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盲目快速城市化30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在不断变大，传说中的“城市病”也如期而至。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两院院士周干峙。 虽然是以学者身份接受采访，但前建设部领导的经历显然使周干峙的思考超越了具体问题层面。他反思了近年来各地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的现象，认为这是理解错误”。对于城市和城市化过程诸多问题的解决，他反复强调，难处并不在是否有解决办法，而在于对问题的认识、在于专家的正确意见是否能够得以表达、并被采纳。 1. 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 记者：我国城市化率接近50%，但现在一些城市已开始为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所困扰，我们是否应该回头检视下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周干峙：我认为城市化根本不是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少数经济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根据国外的资料，就看出了城市化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化趋势的必然性。1980年，南京召开的关于城市规划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就认为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直到报告发出10年后，国家的红头文件才出现“城市化”三个字。后来，城市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到1990年代末期，城市化问题开始普遍。 从国外的经验看，城市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的城市化率就很高。今天，我们对城市化的追求缺乏理性。考核政绩，往往将城市化率作为一个指标，追求高城市化率成为潮流，连县城都讲县域的城市化。这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的结果，意义不大。 记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比较倾向于走小城镇化而不是大城市化，原因是什么？ 周干峙：在中国的国情下，农村的人口能减到什么程度？要保障粮食供给又要农业现代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研究。对于一个大国，农村人口不可能全部住在城市里。那么，城市化就不应只是理解为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要考虑农村的“城市”化。因此，城市化率不是个简单的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大范围的现象，单讲一个地方的城市化没有太大意义，要综合考核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单看城市人口比例大小。 农民工进城是个非常突出、重要的问题，一只脚踏进了城，但不能算都进了城、得到了市民待遇。不少农民工进城，已经十几二十年之久了。但是他们城市化了吗？很多打工保姆在北京成了家，都生了子女，你还不承认她城市化？但是你能承认吗？很显然，我们现在做不到。如果承认，北京一下子就会增加5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住宅、学校、公共设施都跟不上。 可见，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的目标，还要有现实的、可能的条件。除了观念要正确以外，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城市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只凭主观意愿加快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很遗憾，现在有不少地方、很多部门在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农村也出现了盲目盖高楼的现象，农民并不叫好。 我们很难笼统地讲将来不发展大城市，也不能讲都朝着大城市的方向发展，这要看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 2. 解决交通拥堵，关键是科学决策 记者：交通拥堵是中国大城市这几年比较头疼的，北京是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但其交通结构是公共交通、小汽车和自行车步行各占三分之一，你怎么看？ 周干峙：北京交通拥堵与规划有很大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帮北京做规划时，设定的小汽车保有率是百分之十几。于是国家重点建设公共交通，导致道路的密度比较低，干线的间距大、道路占城市土地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几——美国好多城市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东京人口跟北京差不多，小汽车已经700多万辆了，堵车却没北京这么严重。关键是它多方面利用了包括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北京地铁效率不高，换乘太不方便。问题开始不是不知道。问题是决策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太小，而行政干预太多。专家不大敢讲话，从领导角度看，地铁建设完成多少公里就行了；从专业的角度看，还有许多问题。 记者：对于现在出现的“大城市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周干峙：城市化的本意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让生活更美好，现在反倒成了一种口号、目标。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且现在解决手段、条件比以前多，正确的认识是关键。真正的专业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见解、解决的办法，问题是听谁的。另外，要求一晚上就解决，神仙也做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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