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谬误胡聊
常识与谬误是一对兄弟。在一些人眼中，有些事情乃是常识，而到了另一些人眼中，同样的事闻所未闻，说错做错也便难免，于是成了天大的谬误。
认为季羡林是国学大家便是一种谬误，因为季先生一生主要的研究都围绕古语言开展，是研究不同文明文化交流的专家，而这些都与国学关联不大。
比如季先生掌握古今多种语言，甚至精通早已失传的古语。1974年，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残本在新疆地区被发掘，80年代初这部著作被送到季羡林手中，因为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把它翻译出来，并进而研究。1998年，季先生把对这本书的研究的成果集结成书名为《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先生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弥勒”一词并非翻译自印度梵语，而是翻译自吐火罗文。这就勾勒出一条佛教东传的线索，中国的佛教最初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通过西域地区传入。而“弥勒”的概念又是从伊朗一带传入印度教，再由印度教引入佛教的。通过对词语的研究，谁能想到，我们今天信奉的大肚翩翩，光芒四射的弥勒佛，竟然和犹太、天主教所说的未来救世主弥塞亚竟然是同源的。
再如季羡林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糖史》，被以讹传讹，经常被写作《唐史》，误写者想当然认为季先生是国学大家，研究唐代历史自然再合理不过，这不过是又一个谬误。早在19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季羡林又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有一篇残经写卷背面写着制造“煞割令”的方法。他马上认出这就是梵文 sarkara 的对音，并推断蔗糖在唐代传入中国。后来，季羡林又发现，印度有一种糖叫“cini”（中国的），这说明印度的制糖术在某个历史时期也受到中国制糖术的影响。这些发现引起了季羡林的极大兴趣，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为了编写《糖史》一书，季先生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古代典籍，因为很多典籍尚没有输入电脑，为了找到有关于“糖”的蛛丝马迹，只能一行行的翻阅原本。《糖史》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有人粗略统计，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近两年中，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季老回忆当时的经历写道：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这便是“学问”的意义和“做学问”的态度。
就在众人为季先生的离世惋惜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则新闻。清华的硕士毕业生，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毕业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与在《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5期王宇等人发表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多处雷同，周森锋于是被指学术舞弊。周森锋被关注是因为其29岁年轻市长的身份，而之所以能成为最年轻市长，是因为政府名校高学历引入计划。基于常识的判断，我们认为一个市长是否合格，与其名校身份，学历高低毫无关系，衡量市长的优劣，与其产生的选举过程是否合法，在任期间的业绩有关。媒体炒作周市长的名校身份，便是谬误。而作为一个毕业生的优劣，常识告诉我们，你的学术水准高低乃是由你发表论文的质量决定，你的学风是否稳健务实，是否有建树决定。有好事者为周市长辩解称：清华的学生这么忙，每天除了读书还要应酬很多，论文不抄袭根本应付不过来。这便是天大的谬误了，即便房地产研究不及季羡林糖演变研究之深奥，即便无需如季先生逐字翻阅古籍原本耗费两年之功，也需要把房地产真的当作一门学问，仔细研究一番再发论文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