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陈佩斯新闻,陈佩斯说吧)，1954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反派电影演员陈强。陈佩斯成年以后，子承父业，也走上了表演的道路。 在《猎字99号》的影片中，陈佩斯扮演了一个特务机构的喽罗。由于形象的局限，陈佩斯早年只能扮演这类反派配角。
当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吃面条》《羊肉串》等小品脍炙人口，成为央视春晚多年雷打不动的“招牌演员”。这些年，陈佩斯在做些什么？笑声背后的陈佩斯和人们熟悉的搞笑形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有幸采访到了—陈佩斯，让我们共同来感受—陈佩斯被封杀后的悲与苦。
现在的陈佩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喜剧演员，他还自己创办了演出公司，率领着一干人马。这些年，陈佩斯把自己的热情都投到了话剧。近十年以来的角色转换，起起落落的人生故事，正是陈佩斯现在引人关注、让人好奇的地方。十多年前，陈佩斯曾经是那个绚烂舞台上的一颗明星。曾几何时，他和朱时茂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几乎每一部都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在1998年春节晚会上留下最后一个背影之后，陈佩斯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留给喜欢他的观众们无尽的遐想。十多年中，人们早已经习惯接受陈佩斯这样的形象：
我的名字叫阿里巴巴
这样的动作以及这样的表情。作为享有盛名的喜剧演员，陈佩斯的丑角形象家喻户晓。但这个滑稽形象背后的真实的陈佩斯，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喜剧演员给别人的印象，一种是那种天性是特别的开朗乐观，特别会讲笑话那种人才能去做喜剧演员，你是这样的性格吗？
就像我前这块玻璃，玻璃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生活里的石英是沙子，我们把它经过加热，然后把它压制成了这样，它是一个强迫性的。所以要找一个更能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只有喜剧。——陈佩斯
这个过程痛苦吗？
像现在高中生要去考大学高考，那种痛苦反侧的经历磨难一样。在经过一番强制性的训练之后，陈佩斯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角色。——陈佩斯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春节联欢晚会刚进行到第二届，这是喜剧小品的形式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轰动。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迅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黄金搭档"，他们创作的小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就在此时，陈佩斯的内心却产生了困惑。成功代表着被人尊重，成功就意味着你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你的身份的提高，也就是被人尊重，但是一个喜剧艺人，他的成功恰恰是被人俯视。自己到底在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追逐什么样的人生目标，这个问题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陈佩斯。
我在河南拍戏《少爷的磨难》，有一场戏光着脚在农村的土地上跑，追汽车，土地上都是蒺藜刺，看不见，脚扎的一片，你还得挣扎着往前跑，还得做戏。导演一喊停，哎呀，疼啊，痛，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来，当你一疼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边上围观的那些老百姓开心极了，笑，非常开心。——陈佩斯
你呢？
我突然想到喜剧为什么使人开心了，就是要你的自我的折磨，我突然想到每一组喜剧噱头都是自我折磨的，或者精神或者肉体的折磨，才能达到被别人笑的效果。在当时的场景上，周围所有人都在笑你那个时候，精神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你的肢体和精神被虐待使人开心，那么这个开心是一种幸灾乐祸的。——陈佩斯
那么你会觉得它道德吗？
这种笑声是道德的吗？我问自己，所以好几年我都非常不开心。——陈佩斯
这是陈佩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小品：《主角与配角》，在这个小品里，陈佩斯不无夸张而又传神地表现了一个普通演员的追求和尴尬。那么，陈佩斯面对观众的开怀大笑，又怀着怎样的心情呢？
心里不开心，但是不开心我又要求证为什么，为什么我疼他就笑。——陈佩斯
也许很多人不会问这个问题。
对，他们自己知道，但是没有再深究为什么。——陈佩斯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做这个的，我喜欢问。当观众们痛快笑着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个演员陈佩斯，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冲撞和痛苦。陈佩斯用了整整5年时间，才想通了这个问题。——陈佩斯
怎么就把自己扭过来了呢。
弄清了喜剧的属性，弄清了他的方法，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一切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陈佩斯
不去考虑它是一个仰视和俯视的问题了吗？
因为我让他俯视我，是我让他俯视我，这是一个技术，这是我的小计谋，使他站在了一个俯视我的角度上，因此他笑了。——陈佩斯
5年的时间，让陈佩斯想清楚了喜剧演员的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惑。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又感受到了另一种压力。1991年，陈佩斯投资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专门投资拍摄喜剧电影。正因为这个举动，他常常被人称为是中国第一批独立影视制作人。在电影中，陈佩斯突破了小品的局限，他的喜剧天分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从1991年到1997年，陈佩斯一共投拍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其中多部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
你当时对自己公司的运作，独立来运作电影的一个预期是什么样子。
预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的作品大家喜欢，只是把市场理顺，市场理顺是最简单的。——陈佩斯
那么等到实际进到这个圈，现实情况和你想象中的差异会有多大？
差异是越做越死，越做越小，路越走越窄。——陈佩斯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你凭什么拍片子，谁让你拍片子了，我们有规定，电影只能这几个电影厂拍，你们自己拍这是违法。——陈佩斯
法律又没有。
那是你违规。——陈佩斯
剧院里头情况怎么样。
情况就更糟，因为他没有市场的规范，于是就瞒票房，偷漏瞒，票房根本是一个黑洞，进去就是一个黑洞。——陈佩斯
喜剧电影并没有给陈佩斯带来财富和快乐，加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封杀风波"，他只能靠不断在各地演出，也就是人们说的"走穴"来维持公司的开支，而他的个人财务状况，也常常陷于窘迫。
当时最困难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有这事吗？
有，不止一次。——陈佩斯
几次？
太多次了。——陈佩斯
当时要交多少钱？
两三百块钱。——陈佩斯
你这么有名，二三百块钱交不出来？
当时确实没有，确实拿不出来。——陈佩斯
有的时候你周转不开的时候，两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陈佩斯
那你当时还笑得出来吗？
精神压力很大。——陈佩斯
这首词的意境其实是很悲凉的，你为什么要把这首词贴在墙上呢。
因为他(郑板桥)和我是一样的，我也有这种心情。 ——陈佩斯
又经历了三年的沉寂之后，陈佩斯开始了又一次转型。话剧舞台成为他新的人生起点。2001年，他和他的公司推出了话剧《托儿》，这依然是一部喜剧作品。
你原来的估计，可能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原来估计是准备赔34万。——陈佩斯
有这样做生意的吗？
那个时候已经无所谓悲和喜了，就是我只是要做一件事，就是喜剧的实践活动。为了这部话剧能够上演，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陈佩斯生平第一次成了一家DVD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用赚来的钱投资话剧。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圈里的朋友也爽快地同意在他的话剧中出演角色。——陈佩斯
原来估计这个话剧，如果演出以后可能会亏30多万，实际呢？
就挣了，第一轮30多场，我的资金全回来了，然后剩下就是干赚了。——陈佩斯
陈佩斯的话剧火了。到现在为止，《托儿》这部话剧已经演出了200多场。加上另外两部话剧：《亲戚朋友好算帐》、《阳台》和音乐剧《日出》，演出场次已经超过了400场。在话剧舞台上，陈佩斯重新找回了感觉。
话剧是表达你对喜剧理解的一种方式吗？
目前是，其实还不是一个最佳的，最佳的当然是电影。——陈佩斯
在你心中还是电影？
对，因为电影它更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当然要比话剧要更广阔，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电影了吗？——陈佩斯
喜剧都是从悲剧悲情的线索延伸出来的，所有的喜剧让人发笑的东西，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陈佩斯
经历了起起落落，走过了风风雨雨，陈佩斯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强烈反差。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性格，却走上了喜剧表演的道路；他竭力地带给观众笑声，但内心却曾经激烈地抗拒过这样的笑。在为人们带来快乐的时候，他自己的简单快乐却是那样的难得。审视自己的情怀，陈佩斯又有怎样的一番。
演艺圈的“另类”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演员都是高消费一族。在这个圈子里，从吃的穿的到房子车子，人人暗中较量、互相攀比。只有每次见到陈佩斯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朴素的穿着、平和的做派背后，是一颗积极进取的平常心。正因为这样，他成了演艺圈中的“另类”。
去年底，陈佩斯被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种种传言“折磨”得疲惫不堪，无奈之下，他在自己的公司召开了小范围的记者会。当时的话题之一是办公室里的一幅牡丹图。当陈佩斯说这是一丛给他带来幸运的“牡丹”时，有位记者问:“您身上穿的棉线衣的花纹也是牡丹吧?”于是，众人的视线转移到了这件略显松垮的棉线衣上。陈佩斯说:“这件棉线衣有十多年历史了，还是1990年前后，我爱人给我买的出口转内销的，那次刚好赶上大甩卖，就买了一堆。前些日子，老茂(朱时茂)看见我穿这件衣服，他还问我:‘这件棉线衣还穿着呢!’其实我特别爱穿旧衣服，穿着随便、舒服。这件棉线衣和一条蓝色的裤子可是立了大功的，陪我转战南北，历经了好几部电影呢。”
夏天见到陈佩斯时，他通常穿的是麻上衣，脚蹬一双黑布鞋，肩上背一个布书包。他曾经以“环保大使”的身份在央视的访谈节目中倡议:“希望每一位公民都不要穿羊绒衫。羊绒出自山羊，大家可能不知道，山羊吃完草以后还要刨出草根吃掉，导致土地沙漠化，而羊绒衫的价格并没有把破坏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加进去。”
谈到环保，陈佩斯这个“环保大使”的称号可并非徒有虚名。“1979年，我下乡到内蒙古。当时，那里的条件很恶劣，完全是沙漠。我在那里呆了4年，就从没吃过饱饭，整天黄沙蔽日，但实际上这块地方在汉朝时还是水草丰美的乐土。那几年的经历使得我对环保的认识太深了。”1988年，陈佩斯在北京西北昌平和延庆之间的山区承包了一座小山搞绿化，“租期”40年，现在他已经在山上住了十多年。他每年都会组织亲朋好友去他的乡居采摘，一去就是四五十人。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让妻子给大家做饭吃，而且尽量不用一次性的餐具，回城时还会将不可降解的垃圾带回，绝不丢弃在山上。
“我的钱不多不少刚刚好”
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陈佩斯有一个观点:“有些人的苦恼是缺钱，也有一些人的苦恼是钱多了不知道怎么花，所以会干一些糊涂事。而我的钱恰好够用，用来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多不少刚刚好。”可能有的人认为陈佩斯不上春晚，去做舞台喜剧，是因为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陈佩斯解释说:“为了做好舞台喜剧，这几年我损失了两千多万的个人收入，我现在只是一个中下等收入的普通中产阶级。”陈佩斯粗略地算道:“我自己走穴一次也能收入十几万，但现在我们一场演出一共才卖十几万，这其中包括演员的报酬、付给演员单位的钱、演员的保险等等。”
陈佩斯至今开的还是一辆桑塔纳2000，已经开了6年，之前他开的是1994年买的一辆普桑。其实，陈佩斯在演艺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曾是演艺界最早开上车的一批人，当时大家开的几乎都是夏利，他就开上了拉达，那辆车是在1988年买的。之后，因为一个朋友有了一个进口指标，他才在1994年换了那辆进口的普桑。那时，他就和妻子明确了自家的购车理念：“车这东西永远也没有止境，因此，买一辆能够满足现有需求和公路条件的车就行了，大排量的车对能源的消耗太大。如果为了公司的门面需要一辆稍好一些的车，就以公司的名义买，咱们自己把车定位在这个档次就行了。”
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住的是别墅，而陈佩斯十几年前因为没地方住就搬到山上，和当时怀孕的妻子带领当地老乡盖了一所房子。现在，虽然他在市里有房子了，但也只是普通的公寓。
对于吃穿住行，陈佩斯奉行的标准就是“够用不浪费”，但在艺术上，他却是从不满足。的确，不是每个演员都能顺利实现从影视到舞台的转型，这方面失败的例子不少。近几年，戏剧舞台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玩票，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陈佩斯这样一部接一部，这么专注投入。大家看到的喜剧《阳台》，是他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在山上潜心创作的。用4年时间坐下来写一个剧本，对于一个明星演员来说，意味着丢掉几百万元的走穴收入!有这份恒心的人在演艺圈里称得上凤毛麟角。
为什么离开春晚
去年年底，网上一度流传陈佩斯和朱时茂会重返春晚演小品，更邪乎的是连小品的名字都起好了公布出来。还有人说，陈佩斯会辅导一个小品上春晚，当然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的愿望。但这些传言整天困扰着他，最后陈佩斯不得不声明:“我每年一到年底就总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今天我正式说明，我和春晚不再有任何联系。春晚办了20多年了，还拿我们这些人来炒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受人关注。我觉得很无奈，也很可悲，挺没劲的。”
说起和春晚“掰”的旧话，陈佩斯到现在还有很多话要说:“最早是1988年演《狗娃与黑妞》的时候，我就和央视春晚的导演说过要求单机拍摄，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结果没人听。后来到了《警察与小偷》，我又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那时已经有电视墙了，单机拍摄营造的气氛更好，结果还是被他们删去前面特别精彩的一段过场戏。结果观众看到我们的小品不满意，连我们自己也不满意。经他们一弄，我们的创作至少缩水50%。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陈佩斯说，他还曾建议春晚考虑增加高科技魔术等节目，但这些点子都没能被采用。
“我已经8年没有上过春晚了，这对电视观众来说也许是个伤害。从我内心来说，希望春晚好，可春晚还是和以前一个面孔，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认为，第一，春晚应该每年吸取新的艺术形式，开拓出新路，培养观众新的欣赏习惯；另外，应该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春晚总是那些大型歌舞，大规模的华丽场面，在我看来那都是最简单的，没技术。好的节目，内容和高科技要结合起来，这才是最难的。”
推广中国人自己的喜剧
从5年前开始，陈佩斯由《托儿》走上戏剧舞台，当时因为很多观众以前没有亲眼见过陈佩斯，所以票房一下子特别火，在全国各地的46个城市巡演都很受欢迎。至今，《托儿》演出118场，创造票房3700万元，收入超过1000万元。接下来的音乐剧《日出》、喜剧《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阳台》至今巡演了70多场。这些数字，就是专业的话剧院团也未必能做到。
从《托儿》之后，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大道文化公司，专心做戏剧。促使陈佩斯一直做话剧的动力，除了他的公司已经实现良性运转，还由于他做的话剧都承载了一些社会责任，对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荒唐现象加以讽刺，使陈佩斯找到了和观众交流的途径。
陈佩斯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他在戏剧背后花的工夫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他在创作《阳台》剧本、体验生活的时候，就干脆和包工头一起“滚”在工地上。《阳台》描写一个小包工头所遭遇的荒诞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很敏感的贪污腐败和“三农”问题。对于农民的生活，他说自己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8年前调动工作，有一阵子他是“无房户”，索性就到北京郊区的山上买了块地。“我原来下过乡，盖房子泥瓦匠的活我全会，而且我有底层生活的情结，所以就建了几间瓦房。在农村生活这18年，我亲眼目睹了农民从穷到富的过程，也体会到农民的切肤之痛。”
谈到创作喜剧，陈佩斯毫不忌讳地谈起了自己曾经失败的经历。他在春节晚会上演喜剧小品，很早就开始出名，但他说真正摸着喜剧的门槛，明白喜剧是什么，还是在6年以前。“以前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拍影片《太后吉祥》的时候，做完了，我知道全错了；拍影片《编外丈夫》的时候拍到一半，我知道错了，恍然大悟但改不了了；这些电影都是我痛心疾首的教训。”当时，陈佩斯非常苦恼，因为评论界对喜剧的研究一直是缺失的，甚至连喜剧的基本定义都没有，更不要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陈佩斯研究了卓别林所说的“喜剧就是窘境”，他认识到“错位产生喜剧的效果，比如《警察与小偷》就是一个典型的错位喜剧”。在慢慢发现门道之后，陈佩斯说:“终于豁然开朗，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搞《阳台》的时候，我抛开意识形态的东西弄纯喜剧，一下把每个人物都找准了，那真叫漂亮!”
现在，只要是上演的戏剧，陈佩斯几乎每台都看，看过之后就回家总结琢磨。看到有不少国外的喜剧作品出现在我们身边，比如《憨豆先生》，陈佩斯认为是“流水线”作品，创意不大。他表示，虽然引进、移植国外经典的喜剧也是一条不错的路，但更希望有人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喜剧，推广中国的喜剧，最终让中国的喜剧成为世界喜剧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