饱受痛苦的青少年时代的遗痕，心中怀有强烈的怜悯，我想我理解了更多人在血缘上的感情，人面对失去亲人的剧烈的精神痛苦和自己如论如何努力，其实都不能弥补生活给我的长辈带来的创伤的那种遗憾的心情。我去平乐时，正是阿玉病重时，这种感情在有点戏剧化的时间里被加强了。 在我写作的这些年里，我想只有两本书，是放任感情的，一本是《上海的金枝玉叶》，还有一本就是《莲生与阿玉》，这两本书都是个人史，都充满了我私人的感情。在我的写作训练里，对于一个作家，书是公器而不是私器，要表达大众大感情，而不是个人感情的宣泄，这一点一直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不敢说这是我用力写的书。但的确，在这本书里，特别是在阿玉这一部分，我放任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她的离去和她的故乡。 在这一点上，我首先是一个第一次在生活中失去自己亲人的、痛苦的中年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一个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妥当的作家。但是有一点我现在明确，就是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愿意读它。 我很怕读者会害怕，如果有人因此害怕自己经历与我在2010年经历的那些事，我很抱歉。但如果经历过的人因此找到了一些相同，得到了感情上的释放，我会非常安慰。我年轻时，因为一直得到家人爱护，生活得非常歌舞升平。现在想来，真是幸福。 阿玉过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国中部，正好写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我不大在旅行时写文章，这次是因为时差，我晚上常不能好好睡觉。平时我要是睡不着，就起来看书，看电视，这次我心里一直担心阿玉，也有预感，所以就想把想对她说的话写下来。后来，我把最后一节打印出来，在阿玉葬礼时放在她枕头边。我希望自己说的话，能对她有一点点安慰，好像我能送她到她灵魂去的地方，一直送到大门口。 “一个人太年轻，没有足够的功力真正虚构” ■记者：去年《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写作栏目，力推非虚构写作。而你绝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经过大量调查而写出的真实故事。请谈谈你对非虚构的看法。 ■陈丹燕：我的确写过许多非虚构的作品，这不是新鲜的写作方式，是对虚构方式的另一种探索。写作所有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完整地呈现生活和人生的多义性和广袤。 我一直觉得非虚构的作品容易以它现成的真实感打动人，但它也会因为它的真实感受到表达上的局限，如果故事本身的结构不够好，它会显得浮浅。非虚构作品需要认真准备，需要有能力同情，怜悯，用诚挚的态度面对生活中那些不那么能够直面的东西，你能表达它，但没有粉饰或者诋毁，这才是真实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写作的难度不比虚构的作品更容易。 但是，如果一个人太年轻的话，是没有足够的功力真正虚构的。虚构远远不是信口开河。两者我能感觉到的区别，是在于非虚构的作品更需要激情，虚构的作品更需要哲学思考。我大概会渐渐注重虚构的创作，因为我的年龄和创作经历让我有了这种可能。 ■文/张翠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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