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长安先后失守，唐玄宗仓皇“幸蜀”。从离开长安，到得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主动逊位，唐玄宗一直是大唐政府唯一合法的“掌门人”。这期间，另起炉灶当了皇帝——是为唐肃宗的太子李亨，说句不好听的，我以为他的即位根本谈不上即位，倒像是趁火打劫，说穿了就是篡行，而且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篡行。《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详细记述了大臣裴冕、杜鸿渐等人解释太子李亨即位的三个理由，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故意寻找掩人耳目的借口和冠冕堂皇的依据，为太子李亨的篡行开脱。 第一个理由：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这个理由是另外两个理由的基点，说的似乎很实在，意思是，国家发生了叛乱，玄宗皇帝已经无法驾驭这种局面，跑到了蜀川避难，他的那把交椅就算让出来了，作为皇太子，在这个时候即位，替父皇分忧、为社稷排难，是顾全大局、理所当然的选择。 客观地说，时任皇太子的唐肃宗，尽管被唐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全权负责收复两京、平服叛乱事宜，但新官上任，不一定有足够的号召力，因此，想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替父皇分忧、为社稷排难，就非得另起炉灶，自己当皇帝吗？照这样的逻辑，唐玄宗的其他儿子不都可以打着这样的“旗号”另立中央了吗？ 而且，就算唐玄宗“移幸蜀川”是出于被迫，但“移幸蜀川”并不意味着“倦勤大位”，依然构不成太子李亨即位的充分条件，何况在“幸蜀”的这段期间，唐玄宗并没有“倦勤大位”，而是仍然主持着全国的平叛工作，并尽最大可能履行了大唐政府“掌门人”相应的职责，如对中央和地方的有关人事，进行了调整，并先后任命了崔圆、房琯、崔涣三人为宰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危难时期中央政府的感召力，为收拢人心、凝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庐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的同时，分别任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豐王李珙为各路都统节度使，分守外镇，为稳定局势、平定叛乱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史载，这个任命的诏书一下，“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而叛首安禄山则拍胸叹气道：“我不得天下矣”（《困学纪闻·考史》）。 显然，这种从唐玄宗身上寻找“破绽”，以此作为太子李亨即位的理由，难以叫人信服。 第二个理由：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这个理由是第一个理由的延伸，显得很客观，意思是，玄宗皇帝“幸蜀”后，因为交通不便，给请示汇报造成了困难，而且，他这一去，大唐江山、国家政权失去了凝聚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只有当了皇帝，成为社稷之主，才能放开手脚承担起平复叛乱、重整社稷的重任，这是时势使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马嵬驿分手的时候，唐玄宗通过高力士，表达了自己对太子李亨所寄予的殷切厚望，说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旧唐书·肃宗本纪》，以下引同，不注）。唐玄宗的这番话说的语重情长，但最值得玩味的还是“莫以吾为意”这一句。怎么值得玩味呢？我的理解，它至少包涵两层意思：一是从父子感情角度，劝慰太子李亨不要担心、惦念父皇；二是从君臣大义角度，提示太子李亨，在这特殊时期、特殊境地，不必拘于常礼，一些关乎平叛的大政方针，不必常请示、常汇报，完全可以自行决断。这两层意思是否符合玄宗的本意，姑且不论，但玄宗对李亨予以了绝对的信任，确是他溢于言表的不争事实。 有了这种绝对的信任，李亨即便不当皇帝，照样可以放开手脚承担起平复叛乱的重任，可李亨偏偏还是另起了炉灶、当了皇帝，这就不能不引起人的深思： 交通困难，请示、汇报不方便，就得自己当皇帝吗？这样的逻辑说不通。其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肩负平复叛乱职责的天下兵马元帅，太子李亨完全可以随机应变地处理军政等有关事宜。啥事该请示、啥事该汇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交通情况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二，唐玄宗已经充分地放权，在这个权力范围内，太子李亨无论把该办的事情办好还是办坏，完全取决于他的能力和责任心，请示、汇报作为外部因素，不是问题的关键。 国家政权失去了凝聚的核心，同样是一个伪命题。道理很简单:玄宗皇帝一没有死，二没有退位，何谈失去了凝聚的核心？难道玄宗皇帝在长安就是核心，在洛阳也是核心，在蜀川就不是核心了吗？ 无疑，这种把客观条件作为托辞，当成太子李亨即位的理由，依然不能叫人信服。 第三个理由：万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这个理由是前两个理由的补充和发挥，很有迷惑性，意思是，在这国难时艰的时刻，老百姓都期望着、各种祥瑞也兆示着，能有一个明君，来拯救他们于水火，这个明君不是别人，就是您——太子李亨，这是百姓的意愿、上天的选择。 毋庸讳言，玄宗的“幸蜀”，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老百姓对他的期望，肯定已经大打了折扣，但这不等于他们已经不承认玄宗这个皇帝。马嵬驿六军不前，请诛杨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灵武即位前，老百姓对太子李亨确实充满了期待，但这种期待绝非希望他取玄宗而代之，而是因为他是太子，最能代表玄宗皇帝，成为领导他们“戮力一心，为国讨贼”的统帅，也正因为此，当他们听到了李亨治兵河西的消息，不仅兴奋地说道：“吾太子大军即至！”这样的情愫，和李亨的拥戴者们所借题发挥的，是“万姓颙颙，思崇明圣”，一点儿都沾不上边儿。 但善于包装的人，往往就这样，只要是能为我所用的“素材”，沾不上边儿的也无大碍，可以剪辑、可以挪用、可以粉饰。 在马嵬驿与玄宗分手后，李亨率军从奉天北上，一天傍晚到达永寿。这时候，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奇异的景象，“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天子之气”。这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叫人犯琢磨的是这些“议者”，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一自然景象和人事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真命天子出现前的祥瑞征兆呢？这就是包装，为太子李亨的即位，抛掷“君权天授”的依据，并以此制造声势。 从平凉出发后，紧接着又出现好几起奇怪的事儿，只见“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肃宗）所憩屋腾空而去”，这就更叫人犯琢磨了。如果说，天空出现彩云、大军惊起白鹤，是一种普遍现象，还可以解释通的话，但黄龙从屋子里飞出，而且还是从李亨的屋子里飞出，这就是“个案”了。如果不是天意，谁能人为地造出这样的景象？恐怕没有人造得出。所以，这真命天子是谁，已经不言而喻。 到达豐宁南的时候，李亨想从黄河北渡，以保豐宁，这时候“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真是神的不能再神了，不光天子的人选定下来了，连即位的地点也都选妥了。如此的环环相扣，终于达到包装的极致。然而，包装的再极致，终掩不住蠢蠢欲动的野心，魏少游在灵武“预备供账”，与此遥相呼应，早就做好了太子即位的各项筹备，当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借“人事”的鼓吹、假“天意”的炒作，凡此种种为太子李亨即位所包装的理由，同样不能叫人信服。 面对如此三点叫人不能信服的理由，太子李亨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谏下，最终还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恰恰说明：唐肃宗的即位，根本谈不上即位，而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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